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解放是1949年5月11日。我们南下的一个中队54人，可以说是先遣队，奉命于17日到达县城去接管嘉善的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当时，政府机关中科长以上的人差不多都逃走了，职员也不全了。只有医院、电信局、乡村电话所、银行的人还比较全。除去学校，伪职人员留下来的有300多人。大小单位40多个。
部队解放了嘉善县城，但农村还没有全部解放，国民党的散匪、伪自卫队、武装匪特，遍地皆是。最大的一股在西塘，有500人，枪炮齐全。乡保甲制度仍然存在，然这些乡、保长不听我们的。在经济方面除伪县政府没有来得及运走的一点点粮食外，其他都带走了。当时物价飞涨，银元贩子公开在大街上叫喊买卖，投机倒把成风。城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大局形势是好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干部，50多个人，在县委、县政府留下15个，其余的都分配到下面区里去。5个区，一个区只七八个人。6月5日，县政府发了训令，设立区政府，任命区长，命令伪乡长向区政府报到，听候政府处理。命令下去了，武装土匪照样活动，晚上攻打区政府，西塘区区长孙景兰半夜里打电话来说土匪打区政府，让县政府派人去支援。那时县政府哪来人支援。没有部队，没有船只，即使派几个人，从县城跑步到西塘也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时我只好命令孙景兰：你无论如何也要顶住。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跟土匪打了半夜，天亮土匪撤走了。天凝区政府成立以后，召集伪乡长开会，命令他们物资都要上缴，自卫队要解散。可他们不把区政府放在眼里，拒不缴枪，在区政府的眼皮底下，照样晚上出来敲诈勒索。区长胡美刚汇报以后，我带了30多个人，找了一条船，到了那里，缴了他们的械，把伪乡长抓起来，最后以对抗人民政府执行枪决。
当时又要接管，又要剿匪，又要筹粮，晚上还要站岗、查哨。有人说：你这个县太爷扛着大枪站岗像个啥样子？后来我白天不站了，晚上还是照样巡逻、查看仓库。缺武装、缺干部，怎么办呢？经过县委研究，在魏塘镇上发动工人参军，大概有30多人。有了这支武装日子好过多了。同时，招收社会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充实到各个机关和各区政府，搞了两期，共培训130多人。上级又陆续派来许多干部，有部队转业的，有华东革大的，有湖嘉公学的，有浙江干校的，后来驻军来到嘉善，当时还有一个山东的民兵连，来帮助剿匪反霸，放在天凝。经过军政、军民一年多团结战斗，完成了剿匪及反霸、减租减息，组织农协会、妇女会、民兵和村政权，才算站住了脚，才有了个基础。
这一年大军向西南进军，需要人力、物力、粮食、船只。我们县开展了预借粮草的工作，但相当困难。你到村里找不到人。我和一些同志坐船到大云乡，住在一个村里，找不到要找的人，保甲长不见你，地主逃走了。你要找他的代理人，要查户头，查土地册子，要算累进加级的账，搞到粮草真不容易。
那个时候，国家财政困难，干部实行供给制，国家管饭吃，再给几个零用钱。第一年发了棉衣，没有发被子。第二年发灰色制服，还有帽子。特别是青年同志，穿上灰制服，觉得自己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了。到县里开会，自己背被包，没有招待所去住，晚上就睡在办公桌子和地板上，县长、区长、青年干部都一样，谁也没有怨言。发到几个零钱，买牙刷、牙膏，买两本书，其余的就是买折值公债。群众见了，一个劲地称赞。你下到农村，不论是军队干部、北方干部、南方干部，男的、女的，不管你是不是党员，贫下中农都当你是党的化身，你说的话就代表党。一个上海姑娘，下到农村，一位大娘问她，你一个上海姑娘，到乡下来吃得了这个苦吗？姑娘说：“你们不也是吃苦吗？”大娘说：“我们祖祖辈辈吃苦，习惯了，你们哪能受得了。”大娘当她亲闺女看待，深深地教育了她，使她懂得了书本上得不到的道理。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任务再困难也能完成。
那一年发大水，全县几十万亩农田被淹，干部统统下去帮助农民治水，男同志不用说了，女同志也赤着脚下水，水达到膝盖以上。我下到天凝，我是北方人，旱鸭子，没遇到过大水，水齐到大腿根，蛇在腿中间游来游去，真把我吓坏了。那时干部心里都是一个想法：哪里的群众有困难、有疾苦，干部就要赶到哪里去为群众排忧解难，党的号召就是命令，无论如何要去完成。
那个时候的干部，确实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关心群众，热爱人民，这种优良传统是无价之宝，我们要永远发扬光大。
【日 期】2009.05.11 【来 源】嘉兴日报
作者■戴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