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年我姐姐出嫁后,家中只有奶奶、我和弟弟,还靠眼快瞎了的奶奶办饭吃,奶奶六十多岁了还抱着磨棍推磨烙煎饼,几亩地无法种,年年挨饿。到了春天我小姑和姐姐送些粮食和地瓜于,维持生活度过春荒。前院住着我文章大叔,他虽然不识字,但混得还不错。他曾在军阀部队当过骑兵连长,大婶母就是他当连长驻防山东郯城县国昌杨集时娶的。他们俩对我特好象自己父母一样。大叔当时跟我们当地大、小头面人物都能说上话,社会经验较多,为人正直,老少不欺,人缘较好,人家都说他是个仁义“光棍”。他好赌博,我常跟大叔到外村或集上赌博、瞎混(在南京时我学会了玩纸牌、打麻将等),当时我想我跟大叔可以多认识一些人,今后就能在社会上混得下去。我当时才十五、六岁,所接触的人岁数都比我大,多数是长辈,对他们我都尊重,时间长了就熟悉了。
赌博方面我确实很少输。人们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觉得人为财死太不值得,只要能闯出个人样来,比什么都好。有一次在八岔路街赌博开宝,我看堆,即我掌握赌场,有个小土匪赌输了四吊钱,他硬说我给算多,我不承认也不服气,他就把合子枪赌上来欺负我,我虽然年轻也死要面子,我硬着头皮就把他的枪抓在手里,心想赌枪我也不怕,和你赌一次,量你也不敢打死我,在场的长辈老人看要闹事了,怕闹大了我会吃亏,就用手按着,说不能这样,小土匪却不买账,大家都说他不对,他只好软了下来。最后收赌场时他也只有两吊。钱不够了怎么办?为使他不感到丢人,我就说老大,这两吊钱你也不要给了,我替你垫上啦,算兄弟请你喝酒了。小土匪当时小好意思,下午他带三个人要请我喝酒,说我够朋友,此事就算啦!对此有的老人说我有胆量,对我表示有些敬意。第二天文章叔说:“印然(我原名),我看你得参加三番子(即青帮),不然就不好混啦。会吃亏的。”当时在邳县因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十岁以上到四十岁以下男青年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参加青帮。实际上从上海、南京、整个华东地区都是如此。如上海的黄金龙、杜月笙,连蒋介石开始都是从青帮起家的。参加青帮不讲什么条件,上至大小官僚,下至贫民乞丐。在混乱时期参加三番子、认师傅的目的是找靠山,遇事有人帮忙,不受人欺负。而头目收徒弟则是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所谓“山仗虎威,虎仗山高”,相互勾结。所有土匪百分之百是青帮(也叫在家里),但所有青帮不一定都是土匪。我说过一辈子不与贼打交道,故就不大愿意参加青帮。大叔说青帮也有好人,不参加是不好混的,会吃亏的。认师傅我也是一再强调不能是坏人才行。
大叔带我出去赌博瞎混,奶奶就说我:“你不在家好好种地,整天在外赌钱跟人家瞎混怎么能行啊!你已不小了,这样下去这个家就散了。”奶奶说能给我娶个媳妇还象一家人,也能把我拴住。但家里这么穷谁肯嫁给咱呢!有人说×××有个闺女不知行不行,奶奶说什么行不行只要人家愿意就行。我虽然已有十六、七岁了,因环境所致生活无着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左右,一般来说我长的还不算丑,一些女孩子还不讨厌我。有一个闺女长的很标致,对我特好,由于封建意识不能打破,自己不能作主,家庭又穷,特别是辈份也不适当,自己也感到不可能结合,当时心忧忧,情难收。回想起来真有些“鸳鸯有意,风雨无情”之感。后来文芝四叔当媒人说了王氏,奶奶同意了,扯了八尺红洋布传了启就算成了。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事先看看。一九三四年我结了婚,王氏娘家陪一灯一盆一对针线筐算是四件。我呢,舅舅给我买了一顶礼帽,小姑给我做了一双鞋,自己做了一身洋布裤褂,又做了件荫丹士林蓝布大褂,还做一床红洋布被子就算了啦。我虽结了婚,原来对我好的那个闺女,对我还是很好,真是儿女情长,柔情不断。
一九三四年秋后祖母病故,我正在守灵,文章大叔就把徐志忠带来让我认了师傅。师傅一来是收我这个徒弟,二来是为我祖母吊丧。我师傅是个富农,有四、五十亩地,是个地道的老农民,他参加青帮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人家欺负,结交一些人都是他花钱吃、喝,所以有人说他是烂好人。那时就连地下党员也基本上都参加青帮拜把兄弟,只有这样才能接触群众掩护自己做好工作,但青帮有严格规定,.个人只认一个师傅,如果认两个帅傅就违反帮规,就要被处死。如果想多认识些人有两个补救的办法:一是认于爹,人数不限;二是结拜兄弟,人数也不限。就连我党从地方出来的一些干部,为了上作需要,既参加青帮,也收徒弟、干儿子,又拜把子。因拜把兄弟的人数较多,往往有当过小土匪的人参加,所以有人约我拜把兄弟我就好言谢绝了。我没有把兄弟和干爷,只认了个师傅也与一般人不相同。逢年过节时徒弟·般都要给师傅送礼,我一是穷无钱送礼,二是我,师傅也不要,,师傅对我也较满意,相反有两年春节他倒送我些东西,这样相互感情较好(关于青帮的由来变化,分支和暗语等有个通草本子,可说是青帮的纲领,我知道得不多,因此就不多说了)。
有一次我还真的帮师傅的忙呢,那是在一九四一年我当连长时,我负伤回到家中养伤,师傅前妻死后又娶了笫二夫人,是个二婚又病死了。娘家是个有门户的赵庄人,看到我师傅是个老实人,就想欺负他。师傅通知赵家人领丧,赵家提出必须为死者扎轿子、扎老少人子,要老和尚念经,还要竖碑。否则不准埋。师傅就托人找我大老爷程柱向赵家说情也没有说成。当时正是收麦天气较热,死人在家里已经有昧了,怎么办?师傅听说我在家养伤,就找我与我谈了这些事。我说你全答应他!师傅说那怎么行呢?一是没有钱,二是时间也来不及了。我说要扎轿子,你找一个麻雀笼子用纸糊上,要扎人子你用高粱杆扎个小草人画上鼻子、眼睛,石碑你把你牛槽下边青石板找石匠打成长方形,写上几个字,反正他没有提出要多大尺寸,和尚就找李阁庙呆和尚,让他一个人挡挡棺,反正他没有说多少和尚。就这样通知他们来领丧,来人也埋,不来人也埋,有事叫他们来找我。师傅把这些办法告知我大老爷程柱,程把情况告之赵家。赵家问是谁的主意,大老爷说是他徒弟程印然,现在当连长了,赵家听后说算了,什么都不要了。后来又有人给我师傅介绍徒弟,师傅说我不要了,就这一个徒弟就满意了,再也不要了。七七年师傅来我这一趟,他生疮很厉害,我老伴申熙凤给他治疗,直到基本好了才回家。七八年我又给他点钱,让他侄子邳县组织部长徐威同志转给他的,不久师傅就病故了。
一九三五年我大女儿程增霞出生,已亥年属猪的。我虽然结婚了,又有了孩子,可是仍然栓不住我的人和心,家里有人做饭,田里有人干活,我就经常外出。自从祖母病故后,虽然认了青帮师傅,但从此以后就更无人管我了。3西安事变使我知道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杨虎诚、张学良在西安扣蒋,逼蒋抗日,我大哥程庆然和姜尽如老人回到家乡,(他们什么时候去西安我不清楚),我听他们讲才知道,大哥程庆然的亲姐夫宋元培是地下党,在家乡被国民党叮哨多次都没有抓到,后因需要改名为宋绮云,党派他到西北军杨虎诚处,做杨的秘书并兼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和主编,程庆然和姜尽如都在该报社工作,姜还送过印刷机到延安,途中接洽的是杨尚昆同志。西安事变扣蒋后,西北文化日报立即发表组织人民法庭公审蒋介石的文章,这样宋暴露了身份被特务抓去了(杨虎诚及其儿女与宋绮云及其儿子小萝卜头等后来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程庆然和姜尽如就跑回家乡。他们把抓蒋介石的情况,特别是把共产党在该报社每个星期六党的生活会及共产党的主张、政策等都讲了,这时我才真正知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听人说的共产党怎么不好,都是胡说八道,共产党才是向着穷人的,真正坏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思想上有向往的要求。但投靠无门,那里去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