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辟利津二区的工作。一月间，敌人对我双河镇、民丰社一带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扫荡”。旧历“腊八”日这天，长期盘踞在利津二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七团张家林部被鬼子围歼。
我们和七团原有统战关系，清河区党委曾专门派了杨少心等几个同志到垦利，以“抗协”的名义，对七团作统战工作。七团二营与我们的关系较好，较长时间友邻相处，友军相待，他们所盘踞的利津二区，对我垦利与利津敌占区和南部国民党顽固派成建基占领地区之间，曾经起了缓冲地带的作用。
七团被鬼子打垮之后，军区即派王洪模（直属团政治处主任）、朱志明（营长）带领部分主力部队进入这个地区，我县大队教导员由子真同志带一个连也进入该地区活动。同时，区党委通知垦利县委组织工作队进入利二区开辟工作。经县委研究确定，就由我和李明村同志带队前去。参加这个工作队的有县妇救会的王钢锋，农救会干部杨同芳，青救会干部赵丰等七八名同志，“抗协”办事处的鲁震同志也带领几个同志到该地区协同开展工作。工作队刚进入，是跟部队一起活动。每到一个村庄，就召开村民大会，也邀请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及七团溃散回家的官兵召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同时对七团过去作的一些反动政治宣传进行批判消毒。
我们刚进去时，群众很恐慌，许多老百姓跑向垦利内地，有些地主、较为富裕的上层则向利津城敌占区跑，经半月多时间的工作，才逐渐安定下来。后来我主力部队撤出这个地区，县大队的一个连留在这个地区活动。春节以后，利津城的敌人又蚕食了这个地区，在崔家庄、宋家庄安设了敌伪据点，使这个地区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
为了长期开辟这个地区，加强领导，坚持对敌斗争，县委、县政府决定设置利津二区建制，隶属垦利县委、县府领导。二月间，建立了利津二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李明村，委员有赵丰、徐文等，季哲同志到该区任妇救会主任，并成立了区公所，经鲁震同志推荐，由小宁海村的一位“抗协”会员苟久泽任区长，此人对初期开辟工作起过一定作用，后来调他出去学习，他就妥协回家了。单彪同志任副区长，实际上是由他主持区公所的全面工作，1943年夏季调他到二区北部，准备进入利三区（敌占区）开辟工作。单彪同志走后，李真同志到利二区任副区长，后任区长。
在这个区的开辟工作中，鲁震同志原先对七团的统战工作，在该区进行的“抗协”工作，都起了有益作用。崔家庄的李继增同志（以后到县独立营工作），茶坡的王洪德，小巴家村的村长，都是尽心竭力地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
四月间，区党委派王林同志到垦利任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委，杨世保同志改任县委副书记，石青调垦利任副县长，为县委委员，县大队改建为独立营，军区派来朱志明同志任营长，张孝屏为副营长，由子真为政治协理员。下半年行署指示垦利县成立工商管理局，调县委组织部长张浩同志任工商局监委，另派来张栋同志任局长，许子敬为副局长。至此，县委实现了对党、政、军、民、学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它适应了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对敌斗争，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巩固根据地建设。
这年秋，张浩调县工商局后，杨世保兼任组织部长。独立营长朱志明调军区特务营后，派张伯令来任营长。
三、发动群众战胜春荒，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这年春荒比较严重，因为在1942年秋高梁正晒米的时侯，突然一次冷空气袭击，庄稼受了冻灾，造成严重减产。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这年春，小清河南北及鲁西、鲁中南有大批难民来垦利谋生，经常由政府发救济粮并给予贷款、贷种子，鼓励他们安家落户，开荒种地，对老户中的困难户，也给少量救济和贷款。动员干部帮助群众找生产门路，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渡过春荒。党政机关根据上级指示，缩减开支、减少口粮并组织机关干部搞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群众多开荒，种好地，多打粮。在“组织起来”这个口号下，发动群众组织生产互助组、插伙组、变工组，开展生产互助，解决一些农户劳力、农具、牲畜不足的问题。政府对缺少耕畜、农具、种子的困难户，实行贷粮、贷种、贷款，对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插伙组、变工组等还给予优先和优惠待遇。
四月间，在朱家屋子开了一次县区干部大会，总结春季大生产运动。清河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垦区工委书记张辑光、副书记李文，军分区司令员程绪润等同志参加了这次总结会。会上各区都作了工作情况汇报和经验介绍。当时，李人凤同志在会上还总结了组织群众生产的十几种形式，逐一分析其优缺点。一区有一种以土地、牲畜入股，实行共耕共收共分配，类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因为一般群众还接受不了，我们领导生产也缺乏经验，县委没有提倡这种组织形式。通过春季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实践和总结会，大家对发展生产、领导生产，在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管生产是多管闲事，存有生产不用领导的思想。经过开展生产运动的实践，思想认识都有所转变。
四、消灭蝗虫灾害。五月间，从朱家屋子往东沿黄河两岸，发现蝗蝻为患。最初发现是在草荒里。刚刚出土时象一堆牛粪，吃了嫩草芽生长的很快，十来天就蜕两次皮，蔓延面积不断扩大。三区、七区、一区、五区都先后发现。这时高梁苗刚三、四个叶，面临蝗虫威胁，必须尽快消灭蝗蝻，保护春苗。行署组织了垦区灭蝗指挥部，李人凤同志亲任指挥，县委副书记杨世保、县长王雪亭都是副指挥。县委把灭蝗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动员县区干部带领广大群众齐上阵，到草荒里去扑打蝗虫。有组织的灭蝗战斗，像军事打仗一样，编成大队、中队、分队系列组织，实行统一指挥，划分地区进行扑打，互通情报，相互支援。在灭虫战场上，红旗飘扬，浓烟滚滚，捷报频传。在灭蝗战斗中，发挥了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许多灭蝗战术，有围剿聚歼、分割封锁（挖沟）、各个击破，有扑打、火攻、土埋等办法，历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消灭了蝗蝻。最后，李人凤主任总结灭蝗经验，主要为“三打”，即“打小、打早、打了”。此经验，成为以后几年灭蝗工作的指导方针。
五、夏季高温酷暑，入秋时疫流行。这一年垦利多灾多难。刚扑灭蝗虫，春荒未尽，进入暑夏，持续高温，有的农民在高梁地里锄地时中暑死亡，也有逃荒来垦利和赶集的老人热死在路上的。夏秋之交，又闹起了瘟疫。患病的人上吐下泻，不得医治几天就死亡。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时疫的传染蔓延很快。民丰社疫情最重，有时一天就抬出去二三个病死的人。染病者多是外地刚来的难民新户，他们长途跋涉逃来垦利谋生，本来在敌占区就缺粮少吃，加上一路辛劳，体质极差。到垦利后尽管能及时得到安置，分得土地，发给救济粮、种子粮及贷款，但从开荒种地到收割还需三四个月，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居住条件又差，没有房子住，只能挖个地窝或搭个草棚栖身，单靠每人每日四两救济粮过日子，有的只好以野菜充饥，或到草荒里拣点胡绿豆，扑捉些蚂蚱煮了吃。即使动员群众开展社会救济，但粥少僧多，难以保证每户都能渡过难关。当时我们的条件，抗拒灾害的能力实在太差，一旦感染了时疫，在当时极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简直是束手无策。
这年，有少数干部的家属，在敌占区难以生活，也赶来垦利逃难，除了按规定给点救济粮外，还靠干部自己节衣缩食，同志们有限的互助接济，自己开荒种地或做点什么生意，才能勉强糊口度日。受此影响，当时曾有少数干部革命情绪消沉，个别的脱离革命队伍。回想起这段极端艰难的岁月，至今仍令人感到辛酸。
秋初，我从敌占区武工队生病回来，县委机关驻黄家油坊，天气热，人发高烧，炊事员老冯同志特地为我做了鸡蛋面条，这最好的病号饭也吃不下，烧了姜汤吃也无济于事。又请了李家呈子的中医服下了三付中药（这在当时也是破例的），也不见速效。住在王振华家，每天躺在他家的小桃园里看着蚂蚁爬树。休息了一周多，体力才逐渐恢复。
六、开辟敌占区利津三区工作。这年夏天，根据区党委、军区的指示，县独立营派出一个连组织武工队开展占区利津三区的工作。经县委、县独立营共同研究确定，由我和独立营政治协理员由子真带领这个连，还配备了农会干部杨同芳，青年干部张玉等几名精干的地方工作干部参加武工队。独立营还特地派了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李继增同志为我们作向导。
利三区是一个完全敌占区，敌人在盐窝、王家庄、东堤设有据点。与黄河大堤平行的一条公路，由利津城经王家庄、盐窝通向陈家庄。盐窝与利二区崔家庄敌据点之间，有封锁沟相联。北边由盐窝通沾化县利国敌据点也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敌人在这里已有四、五年的统治基础，是一个被伪化了的地区。
当时我们武工队以利二区北部的东张一带为基地，调了单彪同志到这里，负责武工队的后勤供应及联络工作。记得第一次进入利三区，按照预先侦察好的路线从东张出发，由苏家渡河经薛家庄子跨上黄河大堤，沿前后左家，穿过盐窝至利的公路，插进双井村。第一次进入还不敢深入内地，先插一支脚试一试动静，万一遭到敌人袭击时，可以很快地回到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一到双井村，先找到伪保长，并把他抓到手下，对伪保长和住户“约法三章”，绝对封锁消息，万一走漏消息，因告密而遭敌人袭击，即对其严惩不贷。住到一家，一住就是一天，一个班住在一口房子里，白天轮流站岗、睡觉，在室内放一污水盆小便，不能外出。各分队住下后，亦不互相联系，由部队派出便衣侦察员了望哨，如发现敌情，枪声就是命令，统一指挥行动。这样白天完全隐蔽起来，一般是下午四点钟左右视有无敌情再进行工作活动。有时访问军属，有时访问村内上层人物，有时也召开小型座谈会，一面调查了解村情，一面作抗战宣传工作。晚上部队再转移活动，有时一晚上要跑二三个村庄活动，一是熟悉地形，二是让更多的村庄见到武工队，借以扩大武工队的影响。这样昼伏夜出，在利三区往返活动的地区北到前洼、后洼，前后邢家，向西到大小蒋家庄，往南到夹河一带，活动范围接近30个村庄。
那时，利津三区的“红枪会”、“兰花团”是很厉害的，每个村庄都有这种道会门组织。每人持大刀、长矛等武器，在师父头目的指挥下，“上了发”，个个勇往直前，颇有凶煞威风。敌人掌握利用这些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反共”、“反八路军”的教育，名义上是自卫，实际上是对付我们。村村实行联防，一村有事、周围村即赶来相助。我们每到一村，除了找伪保长以外，同时也找“兰花团”的头目个别谈话做工作，先使他们不与我为敌，进而争取对我友好，支持和协助我们开展工作，逐步使其转化过来共同对敌。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刘观斗家转移去夹河一带活动，经黄河大坝下几个村庄未停脚，路过蒋家庄时狗叫的厉害，惊动了“兰花团”，他们便四处喊叫起来。这天晚上月光很亮，我们爬向大堤向夹河方向前进，“兰花团”从背后叫喊着追来。为了避免和他们冲突，我们便潜伏在坝下边的谷子地里，眼看着他们手持大刀、红樱枪，共30多人急驶而过，后面有个掉队的被我们弄住，是个小头目，经盘问得知城里敌人开会，布置各村“兰花团”加紧联防，对付我们的夜间活动。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垦利洼里上来的八路军时，这个小头目倒自动跪下求饶了。我们也趁机向他讲几句道理，说明我们都是自家人，鬼子汉奸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以后不要再追赶我们。后放他回村，并要他向别村“兰花团”转告。这次遭遇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做好“兰花团”工作的重要，它是一支不可轻视的群众武装组织，如不做好工作，它即是我们活动的障碍，如能做好工作，则可为我所用。工作只能用感化教育的办法，不能动武，强硬对待。如同他们发生冲突，不仅会使他们更靠近敌人，而且也会得罪群众，这对我们开展敌占区工作极为不利。后来，我们重视直接做他们头头的工作，还争取机会对他们的会员进行集体教育，使之逐渐改变与我们对立的状态。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有的主动为我们作向导，有的为我们站岗放哨，个别人还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
我们在敌占区活动次数多了，难免与下乡催粮要夫的伪军相遇，如果是成队的伪军，我们即回避，遇到伪军二三人过路或催夫，则将其捉住先收掉他们的枪，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并出示“红黑簿”，上面写上伪军的名字，说明如果做好事即划“红Ο”，做坏事则给划“黑×”。进行教育之后，就再还给他们枪支，放他们回去。我们刚去时，对一些伪乡、村、保长，也曾用这种办法进行教育，从当时情况看还是有效的，整个一个夏季的活动，未曾发现过伪保长告密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允许伪保长在我们转移后向敌据点报告，把我们一个连去报二个连，把向东转移说成向西转移。用这种办法，一是为伪保长解脱“通八路”的嫌疑，二是借此向敌人作宣传，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我们还以武工队的名义给伪县长、翻译官和敌据点内的伪军队长写信，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当然，这种信不会使他们投降反正，但在他们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秋后，青纱帐没有了，大股的武工队活动形式不行了，随之变为小股秘密潜入活动的方式，继续开展利三区工作。随武工队工作的杨同芳同志单身插到利二区南部的林子村，想利用这个村的一个姓杨的上层关系先在这个村建立落脚点，再跨河进入三区南部开展工作，但他壮志未酬，后来竟被利津城的敌人捕去牺牲了。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没有十分可靠的关系，潜伏做秘密工作是危险的。杨同芳同志为了开辟利三区工作而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同志，至今令人怀念。
经过近二个月进进出出的工作，虽未能在利三区内地站住脚，但在盐窝附近几个村的工作有了一定基础。这年冬初，敌人对垦利的廿一天大“扫荡”中，县独立营有两个连插入利三区活动，王林同志带一个连化装成便衣在十六户一带几个村庄与敌人周旋。后来还进入盐窝敌据点村去潜伏。县长王雪亭、副县长石青同志都曾在十六户隐蔽。当时，单彪同志在这里积极做了工作，如果没有夏季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
为进一步开展利三区的工作，年前正式设置了垦利县属利三区工委和区公所，调王允文同志去任工委书记，单彪同志任区长。除武工队的张玉同志外，另调了郑焕文、张洪勋、张子敏等四五名同志到利三区工作。
七、这年秋，我从武工队回县后，继续搞“双减”运动。当时县委统一部署，工作的重点是“双减”的后进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村庄。六区的前左、后左、中左三个村，地主封建势力较强，又是同姓村，宗族观念深，村里的真实情况很难了解，真是水泼不进。“双减”进行了一年多，这三左村却很难发动群众。当时县委确定由我带工作队到六区河西，以三左为重点开展河西一片地区的“双减”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培养了“双减”积极分子，先在后左、中古店、中左村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小型的减租减息增资斗争，最后联合几个村的农会，还动员租种前左村地主土地的外村佃户参加，对前左村的几个地主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减租减息说理斗争。攻开了三左，其他村的“双减”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了。
就全县来说，这年秋季的一段“双减”工作进行得比较扎实，重视发动群众，纠正包办代替的作法，解决了“双减”个别复辟的问题，进一步打击了封建势力，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
八、冬初，敌人对垦利进行了为期21天的大“扫荡”。当时县委驻朱家屋子。在“扫荡”之前，军区已有敌情通报，县委做了反“扫荡”的工作部署，动员群众埋藏粮棉物资，破坏交通要道，填埋水井，实行空舍清野，要求县、区干部要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与群众一起反“扫荡”。县的干部不出县，区的干部不出区，坚持阵地，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县委书记王林同志回独立营带领部队反“扫荡”。副书记杨世保同志留朱家屋子附近，负责与各区联系，并保护地委的李文同志。我分到河西，其他干部按照熟悉的地区村庄分散开来，与群众一起反“扫荡”。各区的干部除规定区委书记都必须亲自带领区中队反“扫荡”外，其他干部也是分散到各村与群众一起反“扫荡”。
“扫荡”开始后，我和张浩同志在河西小郭家屋子相遇，与群众一起活动。夜间到野外的秫秸堆里或废弃井坑内睡觉，以躲避敌人的夜间袭击，白天返回村内，昼夜与敌人周旋。一天，王雪亭、石青两位县长和通信员袁聿明也来到这个村。午后，突然有一股敌人在村西出现。村长带我们几个人跑到村东一片草荒里，找到一个没有顶盖的地窝子，大家一起下去蹲在里面。不久，这股鬼子进入后郭村东北的汪二河村，不断地鸣枪追逐外逃的群众，接着敌人的飞机来了，用机关枪对地面扫射。敌人的骑兵在汪二河周围的田野里进行搜索，距我们最近时只有半里路，情况十分危险。而我们几个人只有几支短枪，没有战斗力，也不能再转移，大家商量，如果敌人来了就拼，准备牺牲。不过这次总算有幸，我们没有暴露目标，敌人的骑兵也没有再继续向前搜索。太阳西坠，敌机始离去，敌骑兵亦归村，我们也安然回村。后来知道，就在这天的下午，我军区直属团郑大林团长带着部队就在汪二河以东的傅家窝、二段、三段等几个村内。由于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我军封锁消息严密，没有暴露什么目标，所以，我军主力部队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敌人也发现不了。
次日，敌人在河西这片地区进行围剿“扫荡”，我和张浩同志预计到这种严重形势的出现。一清早，我们两人就带了干粮外出，转移到南边靠近黄河的乱井子村西南的草荒里，找到一个废弃井隐蔽下来，两人轮流站岗、睡觉。在轮到我睡觉时，发现敌骑兵由北向南拉网“扫荡”，步兵在追赶奔跑的群众，情况紧急。我们立即转移，两人拉开距离，各自渡过黄河，穿过敌人的临时公路，到草荒里去潜伏下来。午后，又转移到五区高家屋子以东的草荒里。黄昏时，找到几个种地的小屋子住下来。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青救会员给我们送信，与五区区委书记张增、一区区委书记崔振华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各自带着区中队在一村与民丰社之间的坝南草荒里游击活动。休息两天后，我们分析敌情，这一片草荒是敌人还未拉网“扫荡”的地区，不能久停，随即再转移回河西那片敌人已“扫荡”过的地区。我们过黄河后，与独立营副营长张孝屏同志巧遇，他说，王林同志因和我及张浩同志联系不上很着急，要我俩立即到他那边去。张孝屏同志派人送我们到十六户，这里距盐窝敌据点很近。王林、张孝屏带一个连，换了便衣插在这里，县长王雪亭、副县长石青也隐蔽在这里。我们先同他们碰了头，交换了情况，研究分析敌人“扫荡”的形势，认为敌人“扫荡”已到后期，敌人撤退时也可能对接近我根据地的边缘地带进行“扫荡”、“清剿”活动，县的领导干部集中在敌占区一个村不行，还是分散为好。于是，我们又与他们分手，各自分散活动，直到敌人“扫荡”结束，才返回朱家屋子。
这次敌人“扫荡”，采取分进合击、拉网、梳篦战术，反复“围剿”。敌人“扫荡”开始是找我部队作战，妄图消灭我抗战有生力量。后来是大肆抢掠、烧杀，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到处找粮食、抢粮食，抢棉花。在一区、七区海边的荆柳、草荒丛中，到处寻找我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挖掘我们埋藏的机器物资。我东部新开垦的地区，有些村庄被烧了一些房子，有些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敌人抢去了大宗的粮食、棉花和牲畜。使我垦区抗日根据地受到极大地摧残。但是，不管敌人如何凶狠，他们是无法消灭我抗日力量，征服不了我抗日人民的。
在反“扫荡”中，我主力部队机智地避开敌强我弱、对我不利的战机，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外围敌后地区活动，并寻找适当战机打击敌人。我县独立营则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插入利津三区敌占区去。各区中队都由区委书记带队，坚持阵地，与群众一起，利用敌人“扫荡”空隙，在内地与敌人周旋。干部则分散在群众之中，有些同志还带领群众积极地进行反“扫荡”对敌斗争。县武委会主任韩连祯同志，曾带领朱家屋子民兵数次夜间袭扰敌据点。六区韩维新、崔士贡同志，在敌人临时据点黄家油坊周围的村庄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埋藏粮食，使敌人几次抢粮落空，减少了群众的损失。二区王耀亭、王征南同志在敌人撤退时，乘敌人暂时离开宋家院的短暂时间，动员群众将敌人抢的粮食分散运走。
这次长达21天的大“扫荡”，对我垦利县的工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垦利县的干部也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县委在总结这次反“扫荡”斗争时指出，这次反“扫荡”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紧密依靠群众，干部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从而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这次敌人“扫荡”中，牺牲的地方工作干部有县工商局局长张栋同志，二区区委书记许浚之同志，还有二区的妇女干部王秋兰同志。县委机关会计王敬亭同志在“扫荡”中不慎弄响了自己带的手榴弹而牺牲。七区的组织干部路酉山同志在“扫荡”中失踪。一区的组织干事贾文山同志是这年春季敌人对我八大组地区的一次“扫荡”中失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