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钱杰东同志认识是在1935年的春天，那时我在杨柳山河村小学教书，该村离钱的老家小颜庙约一里路。一天，钱杰东到山河村小学来玩，我俩一见如故，谈的非常投机。从谈话中我得知，他对我和我的家庭情况都是了解的，他是有目的地走访。当时他讲了日本侵略华北的状况，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态度，各地抗日浪潮的发展情况。他的谈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白了不少道理，我对他非常钦佩。他问我看些什么书籍，我说正看李季的《我的生平》，他指出了该书的一些问题，并说李季是第三党。从他的谈话中，我意识到他是共产党员。我表示愿意和他通信，以便经常得到他的指教，他也表示同意。第二天，他便匆匆回聊城师范了。月余后，我曾给他写过信，但很久他没有回信。到暑假，我便离开了山河村。1936年，我到柘沟小学当教员。该校历史上是泗水西北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对人们的思想舆论、社会活动起着指导作用。那时柘沟小学建有“青年读书会”，吸引了城西近百名小学教员和知识青年参加。通过这个组织，可以借阅和传阅书报；对时事、教学、学习中的问题，可以质疑问难；业余时间还可自由走访，互相联系。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一些知识青年的要求，同时也是当时柘沟小学的领袖人物——会长赵茨文、刘首民等人藉以拉拢宗派势力的一种方式。我到柘小后，任四年级主任，兼管书报，做一些读书会的工作。这个情况，钱杰东同志了解了。一天，他趁从济宁乡村建设训练班探家之际，专门到柘沟小学找我。我约他到我家中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读书会的情况，柘沟小学校长、教师对时局的看法，政治态度等。他向我讲了读书会工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大力传播革命的进步书刊，大力宣传革命抗战的道理，驳斥国民党的那些祸国殃民的言论。他给我开了一个20多种社会科学书籍(多是新青年自学丛书)的单子，要我把它作为读书会的主要读物。我按照他的嘱托把这些书籍都买到了，这对于传播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那次的谈话中，我曾直接问钱杰东是否是共产党员，并要求他介绍我人党。他说他不是，他也有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就是找不到关系，待以后找到关系时可以告诉我。临别时，他说他有事就给我写信，但不叫我给他写信(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此后他果然给我写过数次信，寄来几次书刊，对读书会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抗战前后，泗水县的思想舆论界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日本侵略大军开进华北，要灭亡整个中国，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中国该怎么办？老百姓该怎么办？中国还能否存在？这是广大中国人民焦虑的问题，也是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宣传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中国最大的事是消灭共产党”、“全国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和封建势力大力宣传“抗战必亡”、“日本能够三日亡华”、“降日也能胜日，元朝、明朝都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停止内战，全民大联合，一致抗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抗战一定能胜利”。在一般群众中，还有的存有当顺民的思想，“谁来随谁，反正谁得天下也得要老百姓。”所以当时的思想战、宣传战是非常激烈的。在这场斗争中，泗水早期的共产党员钱杰东、周蓝田、乔海秋、曹宇光、刘海岩等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钱杰东同志的工作更为出色，因他看的马列书籍较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得深刻，讲解、分析问题比较生动、尖锐，所以宣传的效果较好。我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1936年底和1937年初，他曾先后给了我两次油印材料，要我翻印后在读书会和社会上传播。一是中共中央的通电宣言，反对国民党与日本人搞的“何梅协定”，反对割让华北给日本；一是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共中央的通电写得非常深刻、生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件，有极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我记得开头几句话是：“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我连夜翻印，秘密传播出去。人们看后，有的奔走相告、义愤疾呼，有的流泪慨叹，一时舆论哗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杰东由外地回到泗水。当时我们已建立了党支部，并且得到上级指示，要我们与钱杰东发生党的关系。于是我们便一起从事发动群众抗战的工作。
在曲泗宁地区的开辟工作中，钱杰东同志对曲阜的工作是有突出贡献的。曲阜虽有“红二师”的革命影响，但在农村却长期没有党的组织。抗战前，曲阜农村只有朱旭一个党员，但他很早就被捕人狱了。而曲阜又是一个很有革命潜力的地方，所以在1938年初，钱杰东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开辟曲阜的工作。先发展了张旭等人入党，后很快在敌人控制严密的曲阜城和津浦沿线广大农村展开了工作，在敌伪内部也建立了关系，还动员了几十个知识青年到省委受训(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为以后坚持曲泗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1938年初，钱杰东同志对泗水国民党75大队进行了争取工作。75大队是中册、柘沟一带地方保枪团性质的组织，被国民党收编后，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为整顿和争取这支部队，钱杰东便动员夏云、武雨琴、夏风等几个共产党员到这支队伍中开展政治工作，并在其中发展党的组织，打算把这支队伍拉到人民方面来。1938年5月，钱杰东同志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省委，于是省委派我和二团参谋周庆标回泗水，共同进行此项工作。泗水县委建立后，也加强了此项争取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这支队伍还是被国民党强行拉走了，我们的人员退出。争取工作虽然失败了，但我党却在该部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不久该部排长王忠臣便率领14人枪投归我泗水县委，县委即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泗水独立营，从此在泗水才挂出了八路军的牌子，县委建立了机关，开始召开会议，办训练班，向各村征集给养等，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从此得以广泛展开。
我和钱杰东同志认识较早，但在一起工作只有5个月(我于1938年10月调回省委)，对他革命活动的情况知道不多，但对他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和诚实热情而又善于应变的工作作风了解颇深。钱杰东同志自青年时代即患肺病，常常吐血发烧，很需要疗养，但他却安不下心来休养，仍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分昼夜地忙碌。1941年，他到山东党校学习，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坚持要听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报告，连续听了三天，由于病情突然恶化，不幸与世长辞了。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悲痛。
钱杰东同志长期做地下工作，受过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的训练和锻练，所以他为人处事有一套常人不及的方法与作风。他非常注意工作对象、环境、场合，善于机警应变。他和地方上层分子接触时，表现得温文尔雅，老成持重，没有轻浮现象；与青年知识分子接近时，表现得热情、和谐、礼让，绝对没有骄傲自大的表现；和一般群众相处时，显得平易近人，彬彬有礼。所以他能团结各种人，在党内、党外，在各种事情上，均没有见过他发过火或与人不合等。在日常行动上，他都有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如他到柘沟找我谈工作时，常常借故先拜访那些上层分子和地方势力头子，取得他们的好感，这样就便于活动。他到我家时，对外就说找我哥哥谈事情，尊称我哥哥“详森大叔”，我家里的人都喜欢接待他。他的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
我们现在深切怀念钱杰东同志，应特别纪念和学习他优良的思想品质、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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