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北伐军到了曲阜，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更换了学校领导和大部分教师，一批朝气蓬勃、思想活跃的青年男女教师进了学校，教学方法和内容也有了较大更新，取消了读经(即四书)，增设了现代文，一些进步书刊如《语丝月刊》在学校也能看到。学校的社会活动也逐步增多，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杰东和一些进步学生始终站在浪尖上，如参加声讨济南惨案凶手、声援抵制日货的曲阜学生、市民大游行，演出《一文钱》，张贴“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标语，向群众演讲，批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等。在这些火热的斗争中，杰东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今后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使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杰东对国民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对那些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耀武扬威、专于耍弄手腕、胸前佩带国民党徽章的学生不屑一顾，不与为伍，并嘱我“少接近这些党狗子。”
1928年秋，我和杰东一同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和我们一起入校的还有邻居蒋氏三兄弟(蒋连和、蒋连秀、蒋连穆)。入校不久，我们结识了一位同学程懋谦(后改名程铭汉)，此人心胸坦荡，性情刚毅，天赋聪颖，辨别问题清晰，还写得一手隽秀行草字，很受同学们爱戴，遂与程结为好友，经常谈心，思想认识颇为一致。最难忘的是1929年春的那次学潮，当时，学校伙食很差，每月伙食尾子不公布，引起学生的不满，杰东和其他几个同学代表学生向学校当局反映，惹恼了训育主任“王麻子”，他不但不听学生的反映，反而借学生打架之名，挂牌开除六名学生。为此，学生们愤怒了，全校多数班级集会声援，进步老师对开除的学生表示同情。是夜，有同学把电线割断，全校一片黑暗。学生群情激愤，高喊“打倒军阀校长王勉民、训育主任王麻子!”校长听到喊声吓得逃跑了，王麻子被学生抓住，打了耳光，泼了一身污水后溜掉。学生随即组织了护校自卫队，拿出体操、武术器械当武器，以防有人借机打砸抢，搞破坏。随后，校方策划由军警和当地驻军包围学校，镇压抓捕闹事学生。这消息由进步老师褚步程、赵笃生通知了我们及其他闹事的头头。我们立即离校，不坐火车，不走大道，隐蔽回家。回家不久，得知我们走后军队即包围了学校，警察在济宁火车站严格检查过往行人。之后，接到了校方通知，杰东、程懋谦、蒋氏兄弟二人和我等六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为了继续求学，我由钱汝洲改名为钱文涛，堂弟钱汝滨改名为钱杰东，到济南正谊中学找原七中教师褚步程，办理了报名插班手续。正好与已改名程铭汉的程懋谦同学在一个班，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1930年秋，我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前期三年级读书，和杰东仍经常往来。每次去都看到他与程铭汉在一起，有时阅读进步书刊，有时议论国事，有时和其他同学谈话。到1931年，国内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很高，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赴南京请愿，游行到总统府，和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学生数人，社会舆论哗然。杰东和程铭汉等发动济南学生赴南京支援请愿学生，遭到山东顽固派的残酷镇压，火车不准开动，他们坚持卧轨，终于成行。此时，杰东已由程铭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活动都是由党领导开展的。
事过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早饭后我去正谊中学，刚过鹊华桥，遇到杰东他们的房东老太太，她小声对我说：“我家门口军警特务正在抓人，程同学已被抓走，钱同学外出了，……”我听后立即返校，途中正遇到杰东。他心情沉痛，严肃地对我说：“铭汉同学已被抓走，目前我不便出面活动。这段期间，你也别去找郑庆卓、鹿效曾(山东早期党的活动者)。待过几天，你想法去了解程铭汉关押在何处，争取和他接上头。”约过了月余，学校通知门房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见是一穿着朴素，面目和善慈祥的老者。他说，有人带给你一张纸条，说着从衣角里翻出纸条给我看。我一看那流利的字体，就知道是程铭汉的。送信者诚恳地说：“我是普利门外小清河边省四监狱的清洁工。你去探监时，要说是亲戚关系，东西不要送多，检查很严，其实送的再多，犯人也得不到多少。”我付了来人一块银元，再三表示感谢。老人走后，我买了一件毛衣，一套内衣，几双棉线袜，又买了十几个咸鸭蛋和冰糖、白糖各一斤，去探望程铭汉。一进监狱，阴森凄惨，冷冷清清。监狱守门盘查甚严，问来自何处，探会何人，什么关系，送什么东西……盘问完毕，又对所送的东西一一检查，连咸鸭蛋也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检查完，随着狱卒的一声喊叫，铭汉戴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由远而近来到一个三四公分，上写“大耳朵”的对话口。只见他面黄肌瘦，两手使劲提着脚镣。一见面，我俩都极力忍着，不让眼泪流出。片刻，铭汉说：“你告诉杰东，我被叛徒出卖了，要他谨慎小心，慎重接触不相识的人，少去新开的‘读书社’，那是复兴社开办的。”约摸过三、五分钟，时间到了，我们相背而走。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扑簌籁地流了下来。
回来后，我含泪向杰东陈述了探监的情况。杰东心情沉痛地说：“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前面还会有牺牲。今后，铭汉同学狱中的联系照顾就由你负责了。”在济南时，我经常买些东西去狱中探望铭汉。他虽然面目黄瘦，但精神刚毅，言谈沉静。后来我去了齐河县教书，直到1934年寒假路过济南再去探监时，才知铭汉同学已在狱中病逝，年仅21岁。(粉碎“四人帮”后，张春桥、江青罪行材料之二中说，张春桥是比程铭汉低一级的学生，外号张小眼睛，程被捕是张春桥伙同史地教员祁玉蒲告密所致。
1939年2月，我离开了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大队三支队，只身返家，在泗水葛山口正巧遇上同学夏传玺，彼此又惊又喜。他告诉我，江洪(钱杰东这时已改名江洪)现在宁阳东庄，负责泰泗宁中心县委工作，夏也在那里。边谈边找了一户人家，说是这个村的村长。村长热情招待了我们，虽正值青黄不接，还想法给我们做了可口的面饭。饭后，夏又向我简单介绍了泗北敌我斗争形势，并说，你回来就好了，详情等江洪过两天回家时再给你谈。不几天，杰东回来了，他面色消瘦，但精神很好。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泗水的政治形势，让我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团结一些人。当时，我们村的孔宪德、程子文、钱广坤、钱邦社、钱邦印，董庄的孔凡生等都是在杰东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0年春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我和杰东在家促膝长谈。我们从泗水县谈到全国整个形势。杰东说，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已成主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已暴露无遗。我们今后的斗争将会更加尖锐复杂和残酷。那晚，寒气袭人，有一片浮云遮住了月光。杰东慢慢站起来，深沉地说：“月光永远是明亮的，浮云只是暂时的。”当时我俩共吟了一句杜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谁知那晚上谈话后的离别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时隔一年，杰东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由于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9岁。1945年10月，杰东遗柩运回泗水，葬于本村林地。安葬时，地委和邻村近村代表五、六百人参加。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我代表曲泗县委并以兄长、同学、战友的身份致悼辞。
每每回忆往事，杰东的音容笑貌不时浮在眼前，使我难以忘怀。杰东一生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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