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从“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历经八年。我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最野蛮、最残忍、最无耻的、毫无人性的滔天罪行；见证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日寇狂言：“欲征服全世界，首先征服中国。”征服的手段是屠杀，以屠杀中国人民为乐趣，这是侵略者的本性。一九三八年春，鬼子兵在拂晓包围了离我家五公里的于家庄、中埠、冶里三个村，进村把男女老幼赶到广场上用机枪扫射，集体大屠杀，然后再挨家挨户搜，见人就枪杀。一个早晨，杀死近三百人，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于家庄有十几户被杀绝，日军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走上抗日斗争这条革命道路的。为了介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功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特介绍抗战后期我的一段战斗史。
抗日战争进展到一九四二年，这是敌后解放区军民最艰苦的年代。日寇在战领区实行“强化治安”的残酷统治，对敌后解放区反复地进行军事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把解放区的军民困死。当时解放区缩小了许多，斗争形势极端困难。为了粉碎日寇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和蚕食，党中央提出了“敌进我也进”的战略方针，各战区都要组织精悍的小股武装，深入到日寇统治的心脏地带，坚持武装斗争。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渤海区党委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特抽调了我（我当时任广博蒲三边县委组织科长兼蒲台四区区委书记）和孙铁民（渤海区农委书记原桓台县委书记）等四位同志，与继续在桓台县坚持斗争的相子正、张精忠等同志组成武装工作队插到山东胶济铁路张店附近开展敌占区的武装斗争。
我们前进的方向为什么选择张店一带呢？原因是：一、张店是战略要地，是胶济铁路与张博铁路的枢纽，是侵华日军驻山东的大本营。
二、张店一带是我党抗战初期领导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地区，抗日军人的家属较多，党在这一地带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被抽调的我们这几个干部都是张店一带的当地人，政治上坚定是被抽调的重要条件。
我们插到张店一带的任务是熟悉家乡一带的情况，重新发动组织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地下武装，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争取改造伪乡村政权，把握时机，有效地打击敌人，使日寇的大本营日夜不得安宁，来支援解放区的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要像一把尖刀那样插向敌人的心脏”。我们刚潜入张店一带，困难重重。日寇的反动统治达到了极严酷的程度。各村都建立了连坐的保甲制度，成立了伪保政权，建立了伪保安自卫团，甚至秘密建立了情报网，日夜监视游击队的活动。开始，我们进村后，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怕被敌人发觉受到打击和迫害。实际上老百姓内心是高兴的，看到或听到八路同志还在，感到抗战胜利就有希望！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工作，我们完全扎下了根。
局面打开了，队伍也壮大了，上级党组织又陆续增派来一批干部。于是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桓台县县长相子正兼县大队队长，县委书记孙铁民兼大队政委，同时宣布成立了几个区政府和区中队，我是任桓台五区区委书记兼中队指导员。此后，工作虽有分工，但较大的军事行动还是统一整合，保持着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每个同志都是战斗员，又是工作员，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党、军、政、群，党是一元化领导核心，军事斗争为主要形式，少而精，战斗力强。
我们是如何做到像尖刀那样插向敌人心脏，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的呢？概括地说，我们的做法有：
一、利用内线，里应外合，采用夜晚偷袭战术，巧妙地打击敌人。
二、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做掩护，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三、利用乡村集市贸易人多复杂的条件掩护战士巧妙地打击敌人。
四、发挥矿区工人阶级的抗日积极性，大批地把炸矿石用的炸药偷运出来，支援主力部队作战。
我们的斗争很艰苦，我也有多次危险的遭遇。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在大寨村向修棣同志家。夜晚正开党支部会，忽听宅外的狗狂叫起来，向修棣同志出房门听动静，敌人已从东南角爬上大门的墙头上，高声叫“快来开门”。我一听，不妙了，敌人已经包围了宅子，我一巴掌把灯火打灭，滚下坑来向外冲。我和杨成礼两人，用两支短枪朝大门口枪的火光对射，把敌人打哑了。向修棣、向修卿、向贺修在我俩掩护下，从房院的西北角翻墙撤到北邻。我们都到北邻后，听到街上已有敌人喊话，我们五个人向东连翻几户人家的房顶，撤出村外，消失在夜幕中。当时，敌队长边道际在大门口被我打成重伤。我们脱险后，敌人把向修棣家的房子放上火烧了，把他家的牛也牵走。这是很危险的一次，敌人是直接冲着我来的。
这年的秋天，也是在大寨村，晚上游击队七、八个同志在这里住下开会。中午十二点多，卫固镇伪区队二十余人从东边郭家庄来到大寨村要吃中午饭。我们当时研究认为是歼敌的好机会。我们告诉村长王兴福回去好好招待这些汉奸，多用好酒把他们灌醉，便于我们收拾他们。哪知这个村长把我们的计划报告了敌人，敌人没有吃饭，很快就急忙返回了卫固据点。我们感到情况有诈，我和罗茂铮同志到村头围墙上看情况，看见有一百多敌人跑步向大寨村包围过来了，我们立即向大寨村的东南寨门冲去。出村不远，从南边包围的敌人已赶在我们右侧，双方立即交起了火。我们边跑边打，把敌人打压住。我们冲出几百米远时，战士张桂忠负伤了，一棵子弹打在背脊上，我在前边拉，韩干同志在后边推，翻过了一个小山岗。韩干同志用张桂忠的步枪点射追赶的敌人，打倒了一个，敌人不敢再追了，杨成礼背起张桂忠撤下去，夜里把伤员送往长山地区。
一九四五年春节过后不久，麦田开始浇水的时节，我和杨成礼等四人夜晚住到南岭村姓唐的同志家里。汉奸二十四旅特务队从江西道村的集市上知道了我在南岭村住，中午12点左右，几十个敌人包围了南岭村，我们四个同志迅速到唐同志宅后菜园的白菜地窖中藏了起来。我在地窖口破席盖子下面，左手三个手榴弹同时揭盖，把线拉在手指上，右手匣枪上膛，等着敌人来搜。就在此刻，敌人来到菜园子向正在提水浇地的唐同志问八路游击队有没有来，唐同志回答没有。有一个汉奸，走过来脚就站在窖子口上，朝栅墙西邻的一位大嫂喊话：“你是不是于明的老婆？”（于明是区特派员），大嫂骂了敌人一句话，这个家伙没有低头看窖子，就快步推开栅墙到西邻家去了。我们这时才松了口气，我们脱险了。如果敌人低头发现了我们，就是一场拚杀。唐同志在敌人离村走远后，来叫我们爬出窖子，嘴发抖，说话说不清，吓的不轻。
还有，一九四四年春的五月份，一天的上午九点，我和杨成礼到西尹村张大婶家，正试穿张大婶给做的鞋子，忽听墙外狗叫声大作，向墙外一看，呀，大队汉奸来村搜查了。我和杨成礼迅速躲到北屋里，把门闩好。杨成礼守住门，我在窗口处透过窗棂破纸洞向外监视敌情。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班的汉奸来到家门口，张大婶坐在门口的石座子上，看见汉奸们都双眼盯着门口一棵杏树上熟红的杏子，大婶就笑脸上去让他们吃杏子，汉奸们就像八辈子没吃过杏子，边地上拾，边吃边往口袋里装，有的把枪放在北屋窗口下。有个家伙斜眼从窗棂洞中向屋内瞧，没看见什么就又去地下拾杏子。不多时，号声响了，敌人就离开了，张大婶的这棵结满枝的杏子，几乎被这些汉奸吃光了。张大婶机智地应付敌人，才使我俩脱险，张大婶的舍命救人的精神使人感动。
当时斗争环境很恶劣，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要时刻具有高度的警惕性，敏捷地应付不策事件的发生。我是很幸运的，没有牺牲。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群众起来支援你，在危机时刻掩护你，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总之，我们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所取得的胜利，都是以劣胜强，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使敌人的大本营日夜不得安宁。我们实现了上级党组织委派的预想目的，但这些胜利，都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的胜利，是游击战术思想的胜利。有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武装，我们的战士才成为英勇善战、无往而不胜的英雄。
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让法西斯侵略战争不再重演，不忘历史，应不忘英勇牺牲的烈士，要继承遗志，永远贡献人民。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老八路游击队员，殷切地希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永远记住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是胜利之本、胜利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