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一九八二年离休至今已有十九年了，其间不少老同志、亲友及子女都多次要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留给他们，但我感到一是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二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情有些已记不清了，觉得很难写出一部完整的回忆录来。此外，还觉得即使写出来如果类似工作简历，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多年来一直未下决心。二OOO年五月一日我和老伴申熙凤同志带领全家十八口人回老家探望，并祭奠已故老人，以尽孝道。在故里遇到了近五十年未见的表弟及多年未见的亲友，大家都再次恳切地要我把几十年来的革命经历写出来。特别是程超弟衷心希望我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坎坷经历和战斗历程写出来，以供后代明家史之悲惨、知创业之艰难、求生命之真谛、奋创业之斗志。果能如此，确是一件好事。亲友们的期望，使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难忘的一幕一幕——悲苦的童年、惨痛家史，战火中的磨练，战友前仆后继的身影。这一切都促使我下决心去把这经历写出来。想我虽八十有五，但身体还好，精力尚可，智力不残，我有责任、也决心尽最大努力把回忆录写出来，以不辜负亲友和同志们的期望，以慰牺牲战友们的在天英灵。
第一部分 悲苦的童年
一、社会背景和家庭情况
我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六日（农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生在江苏省邳县新集乡前程庄一个贫农家庭。当时正足清朝灭亡后，军阀混战，民变蜂起，土匪横行，人人忧乱的年代。邳县地处运河两岸，解放前大多数年间常常洪水泛滥，土地贫脊，连年灾荒不断，百姓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当时我家有祖父程茂竹、祖母姬氏、父亲程文光、母亲李氏、小姑、姐姐和我，共七口人，有薄地十亩，以务农为生。地是盐碱地，一亩地年收入仅百斤左右，好年景加瓜菜代还可以维持生活，灾年就要借债。我祖父有些文化，性情刚直，主持正义，乐于助人，前后庄遇些小事常帮助料理，群众关系较好，威信较高。祖父对匪徒流寇深恶痫绝，为不受土匪抢劫，学外地小刀会的样子，把全庄青年组织起来联合抗击土匪，这样就与土匪结下了仇恨。
二、生逢乱世祖父被害
我不满三岁时，朦胧间刚能记事，有一天是我大叔程文学和大哥程庆然同一天结婚。这一天贺喜人很多，就在这人多混乱的晚间，四、五个土匪闯入我家，把我祖父绑架了。当时我父亲等人要持刀追赶，被新集北头油坊老太爷阻止。他（是清朝的领生）说：“追也赶不上了，就是赶上也会有死伤的，事情会闹得更大，到时花些钱赎人就是了。”第二天派人寻找未找到，第三天得知祖父被土匪杀害埋在黄河滩上了。收尸一看，尸体不全，血肉模糊，全村人无不痛心疾首，捶心跺足，深恨匪徒之残忍，立志要报仇雪恨。家中无钱，只好现卖两亩地，才安葬了祖父。经打听得知是后庄六岔路村的王记云勾结土匪所为。此人从小无父无母，跟婶母长大的，从小就不务正业，是五马六道的暗匪，白天在家，夜间出外抢劫。他婶母也恨他，咒他怎么不早死。第二年有一天晚上从王的婶母处得知王回家的消息，我父亲携带一把三弯刀把王记云杀了，把他的头割下，到乱葬岗埋了，为祖父报了仇。
三、苦难的童年生活
我六岁时家乡又遭水灾，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外出逃荒要饭。那时家乡外出逃荒者有三种：第一种是身强力壮的，带着家属（也有不带家属的），到南京投亲靠友，出卖劳动力（家属捡破烂），多数推小车、扛包、拉车等，到过年二、三月间回家，一般都能挣八块、十块现大洋；第二种无路费，把老弱病残留在家中，带着家属和子女到马凌山一带要饭，到秋末趁当地收地瓜、花生时从地里捡些漏收的地瓜花生，攒起来留过年回家吃，在冬天讨饭也能要些地瓜干；第三种是有组织的一般有头头带领，三十至五十人不等，每人出两块现大洋（小孩可少点），雇一到两只难民船，从运河到江南，与当地乡、保长接头联系，由他派到那庄那家按贫富一天几个人，一日三顿。今天吃这个庄，明天吃另一个庄轮流吃，这叫“吃临庄”。有的一天只吃两顿，留一顿不吃，每人给一碗米，这样管吃的也乐意也省事，难民把米攒着，留过年回家途中吃。一般都在三月间回家。而我姐妹三人跟父母逃荒到马凌山属第二种。祖母和小姑留在家里，不到过年我们就回到家中，父亲又把家中的农锄等物当了，又借点钱才渡过了荒年。
我们逃荒地方有个红石圩子，有二、三十个土匪盘据在内，有一天看到官兵下来剿匪，把土匪围困两天两夜，结果土匪全部跑掉了。有人问，土匪怎么都跑了呢？原来官兵土匪互相通气，官兵把子弹卖给了土匪。方法是土匪打几枪，官兵后撤，土匪到圩外把钱埋在地里，官兵打几枪，土匪进圩里，官兵把钱扒出，而把子弹埋好，土匪再打几枪，官兵又后撤，土匪又到圩外把子弹扒出，反复几次，到夜里土匪从一边跑了。土匪跑掉后还有人向百姓募捐，说什么官兵把土匪打跑了有功，还要慰劳他们。这说明兵匪是一家都是民贼。怪不有人讲“好铁不碾钉，好人不当兵。”
四、生活所迫父亲当局勇，抱打不平与土匪又结冤
一九二三年我七岁那年，当时又有了妹妹小米和弟弟安然全家共八口，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为生活所迫，父亲给大地主（约有六百亩地）王乐祥家当局勇，为地主保家，年薪是高粱一石五斗。另外一年给灰色单衣一套，不管吃。这样还可种地，好年成可维持一家生活。
一九二五年夏天，高粱长到一人多高时，有土匪抢劫人祖庙西边李伯品家。李是小地主（有一百多亩地），为人正直，有文化，有本事，在当地是个头面人物，遇事多找他商量请教，平时好客，秉性刚直，欺强但不凌弱。李家有院落，土匪乘黑夜有少数人藏在草垛后，等到天亮趁李家开门时，突然闯进李家，企图进行抢劫、绑架。当时李伯品住在炮楼上，已经起床了，他三弟李记品开门时土匪突然往里闯，李记品一看不好忙去关门，被土匪开枪打伤。李伯品听到枪声，把身边的枪对准大门口进行还击，躲在后面的土匪未能进去。天亮后外边数十土匪就把李家院墙围住，但到中午也未能打进去。这时我父亲正在地主王家，李、王两家相距不远，我父亲提出为李家打救护，王家不允许，并把我父亲用的枪收了。我父亲只好空手跑回家，同我二叔程文龙、三叔程文俊及大哥程瑞然等共同商量，到傍晚四、五个人携带一支拐子枪两支土炮和大刀去援救李家。到了李家外面打了几枪，土匪见到有救援就撤走了。事后我父亲把此事告知李家。此后李家对我父亲和程庄非常感激，每当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竭力帮助我们。而地主王乐祥对我父亲则恨之入骨，对程庄极为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