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利县十万余人民和全国人民群众一样，渴望着抗日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家园。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违反人民意志，背弃重庆“双十协定”，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与反动政策，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蓄意发动内战。先是搞蒋敌伪合流，阻止我军对日伪军受降，继则在美帝国主义支持援助下，依靠其抢占的交通线和城市据点，疯狂地对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犯。于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炮火又漫延四起。我解放区军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反对内战，奋起迎击蒋军，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开始了自卫战争。
随着内战的爆发，根据地减租减息清算斗争的深入和土地改革的进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更为突出。在根据地内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步深入开展。
这一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抗日民族战争转为反蒋自卫战争，减租减息转为土地改革，整个革命斗争由民族斗争为主转为阶级斗争为主。
一、清剿蒋帮武装匪特。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伴随着蒋匪军进攻解放区，在根据地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其军事进攻，从他们占据的城镇据点，北自天津，南自张店，派出小股武装匪特潜入垦利沿海及内地部分地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与反动地主，过去的土匪，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汉奸、伪军之散兵游勇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残害人民。他们散布国民党谣言，制造匪特恐怖，袭击我边缘区公所及分散的经济单位，杀害我村干部、农村党员、积极分子，破坏我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进行。最早发现是一月初在三区刁口、肖神庙一带的海滩上，出现了以陈廷茂为首（属天津塘沽水上警察纵队）的一股武装匪特，他们在海上霸占渔船，抢劫渔民，为非作歹。春节前，他们还抢劫了一艘被大风吹到海边，因冰冻困于海滩的朝鲜商船。当我县大队闻讯前往剿除时，匪特逃窜，只将船上的几个朝鲜人抢救出带回陈庄。这股匪特曾利用旧关系向我三区区中队进行过策反破坏活动，夏季还曾夜袭我三区区公所。春节前，在四区八里庄也发现了从张店潜入的一小股所谓“利津难民还乡团”的武装匪特。他们先后在八里庄、庄科、西滩等几个村庄杀害了我5名村干部和4名群众。县委机关驻地韩家垣子，匪特张佃邦经常出没活动。一天晚上，这个村的共产党员、合作社经理王学宗夫妇被他杀害了。以后又在七区、一区的甜水沟子、宋春荣沟子和五区草荒中，先后发现过小股武装匪特的踪迹。一时间匪特破坏活动猖獗，曾一度影响了社会安宁和查减运动的进行。
当时，县里虽经多次研究，组织县大队、区中队进行武装清剿，但由于对蒋军配合军事进攻，派出小股武装匪特潜入我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没有思想准备，对反特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又受不准随便捕人的政策束缚，镇压无力，反特斗争一度处于被动。后在上级指示下，不断总结反特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反特斗争严重性的认识，加强了对反特斗争的领导。五月间，县大队在草窝子的一次清剿中，匪特张佃邦在逃窜时毙命，初步打击了匪特的嚣张气焰。经不断总结经验，加强侦察工作，逐渐摸清了匪特多是在与邻县和各区接壤地带为窝、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县成立了反特指挥部，还建立了三个联防指挥所，组织了专门武装侦察队。县、区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统一指挥，组织轮番清剿。同时加强民兵联防，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反特斗争。一旦发现匪特，即穷追猛打连续清剿，先后击毙武装匪特六七人，俘获五六人。同时，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和缴获的匪特地下线名单，逮捕了几十名勾结及窝藏匪特的“地下线”，及时采取镇压措施，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反特斗争信心，保证了下半年土改的顺利进行。
在反特斗争中，县区地方武装、公安和武委会干部全力投入了反特斗争。县、区的部分领导干部都身为指挥，亲临第一线参加反特斗争。县委组织部长崔振华同志，在匪特夜袭三区区公所时，他和区长李复吾同志带领在所的全体同志俯在房顶上，坚守阵地，彻夜与匪特战斗。韩维新、王征南等几个区委书记，县武委会主任魏义昌和夏荣臻等几个区武委会主任，在反特斗争中，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受到了干部群众的好评。在反特斗争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了有5名村干部、4名群众被杀害外，我县大队刘治明副大队长，在草窝子的清剿战斗中受重伤，送第军分区医院后不幸牺牲。区公安员毕玉柱、区干部李惠城二同志光荣牺牲，还有三四位同志受了伤。他们为消灭蒋帮武装匪特，保卫垦利人民的安宁，保卫垦利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而牺牲，使我们难以忘怀。
二、动员群众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这是关系垦利人民生活和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大事，也是垦利人民支援反蒋自卫战争的实际行动。抗日战争年代，垦利县曾被誉为“渤海区的粮仓”，不仅供应了当地军民的食需，还调运出了大宗粮食支援其他地区军民的抗日斗争，还为一大批从敌占区逃来垦利开荒的难民提供粮食，并以余粮组织出口贸易，换回各种物资，以供军需民用，繁荣农村经济。反蒋自卫战争爆发了，需要垦利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涨的。但在部分较富裕的农民中，却存有“怕富”思想。为了及时地宣传党的政策，作好思想发动工作，掀起春季生产热潮，三月间，县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进一步阐明党的生产政策，响应上级提出的“耕三余一”号召，根据垦利情况，力争“耕二余一”。贯彻拥军支前，强调做好对烈军属的代耕、代种工作。会间，一区劳模王其玉、刘树梅（女），七区劳模任继永、黄振甲，二区劳模丁丹桂、张福儒等，相互提出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开展生产挑战竞赛，并介绍了他们组织起来搞生产的经验。这次会议对掀起春季生产热潮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县生产动员大会的影响与推动下，区、村层层作生产发动工作，又及时地发放了奖励开荒和增添耕畜、农具的生产贷款，支持和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劳动组织的发展与巩固，为这一年的粮食丰产打下了基础。
三、组织民兵轮战营、运粮队支援前线。经过春节前后广泛深入地形势宣传教育，耳闻目睹了蒋军进攻解放区的事实，使广大群众看清楚了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成了人民的头号敌人。不打垮蒋介石，解放区的人民就会再受“二茬罪”。垦利县的人民和渤海区其他各县人民一样，为了保卫解放区，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响亮地提出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的口号，这也是垦利人民的实际行动。
春节后接到向前线运粮任务，就立即动员群众出牲口、车辆组成运粮大队，把粮食运到前方，我们的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把粮食送到哪里。五月间，又接到组织民兵轮战营支前的任务。一经县里部署，各区干部、民兵都踊跃报名支前，都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做好担架，完成编制，准时到县集中，由县委宣传部长张增和武委会代主任魏义昌带队出发，奔赴前线。他们随军转战于小清河两岸，参加了几个县城的解放战役，历经五个多月的时间，于十月间胜利返回。第一个轮战营的胜利归来，广泛地传播了前线攻城夺镇，解放区日益扩大的消息，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保卫解放区的斗志与胜利的信心。
四、修筑黄河新堤，准备引黄归故。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在花园口决口放水，是为了阻止日寇南犯，而实际给河南、江苏、安徽人民造成了多年的黄泛灾害。这次国民党花园口堵口引黄归故，则是配合其进攻解放区的军事目的，借引黄归故，造成黄河天险障碍，分割封锁我解放区。
垦利地处黄河入海口，原无堤坝，只在四区有几段挡水的小堰。为了不使经过五六年开发经营创建起来的垦利粮仓毁于国民党的“引黄归故”，不再使在战争年代出力开发垦利的千家万户农民再流离失所，在渤海行署统一部署下，于五月间动员了上万民工修筑黄河两岸新堤。县成立了治黄指挥部，县长刘季青、县委书记杨世保等，都亲自上大堤，各区也是主要干部带领民工上堤。他们除担负民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外，还负责工程质量检查，并同民工一起参加挑土、打夯劳动。指挥部编印了《治黄快讯》，及时表扬先进，推广挖土、打夯的好方法，鼓励开展区间、村间和民工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群众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俗话说“千尺坝、一尺口”，如果筑堤不夯实，就会功亏一篑，成为黄河决口的隐患。指挥部和各区都十分注意检查顶坡夯实的质量。新堤工程上接利津境内的老“皇坝”，下至小口子、肖神庙，两岸各长40余里的大堤，于夏收前抢修完毕。
动员河道内村庄农户搬迁，是很艰巨细致的工作。当时政府并没有什么搬迁费发给他们，主要是靠思想动员工作，当然政府对他们迁新居和耕地都是有计划作安置的。动员老户搬迁工作好做，他们说：“黄水来了，以后一年一季麦子，又打鱼又捞虾，有好饭吃了”。但动员新户搬迁则有困难，他们多为即将失去辛劳经营的田园而忧虑，舍不得离开。当然，经过教育动员还是通情达理的按时迁出。
过去军区、行署的医院都是驻扎在靠黄河近水源的村庄，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搬走了，有些烈士的遗骨还掩埋在那里，还有些在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坟墓散落在草荒之中。为了不使这些烈士的遗骨被黄河水淹没，由县政府民政科组织人员在墓地绘图编号，将遗骨搬出安置于陈庄，待另建烈士陵园安放，以慰英灵。
秋末，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来人察看垦利的新坝。双河镇几百名群众拦车示威，抗议国民党放黄河水，破坏垦利人民的安宁生活，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我解放区。当时，我以秘书身份陪同县长刘季青，在朱家屋子合作社的房子里会见了他们。从谈话中，知道他们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对沿途看过的垦利新坝表示满意。询问了新堤高度、阔度和总长以及动用民工人数、完工日期等情况，对工程进度之快表示称赞。我们借机向他们提出推迟放水时间，要求他们对河道内的农户搬迁给补助费，以后黄河修防料物器材经费要他们负责供应。而他们对我方提出的合理要求则滑头地表示说“有待于全盘协商”，应付了事。会见约一小时许，他们离去。
五、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七月间，我参加了渤海区党委在惠民城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当时，惠民县境内的桑落墅一带，蒋匪武装特务活动十分猖狂，时有我军政工作人员被截去的事件发生。为路途安全起见，垦利、利津、蒲台县的几位县委书记约定到滨县集中，再一起同行至惠民城。当时这个渤海平原地区的中心县城，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街上商店不多，也不繁华，有一个新华书店，记得那次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虹》等几本苏联小说。那时大家都是过供给制生活，对市场商品需求兴趣也不大。其实靠每月发几元钱的津贴，身上也没有多少北海币可以投放到商品市场。
会上，听了传达报告，学习了文件，深感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及时。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减租减息，封建剥削与封建土地制度有所削弱，群众也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有了强烈的土地要求，已为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但减租减息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查减清算运动，不管怎样彻底，也只是削弱和减少封建剥削，只能适当改善农民生活。而实行土地改革，则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意识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减租减息，有的地主还搞明减暗不减，今年减了明年复辟，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作为地主阶级必然会作垂死的挣扎。抗战胜利后，各地先后出现了反动地主勾结蒋匪武装特务杀害村干部、积极分子，这实际上已预示了这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残酷性。
八月初会议结束，回县后先在县委传达研究、制订出土地改革工作计划，于中旬召开县区干部大会作传达，部署开展土改工作。因各区土地关系情况不同，研究决定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一区过去是“计口授田”，七区和二区、六区的部分村庄，是垦区解放后经我土地局安垦的新户，这些地方土地比较分散，各户拥有的土地数量相差不多。有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多分多占了一些土地，特别是多占了一些好地，但只要没有欺压群众、残酷剥削的罪恶事实，一般采用“献田”办法，拿出其多于平均数的土地，抽肥补瘦，分给土地偏少和土地较差的农户，填平补齐。而五、四、三几个老区和二区沿河地带，土地则比较集中为地主占有，且有许多地主乘历次黄水泛滥之机，勾结官府，仗势侵吞霸占农民土地，这类地区则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清算斗争，夺回土地，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农民。对无历史和现实罪恶，抗日战争中表现好的一部分中、小地主，亦可用“献田”的办法，以示区别对待。强调做好土改的宣传动员工作，使“五四指示”精神家喻户晓，并以“五四指示”精神和区党委的土改政策教育培训村干、党员积极分子，把政策、办法交到基层，先搞好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县委以四区为重点，由组织部长崔振华同志带领部分县区干部到汀河搞试点，我留县作巡回各区联系工作。县委秘书处还编印了《土改通讯》，及时通报各区土改进展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借以推动工作。土改进展一般比较顺利，唯初期“献田”户的面宽了一些，后经领导指出，随即逐步加以纠正。
在一些村庄的诉苦、清算斗争中，许多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在诉苦清算大会上，控诉地主残酷的剥削、欺侮、压迫农民的罪行，有的拿出过去因欠地主的租债，被迫以土地、房屋抵债的契约，有的拿出过去被逼外出讨饭穿的破衣烂衫、讨饭篮子、打狗棍，在大会上以实物证件作控诉，有的在大会上当众脱去衣衫，露出因逼租逼债被地主毒打后遗留的伤残疤痕，控诉所受地主剥削压迫的苦冤，也有的在大会上哭诉因地主恶霸逼租逼债，致使自己的老人妻儿丧生的冤恨。会上的一个个控诉，一桩桩揭露，都象一把把尖刀扎到地主分子的身上，他们罪恶昭彰，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有的竟瘫倒在地上。汀河镇的群众控诉了裴、曹、林、任、崔五大地主残酷剥削、欺压群众、霸占农民土地的罪恶史，揭露了他们乘黄水泛滥之机，勾结官府，使用镇上的民团武装，骑着马到处去“圈地”，以他们的马蹄踏迹为界，蛮横霸占农民土地。他们贿赂官府，用更换地契的办法夺取农民的土地，如有农民反抗，轻则私立公堂毒打关押，重则捏造罪名押送官府下狱。群众还把他们毒打群众用的“黑油鞭子”、“红油棍”抄出来示众。通过诉苦清算斗争，揭露了地主恶霸剥削欺压农民的罪恶历史，激发了广大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使广大群众懂得了在旧社会地主老财都是靠压迫剥削农民，勾结官府侵吞霸占农民土地和劳动果实而发家致富的。一家地主发迹，使数十家农民破产，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只有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打倒地主阶级，才能挖除穷根。土改清算斗争，教育了广大农民，也教育了参加土改的广大干部。经过土改运动，广大干部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更强了，增长了革命斗争的知识和才干。
至年底前，全县大小300多个村庄，除少部分边缘小村外，基本上都进行了土改，大部分村庄完成了分配，有少部分村庄还颁发了土地证。当时，县委对土改工作还是抓得很紧的，差不多一月左右就召开一次区委书记会，检查工作，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这里，使我回想起七区区委书记魏谦光同志的不幸。在元旦前后的一次区委书记会议期间，魏谦光同志（原姓金，桓台二区隽家山村人）与宣传部通讯干事李兆麟同志一起睡在宣传部套间内的火炕上，因火炕烧的过热，炙热了他枕头边的日式小手榴弹，致使手榴弹爆炸，头部受重伤，送第四军分区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魏谦光同志过去在二区、六区任过宣传科长，与我工作接触较多，他工作积极热情，深入扎实，密切联系群众，常为农村党支部上党课，还常写些通讯，报导群众运动发展情况，他爱学习，为人谦虚、厚道，作风朴实，待人和气，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同志。
县长刘季青同志奉调参加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谈判“引黄归故”问题，由杨世保同志兼任县长。县各救会主任孙功同志上半年调去大连参加接收工商企业的工作，由李光辉同志代各救会主任，七区魏谦光同志逝世后，李光辉同志调任一区区委书记。县各救会宣传部长陈镜同志调走。
此外，县公安局长魏湘源同志，于五六月间自缢去世，其自缢原因不明，但据县公安局的同志报告，说魏曾流露过对时局变化的忧虑，事前其子从寿光家乡来探望，曾表露出心情不悦。当时，县委报告地委，按照“自杀就是叛党”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公安局宣布魏自缢致死是“叛党行为”。现在看来，当时原因不明，作出这种结论不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