在青州入党
1923年夏，我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在思想上活跃，政治上敏感，社会活动居青州几处省立学校之首。在教职员、学生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各种进步书刊很多，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300多名学生教职员中订阅160多份，团中央报纸《中国青年》也订有几十份。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各界人民纷起响应，罢课罢市，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我校于6月某日，也开始罢课，校长宣布罢课时，语言极为沉痛，同学们听了义愤填膺，竟至放声大哭。第二天，我们即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我在的一组到城西几十里外的农村宣传，我们对农民讲了很多，农民听了不是那么沉痛，有的甚至没听懂我们宣传的是啥！有人问我们：“先生！你宣传的什么教呀？”我们听了，既着急又感到没有好办法唤起民众。回校后反复交谈、议论些问题，急切地想找进步组织，找先进思想，找唤起民众的好办法……从这时起，我经常与对桌的顾希哲交谈思想，并议论在罢课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由于受他的启发引导，6月末放暑假前，便由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暑假过后，通过在校内校外活动，阅读进步书刊，我逐步提高了觉悟。在接触到的革命党人中，有的思想进步，行动积极；有的口头上、形式上还算积极，实际行动并不然；也有的连口头上、形式上都不积极，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我认为最好的是我同班同学商勤学。他主持阅书社，为同学代订进步书刊，我常与之交谈，并常议论《向导》周报上的时政文章及有名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在多次的交谈中，我流露出想找共产党的思想，1925年11月间，商勤学便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那天，商勤学带我到城南五里涝洼村小学填表。
欢迎王尽美
1924年，九十月份的一天，我班的班长告诉我：今天晚上，在大教室内召开欢迎王尽美先生大会，由王先生作讲演，内容是他去欧洲考察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凡十中学生、教职员工可自愿参加。
晚饭后，同学们都陆续来了，约有300人左右，挤满了整个教室。掌灯后，王振千老师与王尽美一起来了，教室里响起了欢迎的掌声。会议由王振千老师主持，他首先对王尽美作了简要介绍，然后请王尽美登台演讲。王尽美讲了约一个半钟头。讲演的大意是：欧洲大战规模大、时间长、劳民伤财，有许多人倒在了战场血泊中，牺牲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工农大众，他们出力最大，而在战争中发财、享受战后最大战果的却是那些大老板、大资本家、大官僚、政客，是那些原先统治压迫人民的剥削者。独有俄国劳动人民于战争后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大革命。俄国的劳农政府（苏维埃政府），是由俄国劳动人民工农大众的代表组成的，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王尽美讲完后，王振千老师说：“王先生的演讲很好，给我们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会后，各班同学可组成小组进行讨论，后天我们召开各组长会议，汇报一下讨论的情况。”王老师讲完即散会。
几天后，王振千老师在一次上国文课时，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欢迎王尽美先生》，让我们每人写篇文章。又过了几天，王老师在上课时，把批改的文章发给我们，并把自己写的一篇读给我们听。他的文章，铿锵有力，现在只记得主要的语句有：“石破天惊，欧洲大战，星火燎原，全局乃变。”下文分三段，各段都以“欢迎先生”的起句：一、“欢迎先生，当代之英，奔走呼号，振聋发聩。”二、“欢迎先生，游欧归来，广布所见，开我眼界。”三、“欢迎先生，矢志民众，农民运动，劳工神圣，人民觉悟，革命成功”，（或“精诚所至，世界大同。”）王振千老师在每段标题之后，还有一段阐述，使我们对王尽美演讲的内容理解得更加深刻了。王振千老师还列举了我们当时最痛心的胶济铁路问题，进一步说明劳动人民在战后仍然受压迫的道理。他援引王尽美的话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即在青岛、济南间强筑了一条胶济铁路，横贯山东腹地，作为掠夺我国物资的吸血管。从此，山东人民饱受其害。欧战结束了，中国是协约国之一，是胜利国之一，按说从战败国德国人手中收回主权，应是天经地义的。不料，在法国凡尔赛第一次所谓“和平会议”上，竟决定日本国继承德国人在山东的权利。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所谓第二次“和平会议”上，经我国据理力争，最后决定要我们中国拿出四千万元，赎回胶济铁路。我们自己的土地，被强盗侵占，我国战胜了，还要拿出巨款赎回被强盗侵占的财产和主权，真是岂有此理！之后，胶济铁路收回了，青岛也收回了，劳动人民却还是无权过问，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争权夺利、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管。所以，民众不唤起，革命不成功，人民还是要受苦。
听了王尽美的讲演，又听了王振千老师“欢迎王尽美先生”的文章和所作的解释，我们对欧洲大战的性质和战后的形势，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尤其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道理在一般历史、地理课上是听不到的。
听王尽美讲演时，我只知道他是山东诸城人，游欧归来后是通过王振千的介绍，来校讲演的。直到1925年冬，我入党后，才听商勤学说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先后去过苏联，去过欧洲，目睹了一些战后情况。他回国后，跑矿山，下工厂，到农村，四处积极宣传，做唤起民众的工作。
1925年8月，王尽美病逝了。他的一生是为革命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实在可敬。他的逝世是党的一大损失，实在可惜。我与商勤学对他的早逝，都哀叹不已。以后，在长期艰苦的岁月中，每次在报刊文献中见到王尽美的名字，我就很自然的回忆起在青州参加欢迎王尽美讲演会的往事。
孙中山逝世追悼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青州省立第十中学为此贴出了一张布告：“孙中山先生病故，校中因消息迟滞，直到今天9点钟才能证实。宗邦伟人，遽尔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惊骇。本校于10点钟起放假一天，以致哀悼……”看过布告后，同学们在教室、校院、宿舍，三五成群纷纷议论，大都惋惜感叹。有的说：“伟人去世，领袖乏人，国家形势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有的说：“孙先生一去，军阀官僚更无所顾忌了。”也有的说：“孙先生去世了，国内先进分子、仁人志士会奋发前进，或能使革命形势更快地发展。孙先生逝世，要化悲痛为推动革命的力量！”但也有些同学对孙中山先生逝世漠然视之，只是坐在教室里读书，写字。那些平时积极宣传革命真理的同学，如王元昌、赵文秀、商勤学、王元盛等，为了扩大宣传，早已到外面奔忙去了。约在3月15日，青州各界人士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大会”，具体地点是在一个平平的广场上。这次追悼大会，会内会外有三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
（一）上午9点左右，人们陆续来到，约有1500人。有些单位在队前打起横幅，写着单位的名称。但有一个单位，在会场中用一方块白布，临时用毛笔写上黑色大字：“城东圣水庄劳动农民”，很引人注目。从此我便知道圣水庄是革命的先进村。
（二）我的班主任王振千老师，在会上作了激昂悲切、感人肺腑的讲话。王老师身材矮小，声音很高很尖，当他讲到孙中山先生逝世，今后革命怎么办时，一字一句地高声说：“孙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我们要遵照孙先生遗言，继续努力，唤起民众，把革命推向前进。”王老师讲得非常感人，当他讲到“孙先生说过”时，两臂前伸，两手举起，接着又两拳抱成一块，两臂弯曲，随着“革命尚未成功”的声音，两手落在左肩上，随着“同志仍须努力”的声音，两手两臂向前展开，伸向会场。整个动作浑然一体，非常有力。此时，会场中杂声渐无，听众深受感动。会后不久，在一次博山同乡会上，有个“四师”同乡对我说：“你们的班级主任讲得真好！”
（三）散会后回学校的路上，大街两旁都是各种颜色的标语，写着当时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国民党党纲。教会学校守善中学校门两旁也都贴着大量的宣传品。会后几天，校内阅书社大量出售《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留下的政治遗嘱，致苏维埃共和国大联盟（即苏联）的信，对家庭的遗嘱，在校内校外到处张贴、赠阅。
十中校内还传阅着大会宣传品，一是鼓词式的说唱材料。至今我还记得头几句：“说的是1866年，有一位英雄降世间，他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姓孙名文字逸仙，到后来转日本改了名，革命的领袖号中山。他在日本奔走联系各方面组成了同盟会这个革命领导机关，你要问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吗？他宣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二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大事记，文字很长，都是从孙中山的著作中摘录的。其中有一段写的是1924年，孙中山为了截留关税，与帝国主义者斗争的经过。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段话：“力竭财匮，无可挹注，截留关税，以资发展，竞致外人大哗，群起干涉，调军舰，升炮位，以向广州。外人所以野蛮示威者，为先生可以武力取也。而先生从容镇定，不发一兵，不废一弹，向英国工党政府据理力争后，促使列强军舰下旗启锚，逡巡退却，不敢再问……”
王振千老师曾对我们说，孙中山先生给英国工党内阁的抗议照会内容：一、揭露工党政府声言援助弱小民族兴起的假面具；二、说明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满清政府与外国人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未废除前，我们还是遵守的；三、外国人从关税收入中留取赔款定额后，所余税款应交中国政府支配使用。至于交北京军阀政府还是交设在广州的中国革命政府使用，那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过问。这一段文句，我当时反复阅读，所以至今还能记忆。因为它写出了当时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反帝爱国的心声，值得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全国掀起的广泛深入的民族民主运动，使广大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同年5月爆发的反帝“五卅”运动，就与此有内在的联系。
在艰难中前进
我自参加两个党后（当时统称跨党），政治上有了指引，思想上有了主宰，行动上有了依托，校内各种群众性政治活动，学术活动，我都主动参加。诸如同学们自愿组织的剧团，学生自治会、读书社、课外选择的体育项目；在校外参加青州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反帝大同盟、反宗教大同盟、“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等社会活动。
由于学生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日益高涨，引起了地方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认为对学生应严格管束，不能放纵；同时也引起了校内守旧势力的注意，他们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安心读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不应多参加。这些认识在学校各方面时常表现出来。1925年暑假以前，学校当局主张按时举行学期考试（目的是借此阻止罢课），多数学生主张这次学期考试不应举行，因为“五卅”运动后，我们进行罢课、宣传游行、集会等，20多天学生校外活动多，未能坐下来读书，要求除毕业班外，都应移到下学期补考。学校不同意，相持不下，争论结果学校不得已作了让步，允许移至下学期补考。在是否按时举行考试争论相持不下时，我和几位同学晚上在房间里商议对策，被学监侦知，暑假期间，我的家长便接到一封油印信，内容是：“学生阎宝玉（我那时的名字）性情粗暴，举动多舛，不守校规，屡违师训，照章应即令其退学，但因……故从宽惩处，记大过一次。”接到这样相同内容的信共有5人（我班有2人）。
军阀张宗昌为加强他的反动统治，将青州附近的几个县划为一个“道”（相当于现在的地区），设道尹及其统治机构若干。记得1925年下半年，该道尹曾到我们学校三次检查书刊、听课、对名册等，结果进步教师王振千被迫辞职外逃，有两个同学被迫退学。反动道尹声言一定将不法分子查清楚。
北伐军自广东出师后，不出数月即挥师到达武汉，并很快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军威大振，中外瞩目。长江以南的军阀官僚纷纷溃逃；北方的军阀官僚预见自己末日将至，各自打算倒台后的出路。青州道尹于1926年上半年到济南安排倒台后事宜，一去不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彻底背叛革命。从此，蒋军所到之处，首先勾结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镇压共产党员。因此，北方军阀官僚乘机反共、捕共的气焰更加凶狠了。青州的政治环境在急剧演变，党组织在艰难中前进。1926年暑假，我到青州四师学习，这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因北伐军进展顺利，社会上人心振奋，学生思想活跃，党组织的发展也很快，仅我所在的四师即发展新党员10余人。省委决定在青州建立党的地方委员会，派宋伯行任书记。宋到职是五六月间，他分几处召开党员大会（十中、四师党员是在西门外范公亭一侧开会的），他与大家见面，并讲了话，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宋是潍县口音，据说，此后不久在济南被军阀逮捕杀害。
1927年暑假期间，地委在城东圣水庄办了学生党员训练班，时间10天左右，受训的党员是两个省立学校的学生党员，我也参加了。圣水庄农民党员数人参加。讲课人有：吴芳讲政治问题，即党的性质、党的原则、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等；王伯阳讲组织问题，即党的组织机构，党员的权利义务，坚持党的原则，向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等（后来听商勤学讲，王伯阳在1927年下半年于上海被捕，遭反动派杀害）；李金鸣（原济南一师学生）讲青年运动，还讲了一次山东国民党几派和与我们斗争的情况。训练班还给我们讲了一次青州车站日商铃木丝厂的工人运动情况，并动员我们分组到铃木丝厂做临时工一次。
1927年末寒假前，一天下午5点，李玉鼎同志到四师学校传达室找我，见面后他自我介绍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是省委派他来青州工作的，因有些新发展的党员，思想觉悟亟待提高，省委决定解散青州地委，另立总支委员会，他任书记。他说：“今天来与你联系，以后有事，我来这里找你。”李接着又说：“现在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我党已经举行了南昌暴动，国共合作不存在了。现在中国已有红军两万多人，在向广东进发。青州党员杜华梓已经叛变，到县保卫团当秘书了，要立即与此人停止联系，并注意其行动，加以防范。你们学校不久前发展的党员，凡是已经消极动摇的，立即停止与他们联系。你校还有个同学很好，可去联系他（事后，我到附小去联系过这位同志，他就是彭瑞林，益都人）。”李玉鼎还指示说：“四师支部你暂时负责，随后再研究。”又问我明年还来不来这里读书？我说不一定能再回来了，因家庭经济困难，学校津贴等于没有。
兴办农民协会
1927年暑假期间，约在七八月份，一天午饭后，我正在家里休息，有人来叫我，我迎出门外，来人问：“你是阎康侯吗？你认识商勤学吗？”我回话之后，来人说他叫蒋西鲁，从博山来。说我的组织关系已从青州转来博山。今天特来与我联系。他说，我们博山党组织负责人是蒋敦鲁，他是交通员。博山的联络点是集成石印局。你们区的组织负责人以后会来与你联系。蒋西鲁问我：“暑假后还去不去青州读书？”我说还去。让他到家休息，他不肯；留他吃饭，也不肯，就走了。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与博山党组织派来的人接触。
寒假期间，我与家庭商议，决定退学后在本村小学教书。在“清明”前后的一天，博山县第七区党的负责人谭立民（谭克平）来找我，他首先说明了自己身份和来意。他说：“蒋介石已经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党，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结，狼狈为奸，已经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即到我省。如他们来到我们家乡，我们的同志能在当地隐蔽者就隐蔽下来，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如农民协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谭说博山县的书记仍是蒋敦鲁，本区还有几个同志，必要时再介绍我与他见面。我对他讲：“在青州上学时，去年上半年发展了两个本县同志入党，刚参加时很积极，下半年即消极动摇，我退学前，即与他们停止联系，他们现还在青州上学。”
1928年三四月间，我们在本村及邻村联系了几个上层知识分子、回乡学生和稍有文化而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农民六七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农民自治会，以举办公益事业提倡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宗旨。我们一面协助几个邻村联系宣传农民自治会的宗旨，同时在本村成立农民夜校，利用村小学房子，教未上过学的青年农民识字、唱歌，还发动农民整修本村被大雨冲毁的道路。村民们见我们办的是好事，都很欢迎。我们还在本村组织起“烟柳宅”阅书社，集资购买一些日用通俗书画，也买了一些普罗文学的进步书刊。未上过学的或稍有文化的农民有了书看，失学回乡的青年及知识分子们也有书可读了。
附近乡村对我村农民自治会很赞许，并有几个村也开始举办农民自治会。这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来到淄博一带。我们把农民自治会改称农民协会，好在农民协会名义下做些实际工作，否则他们是不允许农民组织存在的。六、七两月，农民协会发展很快。我村也于6月正式成立农民协会。开会员大会之日，国民党县党部派人到会讲话（是我十中同学赵干唐），记得冯毅之也到会讲话。邻乡一些村庄也相继成立农协。7月，我区农协即宣告成立，我参加了区农协领导工作。区农协成立后，首先改革太河集市上官斗、官秤。所谓官斗、官秤是当地豪绅凭借官府名义设立的，农民在集市上卖粮卖物时，价格面议后，必须经官斗、官秤计量后才算成交。尤其是卖粮必须多一、二斤才能卖出一斗，农民备受剥削，敢怒不敢言。官斗、官秤宣布改革后，大受农民欢迎，纷纷传说农民协会真为农民办好事。国民党县党部对此事表面上赞许，实际上害怕。他们对区农协机构内我们几个人也是表面上欢迎，实际上怀疑，尽量限制我区的做法不扩展到其他区。他们还在各区、乡成立了御用的农协，约10月间成立县农民协会。国民党还对我采取调离本区的办法，先安排我在县农协任三个监察委员之一，接着又调我去县教育局，任四个学区教育委员之一，任务是一个学区的学务监督。他们把我调出农协的目的不言而喻，我深深地感到谭立民所谈“做些公开合法工作”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后才知道，这就是陈独秀的合法主义、投降主义政策。可见，1927年虽然开了“八七”会议，陈独秀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的错误路线，在党的基层中仍未彻底肃清！
虎口脱险
1928年，国民党军队到淄博一带后，博山县国民党县党部于6月初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我也参加了。我到博山城的当天，在区教育局见到七区中共负责人谭立民，谭告诉我：济南“五三”惨案，是日军阻止国民党军队人城，双方相持不下，日军将我国的外交特派员杀害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撤出济南移到泰安，目前此案正在交涉中。谭又指在旁的张学五说：学五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指张是共产党员）。谈到这次开大会，是让大家先见见面，通通气，宣传三民主义，宣布今后工作方针和措施。这次会议由蒋敦鲁主持。
次日，开会前在会场上见到蒋敦鲁。谭立民给我们相互介绍过后，蒋匆忙地说：“康侯同志，你来了。今天先开大会，大会结束后再谈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博山县党组织书记，往后再未见过面。大会尚未开始，蒋西鲁坐在我的后面，高声喊：“康侯！”我和隔座的一个人同时回头，蒋西鲁笑着说：“你俩都叫康侯啊！一个姓阎，一个姓刘，这一下认识了吧！”我们几人都笑了，从此我认识了刘康侯。
大会开始后，蒋敦鲁先讲了一通，接着唱国民革命歌，介绍县党部主要负责人（我都不认识）。大会上有两件事，使我非常气愤。一是到会人中除少数小知识分子外，多数是本县和区、乡知名的上层人物，我家乡一带，有些平时不见有什么革新表现的人，这时竟成了大摇大摆的国民党员了。二是，本县保卫团团长梁溪三，著名士绅梁碧清，都是我县数代官僚的后裔，这次也参加大会了。蒋敦鲁大声介绍：“有一件事在这里告诉大家，梁溪三、梁碧清都是国民党员，过去因职务关系始终隐蔽着，今天特在这里说明。”二梁也接着表示要忠实于革命宗旨。唉！这是些什么国民党员啊！革什么命呢？我气愤极了。
第二天，我不等会议结束，就向谭立民请假去益都师范办理退学手续。我与谭立民谈起了昨天的观感，谭立民只叹气地说：谁晓得他们是怎么搞的，我事前也不了解这些情况，随他们去吧，我们干我们的。我办理退学手续回家后，不管县党部的派别斗争如何，只把主要精力用于农协工作。在区农协成立时，我区农民协会会员已达千余名。这时，国民党内部群狗争食虽各怀疑心，但他们反共捕共却是一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逮捕谭立民未获，因立民早已逃往济南（后在济南被捕）。这时，国民党还逮捕了嫌疑分子4人，其中有张学五、丁锡九，拘押月余释放。后来，见张学五在县党部工作，我从此未与他联系，他见了我也不讲什么。1929年初，听说冯毅之因国民党到他家逮捕他，他急中生智越墙而逃。
1928年11月间，国民党进行党员总登记，目的是清共。这时，凡从益都回乡的学生都被怀疑为红色的，我也不例外。有些人多方探询我，如赵干唐曾对我说：“现在形势很乱，有的自首了，有的逃走了，你知道吗？”很明显这些话是讲给我听的，我只说不知道。当时我考虑，不去登记会更明显地暴露了，于是我便去登记了。那时明知他们不会把我登记住，我也不希望登记住，只求能隐蔽工作罢了。登记过后，我还在教育局工作。从此，我与国民党隔断关系，不与县党部方面来往了。
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在县立第一小学开纪念会，教育局派我们几个人参加。我们走到第一小学操场边，遇上王福增老师也去开会。我俩谈了几句话便一同走进会场。王福增于1925年在益都城南涝洼村小学任教师，共产党员，我参加党就是到涝洼小学填表的。以后我又到涝洼小学数次，与王福增很熟悉，当时他表现很好。后来他自首叛党，于1929年3月初到国民党博山县党部负责。这次与他突然路遇我感到不妙，便在纪念会开始前，悄悄离开会场，回到了教育局。午饭过后，张学五匆匆跑来我处说：“王老师开完会回到县党部时问我：‘可认识阎康侯？’我说‘认得。’王老师接着语气很重地说：‘哼！他是老同志了。’王已叛党自首，看来居心叵测，请你注意。”张学五匆匆去后，我马上写了因病辞职书，向代局长、县督学李自信说明：王老师在此，我必须离开，否则也连累你们。他叹了口气说：“你快离开吧！”随即在辞职书批了个“准予辞职”字样，并发我一个月的薪水。当日下午我便离开了博山城，翌日中午抵家，接着到邻村熟人处筹借了路费。14日天未亮，我绕山路步行到淄川，乘火车经青岛、大连抵沈阳。据以后家人谈，我离村后第三天，国民党博山县党部派来两名警察，到我家逮捕我。因我没在家，即凶狂骂人。后由我村地保出面，请他们喝酒吃饭，每人给5元路费，次日他们才回城交差去了。
我在逃往东北之前，博山的中共党组织实际解体了。我所认识的几个党员，有的叛党，有的逃跑，有的消极了。又因我外逃仓促，无从找组织，到东北后，组织上失去了党的关系，但思想上未忘记党。我的生活出路尚有熟人关照，只是对党的一片肺腑之情，竞无一人可以倾诉，整日苦闷彷徨，忧心如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