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国民党匪军向山东重点进攻。自卫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敌我力量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反攻。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继续深入进行。总的工作任务是支前、土改、生产、反特。三月间，黄河水归故道，经垦利县境入海，又增加了一项治理黄河的任务。
蒋介石对山东重点进攻，我军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保存有生力量，诱敌深入打运动战，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华中新四军边走边打，七战七捷转移到山东。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相继展开，胶济、津浦两线战斗频繁。华中、鲁中南军政后勤机关的非战斗人员转移到渤海区。随着自卫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支前任务日益繁重。保卫解放区，保卫土地改革，是解放区人民的利益所在，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解放区军民的奋斗目标。垦利县的干部、群众都表示，为了打垮蒋介石，垦利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援前线。
这年春节前，已按区党委、地委的统一部署，安排了春季参军工作。通过春节前后普遍进行的自卫战争形势宣传和新旧社会回忆、对比教育，深入作了参军动员工作。经过减租减息、土改翻了身的广大农民，都懂得保卫解放区、土地改革都是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保住解放区才能保住翻身的好日子。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动员青年人“参军保田”、“参军打老蒋”、“参军保卫解放区”。
这次参军仍是各区普遍发动，重点放在人口比较多的四区。参军的思想动员工作比较扎实，在一些村干、党员、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全县有500多人参了军。参军青年们向垦利人民告别的誓言是“不打垮蒋介石，誓不还乡”！垦利这块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只有10万多一点，过去参军的人数不算，只从1945年到1947年连续3次参军共约2000余人，应该说，这是垦利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
参军工作还在进行着，正月初三，接到了上级命令，立即组织一个轮战营（担架队）支前。县委在当天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轮战营的组建工作。确定由组织部长崔振华同志和县政府秘书科长李连升同志带队，连干部由区干部充任，排干部从村干中选任，班干部则由民兵骨干分子充当，选择工作能力强的村长作连的司务长，物色农村的“针灸先生”（土医生）充作各连的卫生员。这个轮战营的人数近千，组建的时间很短，按照命令规定时间开赴了前线，跟随渤海十纵参加了反击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自卫战争。约四月末，这个轮战营部分人员复员刚回来，五月又来了要垦利组织一个支前大队的任务，急需赶赴鲁西南地区，跟随三野作战地服务。那时干部、群众的战争观念很强，组织纪律性也好，配备支前干部组织上点到谁，谁就去，要民工、调民兵，要多少出多少，没有人讨价还价。干部的这种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组织观念和政治素质，是经受了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
为了支援前线，按照上级指示，于春节前后进行了精简机关，清理财务的工作，号召大家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当时供给制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要求各机关再紧缩开支，把机关生产的粮食，节约的经费都一律上交，大家都以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大局为重，不论大小单位，没有人打埋伏。许多同志积极响应号召，自动提出不领单衣、鞋袜，半年不领津贴费，有些同志还把个人几年积攒下来的津贴费，省下来没有穿过的新鞋又捐献出来支援前线。当时，机关用纸是有限量的，每人每月两大张行连纸，墨水都是买了颜色用水冲用，用旧报纸自己糊信封使用。这次，我把骑用的一头小毛驴减掉，还献出了去年刚从陈庄大集上买来的一条棉毯，连仅有的一个新棉袍也上交了。说实在的，那时实行供给制，在干部思想上，私有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大家生活都一样，只是县委、县府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和个别年长体差的同志，才能享受保健待遇，供给吃细粮和半细粮，每月还有二斤或四斤猪肉的保健费。在这种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同志们之间亲如手足，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个别同志生病或有困难时，除了组织上的关怀照顾外，同志间都是乐于解囊相助热情帮助的。这也是战争年代，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结下的同志友谊，是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思想美德。
春节前后还在工商界开展了献金运动，县区都以商会为主成立了工商界献金动员委员会。当时垦利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业，仅有的都是农村的铁匠炉、货郎担、杂货挑子、小商贩。象陈庄、罗镇、八大组、朱家屋子、民丰社等较大集镇，也仅有几家日用杂货铺和大车店，过去地主、富农开办的油坊、粉坊等，经土改都已归农会所有，多数都已停产。当时买卖东西主要是靠五天一次的集市贸易，有些物品或大宗生意还多是采用以物（粮食）易物的交易方法。就是这些小商、小贩、小店铺的商界人士，对保卫解放区，支援前线的献金，也是不甘落后地争相捐献，各区商会还开展了献金竞赛。春节前后不到一月时间，仅陈庄一个区，汇集献金已近百万。垦利县的商会组织为支援前线出了力，商界人士为自卫战争贡献了力量。
三月间，国民党在河南花园口提前堵口放黄河水归故道，垦利部分村庄遭黄水淹没，对这一年生产的影响极大。应该说，我们对黄水归故还是认真作了准备工作，去年修筑了新坝，接着动员河床内及无坝沿河村庄的群众搬迁，黄水来之前，黄河办事处又组织河工沿堤检查修补了经雨水冲击形成的水沟和孔洞，我还特地同办事处的同志们和七区孙友恒区长，一起察看了入海口的河道，原估计河水畅通入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其对山东的军事重点进攻，竟违犯协议，提前堵口放水。一些村庄未及搬迁，黄水一到，二区小口子新坝往下直到入海口都成了一片汪洋。七区的大部村庄被淹没在水中，有数千人被围困在水域中村庄的弧岛上，情况十分严重。经派人去利津、到海边动员来船只进入水域抢救四、五天，始把困于水中的群众全部救出。在这个期间，我曾去七区察看灾情，也与孙友恒区长一起乘船去水域动员少数不愿意离开的群众搬迁。有个别人家，黄水到了门前，还舍不得离去，主要是盼望着黄水很快退下去。经过反复动员，他们才勉强随船搬离。这次组织抢救的及时，应该感谢当时参加抢救的船工们，每天只付给他们口粮和很低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打渔和搞运输赚钱，而前来参加抢救工作，有的村庄处在浅水围困中，船只不能靠近村庄，有些船工就下水帮助群众搬迁，背上老人、抱了小孩上船，他们抢救灾民不计报酬，见义勇为，当时是很感人的。
支前生产两不误，是党的号召，也是垦利人民的行动。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靠美帝国主义帮凶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各种物资，而我们则是依靠人民，打人民战争，我人民解放军基本仍是靠“小米加步枪”，靠从战场上缴获蒋军的武器装备壮大自己。解放区参军、支前，补充了前方的兵源人力，保证自卫战争的粮食供应，这是根据地人民的重大贡献。
经过土改，贫下中农的地多了，参军支前之后农村劳动力少了，还有些农户抗战胜利后返回了原籍。支前任务繁重，如何搞好土改后第一年的生产，不荒芜土地，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必须充分地调动土改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发动农民发展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以调剂劳力、牲畜、农具之不足，并增加农业贷款，积极支持贫下中农的生产。在生产上，还须认真落实对烈、军属及支前民兵民工的代耕代种。否则，就会影响支前，影响参军兵源的巩固稳定。
春耕生产须不误农时。正月十五以后，县召开劳模、积极分子生产动员大会，除了表彰劳模，奖励生产先进之外，主要是群策群力，讨论搞好生产，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当时领导生产，不是定种植计划，也不下达产量指标，主要是宣传党对农村生产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动员，调动起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在县的生产计划中，提出生产要求，说明生产方针政策及支持发展生产的措施等。这次会上，任继永、张福儒、丁丹桂等劳模之间以及区与区之间相互开展生产竞赛，对推动生产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土改后的第一年春季生产，群众的积极性是高涨的，生产互助合作也有所发展，但由于黄水淹没了大片土地，又严重缺乏劳力、耕畜和肥料等，这年的粮食产量是不及往年的。
支前土改两不误，是当时的一条工作方针。但在春节后一段时间内，参军支前工作繁忙，又来了黄河水，工作十分紧张，土改曾一度陷于停顿。直到四月间，几项带时间性的突击任务完成后，才集中力量转向土改复查工作。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对各区土改进展的深度、广度作了分析，强调按照各区特点，土改复查重点亦各不同。在由我土地局安垦和过去计口授田的地区，基本是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土地平分。而老地区则着重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斗争，坚决打击汉奸恶霸地主及减租后抽地逼债的不法地主和大地主。对抗日战争中表现好的中、小地主则区别对待，不应献田而献田的应予纠正。在土改复查中强调农会的旗帜要鲜明，贯彻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精神，处理土改中各种问题都要通过农会，反对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当时由于支前、剿匪工作任务紧迫，能够投入土改的干部少了，因此强调集中使用力量，复查一个村即完成一个村，干部一时无力到达的村庄，宁肯不动，也不许乱动，以免政策上搞乱。
四月间，县委接到地委调我去利津工作的通知，当时因有几件工作不能脱手，经地委同意推迟于五月十日前去利津报到。
从1942年6月至1947年5月，我在垦利县工作了近五年，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垦利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21天大“扫荡”、开展敌占区等工作中，对我都是最好的锻炼。在战斗生活中，与垦利的干部群众同甘苦，共奋斗，并共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我对垦利这块土地和这里的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情谊，使我永记不忘。缅怀在这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为人民利益而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写的这份回忆材料，因时间已过40余年，可能记忆有误，情节不准，殷切希望当年在垦利工作过的老同志给予指正。
1985年9月修改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