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我苏鲁豫区党委发生了一起由混进革命队伍的暗害分子王宏鸣、王须仁伙同白子明发起的一场“湖西肃托”事件，包括区党委委员多位老同志在内的300余名党的优秀干部被冤杀，我父亲朱秀章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杀害。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传说他们还要抓其家属。母亲吓得要命，便带领我们兄妹三人和表弟唐朝平逃到了陇海铁路南，投奔至新四军四师抗敌纵队的亲戚处，我当时虚12岁，表弟10岁，被送到抗敌纵队宣传队，后来又转到涡北保安司令部宣传队，直到1940年底。因当时年纪小，又时隔60余年，许多事情都记不太准确了，但有几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
当兵第一天，我开了次小差。大人带我们到宣传队，不大会，队长来了，可能看我俩太小，便有意考考我们，叫我们唱几支歌给他听，我俩便放开喉咙一口气唱了五六支抗日歌曲，准备再唱时，队长说:“哈!会的不少吗，唱的也不错，留下了，留下了。”于是我们便成了新四军的小战士，心里十分高兴。晚饭后，突然队长吹哨子叫集合，说是要出发转移，我一听，心里就慌起来了。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长期住下来的，妹妹和母亲就住在后村老百姓家，我随时可以抽空去看看她们，我们走了她们怎么办，万一鬼子来了，她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太危险了。再说父亲刚死，现在又要母子分离，而且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面，越想越急，越想越怕，便趁着别人不注意，背包也没敢拿，一个人偷偷溜到村后去了，听听村前打谷场上同志们正在拉歌唱歌，便直奔后村而去，先在地墒沟里爬了一阵，回头看看没人追，便一口气跑进了她们住的那家大院里。妹妹正在院里和村里的小孩在玩耍，母亲坐在房门口和人谈话，一切平安无事，我才放了心，母亲看到我满头大汗的进了门，便过来问我怎么一个人跑回来了。
我说:“队伍要走，我不放心你们，回来看看。”她又问我队长知不知道，我没话讲了，她心里也明白了，便一面劝说，一面解释，叫我放心大胆的跟着队伍去打鬼子，不要记挂她们。正说着，忽听马蹄声，回头一瞧，一位同志正牵马进门，手里还提着我的小背包，并大声的说:“哈，你这个开小差的看你还往那里跑。”过去曾听人说，凡当兵的开了小差一旦被抓着轻则痛打一顿，重则枪毙。我当时想，这下子完了，就急忙往母亲的背后躲，接着又听那位同志和母亲打招呼说:“大家集合时一看少了他，都急死了，兵荒马乱的四处是敌人，万一出了事，怎么是好呀，我估计他可能跑回来了，就骑马来追，现在好了，没事了。”母亲招呼他坐下喝杯水，抽袋烟。他说:“不啦，来不及啦，我马上还要回去赶队伍，他若实在离不开你，就让他在家里再住几天吧，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回去也行。”我一听，大大的放心了。于是赶忙讲:“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两个妹却拉着我叫我陪她们玩一天再走。我心想，你们就别再给我添乱了，推开她们就往门口走，那位同志把我抱上了马，和母亲打了招呼，便上马出村了。路上他说:“一个老百姓要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要过好几个关口，首先就是家庭关，有的舍不得父母兄弟姐妹，有的舍不得妻子儿女，这些人都当不了革命战士。再就是地域关，他们愿意参加革命队伍，但只想在家门口干，一旦离开乡，离开区就害怕了，一旦队伍出了县，他就要开小差往家跑了，你第一关就没过好，下一关就更难说了。”我听着心里好不高兴，便回他一句:“以后就是队伍开到云南鳌子国去，我再也不会跑回来了。”他说:“哈，看不出你这小鬼觉悟的还挺快，志气还不小啊。”我俩说着说着就到了集合地了，队伍已开始上路，宣传队正准备起身，看到他们，我心里又后悔又惭愧，生怕大家会挖苦我。可是，同志们并没说什么，叫我赶快站到队伍里去，便和大家一同上路了。
二、
第一次个别谈心。我们宣传队大约有30来人，全是男的，我们几个小队员主要任务是唱歌跳舞，唱歌时我们代替女声部，跳舞主要是跳集体舞，动作并不复杂，可是有些动作我老是跳不好，心里挺别扭，那天吃过晚饭，我便一个人跑到村西头打谷场上练了起来，我正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一边念一边跳，忽听有人讲:“那是小幻洲吗，你一个人在跳啊。”因为天黑我也看不清是谁，他到跟前，才发现原来是队长，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这两个动作我老是跳不好，老影响大家，想抽空来练练。“他高兴地摸着我的头说:“你练，你练，我来帮你看看。”我们俩练了一会就回去了。第二天开会，队长讲了几件事后就把我昨晚练舞的事讲了，还表扬了我，要大家向我学习，我心里又高兴又不好意思。这事过去不久，有位叫朱子贞(后改名叫朱子铮)的同志哥约我到村外逛逛，出了村他拉我在一个小树林里坐下说:“你来宣传队快两个月了吧，进步挺快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我使劲点点头，他又说:“你父亲叫朱秀章吧”。我一听，心里又开始发毛了。因为父亲是被人当作托匪杀死的，我一直不愿在外人面前提到他，也生怕别人提起父亲，认为父亲的事很丢人，很不光彩，这次，他不但提起了父亲还讲出了他的大名，实在令人既难堪又害怕，他看我低着头不说话，便又说:“你父亲不是托匪坏人，他是一位很坚定的老党员，是党的好干部……我听着听着就趴在他怀里哭了起来，一肚子的委屈、伤心和悲痛，尤如黄河决堤，怎么也止不住了，他一面摸着我的头一面说:“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的，咱们每个同志都要随时做好这个准备，你父亲牺牲了，他是党的光荣，是咱们学习的榜样，咱们活着的人，一定要下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你是革命者的后代，更要当好革命的接班人……”这次个别谈话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许多，觉得一切都更加的亲切、温暖、可爱和美好。
三、
乳燕学飞。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有人把我拉了起来，说:“快，快起，鬼子来了。”我正迷糊，便听到村外炮声隆隆，于是便七手八脚的穿上衣服抱起被子跟同志们跑出了村子，我们在村外一片坟地里停了下来，说是等搞清情况再说。这时天又冷，心中又怕，便不由自主的抖了起来。更讨厌的是牙齿还抖的嗒嗒的直响，我怕别的同志听见了笑话我，便拼命咬紧牙关，可是不大会又嗒嗒的响起来了，我正难为情，身边一位同志哥伸过膀子抱紧着我，小声地说:“别怕，鬼子根本看不到咱们，他是在瞎打炮，吓唬人的。”又说:“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开始的时候，都会这样的，经过几次之后，就不怕了。”果然不错，第二次，第三次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时，就沉着多了，身子不发抖了，牙也不嗒嗒的响了。甚至后来如果隔多日听不到敌人的炮声，似乎还有些不习惯呢。我们没有战斗任务，但行军跑路的事却是经常的，每到一处顶多住二三天，有时一天要转移二三个地方，所以每人都必须有一双铁脚板，我开始行军时，腰酸腿痛，脚上还打了泡，到了住地，找个地方倒头便睡，拉也拉不起来，洗脚挑泡都是同志哥们帮我做的，但三五次行军之后，腿也不痛了，腰也不酸了，只是路程较远时，后半夜会胭得难过，往往是走着走着便进人了梦乡，但两只脚还在机械的前后移动着，因此，经常会撞到前面的同志，这时才会醒过来。因为经常行军，所以，鞋子是最宝贵的私人财产了，我和表弟进宣传队时，每人都带了二三双，但，没过多久，连坏加丢，就全没了。最后，只好学别的同志整天做赤脚大仙，刚开始，脚底板略的又痛又痒，但二三天后就慢慢习惯了，再往后，脚底板的皮磨厚了，赤脚的好处也就显出出来了，首先是一旦夜里有情况，穿上衣服就走，不必再四处找鞋子了，没了鞋子，背包也轻了许多，不穿鞋子，脚丫子的臭味也小了，特别是下雨天行军走泥巴路时，可以甩开膀子大踏步的前进，再不必老是担心鞋子被吸到泥窝里拔不出来了。所以，后来母亲给我们每人向老百姓买了一双旧鞋子，没穿几天就又丢了，直到我们调到涡北保安司令部宣传队时，天冷了，而且，到涡北后也从来没有转移过，这时才穿上了鞋子，还穿上了袜子。那时，每位同志身上不生虱子，不长疥疮的人几乎是没有的，这时我才知道，头上的虱子和身上的虱子是不一样的，头上的虱子是黑的，身上的虱子是白的，同志们统统叫它们是“革命虫”，“抗日虫”，捉也捉不尽。有一天，我发觉自己的手上起了几棵红痘痘，痒得很，第二天早上，便都成了脓泡泡，同志哥们帮我放了脓，并说:“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盘三圈，腿音晃里扎老营”。生了疥疮用火烤水烫时奇痒钻心，最舒服了，但，用水烫过之后会感到皮肤紧绷绷的，挺不舒服，有时队里会发些硫磺膏给大家，很有效，但不除根，我的两条腿上至今还各有一片不毛之地，全是疤痕，一根汗毛也不长。在抗敌宣传队时，多半是分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群众生活很苦，有的人家一年到头主要靠山芋、山芋叶子、山芋秧子和野菜、树皮等为生，就是大户人家，也多半是杂粮素菜，很少见到荤腥，有时我们自己也集体开火，偶尔还打打牙祭，集体开饭前还要唱支歌，我还能记个大概:“饮食蔬菜，来源非易，我们应当时时警惕，反对侵略，抵抗到底，饥时奋斗，救国救饥(有的字可能有误)。”然后队长叫一声“开饭”，大家便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在涡北保安宣传队时一直是集体开火，每餐每人发一个又黑又大的窝窝头和一点少盐无油的素菜，有人吃了之后直吐酸水，最受同志们欢迎的是那一桶豆杂面的稀饭了。稀饭很稀，但稀饭里的豆子又香又面，很好吃，大家都想多捞一点，但年纪大的同志总是让我们几个小孩先盛，有一次，几个小孩为了抢勺子把饭桶撞翻了，害得大家都没吃成，后来一位同志要约我到村外去散步，他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我不加思索的便说:“每餐给的豆子太少了，不够分的，大家才把桶抢翻的，如果能多放些豆子就好了”。同志哥听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你可注意到这里的群众吃的什么吗，他们吃糠吃野菜，把粮食省出来给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享受，不管群众死活，咱们在这里就一天也呆不下去，没有群众的拥护，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所以我们应该时时事事多为群众着想，少为自己打算，你说对吗。”我听他这么一讲，心里似乎又明白了许多道理，知道自己错了。后来在民主生活会上，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同意每天轮流派专人负责掌勺，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争抢豆子的事情了。此前，有一次吃派饭，饭后要交粮票时，忽然发现我忘记带来了，便表示回去取了马上送来。在回去的路上，我捡一只从窝里掉下来的小鸟，很可爱又好玩，我只顾玩鸟了，取粮票的事全忘光了，直到傍晚整队要出发时，忽然看到村长和吃饭的那家老大粮来了，只看到他们和队长在说什么，我也没听清。不大会，队长来问我粮票的事是怎么回事，这时我才知道坏了事，只好低着头小声说:“我忘了”。只见队长气的脸都红了，很严厉的说:“群众的事不管大小都是原则问题，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群众的事放在首位，绝不容许损害群众利益，你倒好，为了一只鸟，就什么都忘了……”又说:“说话不算数，答应的事不兑现，这样不负责任，失信于人，日后谁还敢相信你……”我被批的直冒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队长叫我把小鸟放了，不许带走，我只好把它送给那几个围着看热闹的小孩子，那位老大娘在一旁还不停的说:“算啦，算啦，看你把孩子说的，不就是一斤粮票吗，大娘再穷，一顿饭还是管得起，我只不过是想带村长来对对帐，证明我没说瞎话就行了，那晓得惹出这么大的事来，算啦，算啦，都怪大娘不好，看你把孩子吓的......”从此，凡是关系群众的事，我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可是想不到这次又在如何关心群众的问题上说错了话。
四、
参加涡北新兴集“六一战斗”。那次行军走了一夜，拂晓时过了宿永大路敌人封锁线，不久，便听到燎亮的军号声，好像有十多把号在吹奏练习，同志们精神为之一振，步伐也整齐多了，走过的每个村都有新四军驻防，这次我们宣传队是跟抗敌纵队二营来的，住下的第二天就整队去新兴集司令部参加大会，队长说:“这次大会的人多，你们几个小鬼就不要去了，万一跑丢了我都找不回来，你们跟着留守的同志在家，千万别到处乱跑。”我们只好非常失望的留下了，大概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就听新兴集方向枪炮声响成一片，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部队在打靶、表演，但不大会就看到老百姓和部队从那边跑过来了，接着二营和宣传队的同志们也跑步过来了，二营没停步，直往北边跑了过去，不久，从二营跑去的方向便传来了枪炮声，这时，似乎四面都在打炮，我们宣传队只好原地待命。吃中饭时，就有许多担架从新兴集方向抬了过来，我们几个小鬼没事干，便跑过去看。有人在给伤员包扎，我们就在一旁帮忙，有的伤员已经没气了，但血还在往下流。就听有人讲:“国民党狗日的不是东西，鬼子从涡河南他们防地过来，他们一枪不放，也不派人来通报情况全跑光了，鬼子才能不声不响的摸了过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有的讲:“我们正在和兄弟部队调换装备，突然发现鬼子已到了跟前，好多枪、弹不对号，只好挨打，真窝囊死了。”有人讲:“彭雪枫司令员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鬼子的炮弹打到会场了，队伍乱成一窝蜂，他站在主席台上沉着镇定的叫大家不要慌张，不要乱动，并立即给每个部队下达了战斗任务，还一再强调每个班、排、连、营的干部，一定要带好自己的队伍，绝不准外人插入，所以，队伍离开会场后，当场就捉了几个混进会场的汉奸”。下午，北边的枪炮声越来越远了，队长便带领我们向北出发，准备和二营汇合，当我们到了二营打阻击的那个村寨时，只见村北头小树林里挖了许多简陋的工事，许多树被炮弹打断打倒了，不大会，二营的同志们便背着枪，押着俘虏和许多战利品回来了，说他们按照彭雪枫司令员的命令，跑步赶到这个村后，刚挖好工事敌人的炮弹就打过来了，营长叫大家隐蔽好，谁也不准暴露自己先开火，鬼子打了一阵炮没见动静，以为村里没有新四军，便缩头缩脑的过来了，直到敌人到了树林边上，鼻眼都看得清楚时，二营突然开了火，一下子就把敌人放倒一大片。敌人被打惜了，接着二营一个冲锋，追了十来里路，敌人丢下许多伤兵、尸体和装备，缩回了老窝，再也不敢露头了。二营只有三四位战士被炮弹皮和树干挂破了点皮肉，照常和同志们一起参加追击。第二天，司令部通知大家大会继续召开，这次，我们几个小鬼也全部去参加了，我们坐在紧靠主席台的左边，所以台上的人看得很真切。不大会，鼓掌声响成一片，主席台上来几位首长，在同志们的指点下，我看到了彭雪枫司令员，腰扎皮带挎着手枪，显得异常精干英俊。看起来就像一位20多岁的青年学生。那天他讲了许多话，大都记不太清了，印象较深的是表扬了一些部队，有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好，有的是组织纪律性好，有的是军民关系好，讲到抗敌纵队二营时说是军事素质好，评了个军事第一名，接着还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讲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讲到少数服从多数时，他举了个例子说:“湖南、四川人喜吃辣子，北方人喜吃咸菜，你这顿饭怎么做呢，如果要求吃咸菜的多，那么好吃辣子的就要服从吃咸菜的了……”大会之后，我们便随二营返回了肖永根据地，路过宿永公路封锁线时，敌人连个屁也未敢放，同志们说:“敌人是被二营打的吓破了胆了。”
五、
消灭邵连花(又叫邵世香)。在杨山和永城两县交界处的邵寨、回龙集一带，有一支很坏的顽固派，司令是邵连花，有一千多人枪，打着国民党的招牌，暗地里和鬼子汉奸勾勾搭搭，在当地派款要粮，奸淫掠夺，鱼肉人民，无恶不作，他们从不打鬼子，却经常和我们闹摩擦，民愤极大，群众多次要求新四军去消灭他们。1940年夏，我抗敌纵队一部，配合兄弟部队对邵连花发起了一场干净、利索、彻底的歼灭战，由于邵寨离陇海铁路只有20多里路，鬼子随时可能出动，所以必须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而事实上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等我们宣传队紧跑慢跑赶到邵寨时，战斗已经结束，公审大会已开过，邵连花等八九个死顽固派的人头，也刚刚落地。听正在打扫战场的同志讲;邵连花虽然有一千多人枪，但多半是被强抓来的农民，没人愿为他卖命，战斗一打响，我方一喊话，他们就放弃抵抗了，但，邵的贴身武装还是很顽固的，这些人多半是土匪出身，群众传说，他们多半是邵连花的师兄弟，会蹿墙越脊，飞檐走壁，枪法也好。最后，他们被压到一个大院里，我们攻进大院后，他们全都撤至一座小炮楼里，死活不肯缴枪，快天亮时，只见从窗口里打出一面白旗，一个女的大叫:“别打了，别打了，我们缴枪。”接着便甩出两把手枪，二个年轻战士要去捡，机枪手讲:“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能去”，可是他俩不听，班长一把没拦住，他俩便冲到院子中间去了，突然楼上一阵枪响，两个人全倒下了，机枪手一看，火冒三丈，瞄准敌人的枪眼就是一梭子，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后。同志们七手八脚将两个小战士拖了回来，还好，人没打死，但都负了伤。这下子激怒了大家，一阵猛攻，敌人死伤多人，剩下邵连花和他老婆在内的八九个人全被活捉了，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时，许多苦主百姓要把他们亲手砸死，那位机枪手说:这事就不劳诸位了，全包给我了。这位机枪手原是国民党军队的老兵，参加新四军后是抗敌纵队警卫连的机枪手，军事技术出众，善使一把大刀片，但这次他对自己干的活，却很不满意。处决是在寨东南柏树林里进行的，我们几个小鬼赶到那里时，还有许多老百姓在围观，有人说:“这几个挨千刀的，可把俺这一片给糟蹋苦了。叫他们一刀就去见阎王，太便宜他们了”。再看几个死尸，靠东边的二个头全砍下来了，有人还把他们的脑袋放在尸体的屁股上。剩下的都被砍掉，最后二个是邵连花和他老婆，脖子只砍断一大半。有人介绍说:“这几个坏东西，临死还想冲好汉呢，一路上鬼喊鬼叫的说什么‘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可是到砍头的时候，就全都变成孬种了，前二个还能抬起头来，所以砍的也干脆利索，后边的几个坏家伙全吓瘫了，怎么也抬不起头来了，所以只砍断一半，害得那位刀斧手同志直骂他们是胆小怕死的孬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