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军侵华．我投奔革命
西安事后我对共产党的真实性知道的比较多了，思想上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替穷人说话，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正道。但思想向往，投靠无门，到那里去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听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当时想国民党儿十万部队怎么不打呢？到三八年日军打到台儿庄和国比党军队打起来了，说国民党兵死得成千上万，到处是死尸，很多伤兵抬着的、车拉的都往西南去啦。说日军有飞机火炮，我们看到日军飞机把猫窝河东岸大树都炸两半了，又说日军打进来到处杀人放火，国民党军队打不过他们，我们就成亡国奴啦。有人说共产党又回来啦，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不抗日就要灭亡啦。
原来被国民党抓去的共产党人都回来了。杨楼的杨天泽等一些人也回来啦，有人说早晨看到杨天泽在后程庄程守礼家，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出路。我正和人玩纸牌时听说杨天泽在程守礼家，我就说回家有事不回来了，站起来我就直接到我三老太爷程守礼家，正巧遇到杨天泽（杨称程守礼为三舅），三老太爷当面介绍说这是文光的大儿子印然，很聪明、有胆量。我说表老爷，我跟你干，打日本鬼子行吗？杨说行，太好啦。三老太爷说：“你跟你表老爷于，我把我家里这杆枪给你。”当时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杨天泽老人说：“你明天到杨楼庙，我在那等你。”回家后这一夜我根本没有睡觉，这下我可有了出路了，兴奋的不得了。第二天我到杨楼庙一看好多人啊。有赵佑民、李佑民、王延龄等老人都是老党员。又过了大概十天左右人就更多了，有刘集刘继元（现在浙江省金华地委工作已离休）、房绍英、刘继松、马洪飞、王尊秀、朱英文等连同原来的地下党老人，不到个月就有三、四十人啦，成立了青年中队。中队长我记不起清了，可能是程焕然，是大程庄的，比我小一岁，（是我家庭弟弟，后任江淮军区侦察科长，已牺牲）我就在中队当战士。我看人家都识字，就我是农民不识字。我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参加了青年救国团。
几天后王延龄带我们五六个人，到土山北一带活动，到赵墩车站南边，望到车站有三个日军，我们很远打了几枪鬼子押着车就跑了。第二天我们又到三岔河，望到铁路上有鬼子兵，就打了几枪他们就躲了起来，我们就走了（实际上是鬼子准备安据点，先来看路）。过了四、五天我们回到杨楼庙一看，人更多了，还有女宣传队，其中有张玉如、张洪光、张玉华、张洪雨、花淑琴和张惠如等。
2、营救花淑琴，扣押土匪龚存清
宣传队到刘集去宣传抗日遇到小土匪，把花淑琴同志扣留了。回来的人一说，大家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要回来就是了。”有的同志说：“怎么要、谁去？”我说：“我去，几个小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我带了两个人到刘集一打听，说在北头小店里，我们到小店一看，有三个人像小土匪，我问是那个把我们宣传队的女同志给扣留了？小土匪问你们是那部分的？我说我们是抗日救国团的，你们是那部分的？他们不说。我说：“你们凭什么扣留我们的人？把我们的人交出来。”他们看我们都带着枪，来者不善，就把花淑琴同志交出来了。我问小土匪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龚存清，我们当时就把他的手枪给摘下来了，并说跟我们走一趟。回到杨楼庙不久，枪还给龚存清并放了他。回来后有的同志说，你真行，我说：“你们都识字，今后遇到这样的粗活，给我办好了，小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我见的多啦！”
3 警告王乐祥
几天后我回家看看，一到家家属很难过的对我说：“前天王乐祥带四、五个人到庆然大哥家，他还骑马、到咱家要粮食喂马，说他们是游击队，我给他们一碗大麦。”我一听就火啦，我说这个坏东西是来欺负咱的，他和咱有仇，他是什么游击队，是个坏种，我就告知庆然哥，如果王乐祥再来欺负我，我就枪毙他！从此王乐祥再没到程庄闹过事。王根本就不是什么游击队，他怕游击队要他的枪。我三叔文俊告知我，咱和王乐祥有世仇，你要小心他，不能大意啊！他早晚还会给咱下毒手的。
4关于四种游击队的真实情况
第一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的游击队，从一成立就保护人民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第二种“游击队”是地方国民党政权撤走后，原来各县保安队等未能跑掉，就地成立了所谓的“游击队”（后叫常备队）。他们不打鬼子，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后来按照国民党曲线救国论，投靠日伪军，成了顽化伪军，他们与当地土匪勾结。
第三是土匪组成的所谓“抗日游击队”。实际上他们不打鬼子，是公开的暗匪，打着抗日旗号，而土匪性质不变，专抢老百姓。他们完全按照旧社会封建的师傅徒弟青帮及把兄弟、干爹、干儿等那一套来维护内部的体系，从上到下所有成员都是青帮，他们叫“在家里”，互相间都有辈份，人员极为复杂，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有，上层绝大多数被国民党控制。我们共产党也利用封建旧社会那一套办法和其他一些关系（如亲戚等），暗地里派少数共产党员到他们基层，主要是争取一些群众做内部工作。有一次刘德章（又叫刘团）的一个土匪中队队长叫崔学增到我们活动地盘扰乱，我问土匪扰乱我们，为什么不打他们。领导告知崔学增是共产党员，是我们派进去的，崔叫刘舅舅，不能打，我们口号是联匪抗日。
第四种是一些较大的地主恶霸武装组成的所谓的“游击队”，我们叫他“肉头队。”在抗战初期我党提出全圳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鬼子，要求全国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因地主恶霸们的钱和枪都不愿交出来，他们就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招牌，组织他们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打鬼子，专门和八路军、游击队作对，但他们与土匪游击队也很少有联系。
二、调到五乡联防自卫团
为了开展边区活动，扩大抗日根据地，我于三八年底调到五乡联防自卫团，当小队长。自卫团主任是王延龄老人，当时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我团活动范围东起猫窝，西到八义集东，这一带是沿着铁路线到敌伪据点。一方面防止敌伪向内地活动，另一方面是扩大我们抗日边区，巩固内地根据地，在这几个月内确实有较好的发展。
三九年三四月间有一次我带七、八个人到新集街活动正遇到土匪刘德章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是崔学增，他们也在新集街活动。他们在天亮前查到了向猫窝伪区去卖的四车粉丝，并被他们扣留了，群众议论纷纷，正巧我们七、八个人赶到。我想这是我们活动地区，他们随便扣留群众东西，对我们影响不好。我们几个人带着枪到扣留四车粉丝的魏景和院内一看，见有四个小土匪，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到我们这里来查扣东西呢？他们说你们是那部分的，我说我们是联防自卫团的，他们见我们人少，就用机枪堵着门，要把我们几个人包围起来，这时在场的群众都慌了，有的说程印然被他们包围了，还有机枪堵着门，不得了啦！有的马上到程庄去报信，说可不得了啦！程印然这回要吃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满不在乎地对他们说，把你们的队长崔学增找来，他们不知我是什么人，敢直接叫他们队长的名字，这样他们就不敢乱来了并把队长找来。我说你就是崔队长吗？你好吧！崔说你是谁？我说崔队长你到屋里来我和你说，到屋里后我说学增同志，我叫程印然，是赵佑民等领导叫我来的，党派你来是要争取一些群众的，你这样做不合适，会有影响的，他一听，说那我就走，到西边刘集去。我就说好吧！以后再见。崔即集合了队伍出了新集街，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说实话我要不知道崔学增是赵佑民等领导派去的共产党员，说什么我也不敢这样做，实际上是连蒙加唬。可是这下可了不得啦，群众纷纷议论说程印然真行，连土匪都怕他，从此以后地方有些人替我吹呼更邪了，说程印然了不起啦等等……。
三九年五月某一天凌晨，决定铲除苏唐埝北王庄汉奸王银标伪保长，由我带人在前边走，王延龄、李佑民（后来李是山东省劳动厅副厅长已故）等领导随后，我到王家时发觉王不在，就抓住王的儿子王新民，问王银标到那里去啦？他不说，相反却说他自己才从土山回来，问他你到土山干什么？他说从他师傅岗二爷那里才回来，他的目的是借他师傅沈岗太的名声来压我们，让我们不敢怎么他。我一听就火啦！因我知道土山镇沈岗太是土匪刘德章（贼名叫刘老水子）的一个中队长，我就把王新民带着。天亮了，王银标在西庄地主王新普家打牌，听到他家有些吵闹声，就向他家走去。有群众就暗指给我们，王银标米了，我们迅速赶上把他抓住。带着他们往回走，有的¨志提出把他儿子放了，我说他是汉奸的儿子，又是土匪，坏东西不能放。我押着王新民在前面走，有的问他你师傅是谁，他态度有点蛮横不服气的样子，说是土山的岗太爷，我有点火了说沈岗太是土匪，什么岗二爷铁二爷的把他枪毙算啦，就这样我一枪就把王新民打死了。说实在的，我是个感情冲动，犯了违反政策的错误。领导赶到时，我已把他打死了，领导说印然你怎么随便把他打死呢？我也感到自己错了，这是我入伍后犯的错误，也觉得未听老人的话是不对的。
三、调回青救大队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一中队四班当班长
三九年五月调回青救大队，一中队，大队长是杲益斋（呆是民主人士，后来在地区当行署主任已病故），一中队长是程焕然（我家庭弟弟），指导员王学，叫我到四班当班长。中队长和指导员向我介绍说四班战士原来是一帮土匪改编的，他们原来是睢宁县八区，也就是在古邳镇南边芦埝一带活动，头目叫芦新业，现是咱中队二排长，他的土匪名字叫黑脸棒子，大土匪刘德章欺负他们并想把他们吃掉（消灭掉）．经我地下党做工作，拉过来编人青救大队为咱一中队二排长共十二人。因为我们四班在我未到四班前，两个班长都未当好，一个调出来了，另一个受处分了。主要是他们当土匪惯了，不守纪律班长打骂他们等，中队长和指导员指出我党宗旨是联匪抗日。要求我说：你去后要注意把他们团结好。我说请队长指导员放心，我会把他们带好的。我到四班后一了解，他们都是穷人，其中四个年青的，一个叫芦邦业是芦排长的弟弟，一个是芦排长的干儿子叫徐伯春，另两个叫沈洪岱和陈宜君，其他七人岁数都在三到四十之间，都比我大。我考虑这些人首先要从思想感情团结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这样再加以教育，他们才会相信我。我就在班里和他们谈咱们都足穷人，今天参加革命，抗日打鬼子，是我们的光荣，过去当土匪是穷人没有饭吃，是生活逼的，那也不算丢人。今天参加革命队伍，连我们的家属都光荣，今后有机会你们都穿上军装回家看看，再不用偷偷摸摸回家啦！’不到几个月，四班在团结和守纪律等方而都表现的很好，受到了中队领导的表扬，二排长也满意说这个四班长很好。后李满祥（是党员）排长调到二排。三九年底徐伯春和沈洪岱都发展为共产党员。每逢星期六晚上都要歼党小组会（当时党员不公开）有时沈或徐在站岗，我就通知他们，说排长在那里等他们去开会，我来替他们站岗，有一次全排在一起开会讨论：什么人可以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有小同志弄不清楚，发言说穷人可以参加共产党，我们为了抗日打鬼子才来参加共产党的。我一听有的同志未搞清楚，就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才足共产党。有个花怀善小同志哭着说我参加很长时间了，还不是共产党啊。尔后指导员问中队长，四班长程印然在家干过些什么？队长说我也不清楚。指导员说他对共产党怎么知道这么多。后来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就把我大哥程庆然（字详光）和姜尽如俩人到西安投奔地下党员宋绮云找工作，他们都在杨虎诚西北文化日报社工作，姜还到过延安。西安事变后他们回到家乡，跟我们谈了共产党的性质、主张、政策等等，所以我知道的比较多一些。
2 一九四o年七月参加军事训练班，加入共产党，并提拔当排长
我邳南地区地形是西高东低，在一九四零年七月间东部发大水，敌人近期不好活动，因此领导决定全大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