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这场战争历经八年，中国人民死亡三千多万，伤无数，最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
本侵略者的失败投降而告终。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庆祝的！我是一九三八年春参加革命的，当时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而参加抗战打鬼子的。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参加者和幸存者，每当回忆起那段历史，心情就异常不平静，就深深感到革命历程的艰辛和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就会深深地怀念那些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我当时的经历中，有许多事值得我回忆，但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初十。那一天日本侵略军血洗了我的家乡一一山东省寿光县北台头村。如今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三九年一月下旬，日军铃木联队在汉奸配合下，侵占了寿光城，并陆续向北进犯羊角沟和侯镇等重镇。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张景月部弃城逃跑。二月下旬，十五旅刘寿隆团一部溃散到北台头村。正月初十早饭后，日军包围了北台头，与刘部发生激战。因我村围墙比较坚固，直至下午日军才用大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打开了东南门。敌人冲进村内，对村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他们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天村民死亡六十多人，房屋被烧毁三百多间。村东头陈福顺一家就死亡五口。我的祖父陈文儒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头部，血流如注，当场死亡。祖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就那样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弹之下，这笔血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刘寿隆部的士兵有的被打死，有的弃枪突围。直到天色已晚，日军惧怕我方军民的报复，才不敢久留，抢着老百姓的财物、鸡鸭牲畜仓惶撤回县城去了。我家的一头刚生下幼仔的小毛驴也一起被抢走了。刘寿隆部突围时，有些士兵把枪支藏在柴草堆里，天亮后，民兵在我们一条胡同内就搜获十五支枪，另一条胡同搜到九支，全村共搜集到几十支枪，全交给了八路军第八支队。
北台头村的群众经过这场劫难，并没被吓倒，而是更加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共产党员、青救会员和民兵积极分子的带动下，掀起了坚决不做亡国奴，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杀敌救国的热潮。全村有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编成一个连一一当时号称“陈家连”，直接归属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八支队司令员是马保三，政治委员是张文通。陈家连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我家乡北台头村的好儿女，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我工作过的山东广饶县的一九四三年的反“蚕食”斗争。一九四三年敌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山东广饶县（广北）抗日根据地成了日本侵略军反复清剿、合围一一“梳篦”式扫荡的重点区域之一。四三年五月，日军纠集汉奸几万人进行了大扫荡以后，紧接着又对我广北根据地实行更野蛮的“蚕食’’战术，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这件事在广饶的抗战史上称为“五月蚕食”。当时我在广北六区工作，时任该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敌人在广北全境设立了十多个据点，而广六区方圆不过三十多华里，村庄不过二十多个，但由于地处边缘地带，敌人在那里设立的据点便有七个之多，它们是董家据点、斜里巴据点、碑寺口据点、梯门据点、董斗据点、东齐村据点和张刘店据点。七个据点中，只有碑寺口住的是日军，其余都是汉奸伪军，每处约三、四百人。这些日伪军经常到各村烧、杀、抢、掠，抓壮丁去修筑炮楼和挖封锁沟，给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在县委领导下，我区组织各村民兵和区中队，采取各种方法开展反“蚕食”斗争。敌人夜间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我们就组织三五人的小分队到据点附近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并向他们喊话，宣传抗日的胜利消息，告诉伪军当汉奸没有好下场，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宣讲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还动员各村群众实行“空舍清野”，把粮食、财物等藏起来，让敌人出来抢不到东西，并还让各村（我们控制的所谓两面政权）的村长到据点内哄骗敌人，称村里驻着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不准给据点送粮食、柴草等物资，以达到袭扰和围困敌人的目的。此外，我们还配合主力部队，选择有利时机，彻底打掉敌伪据点。七月中旬，我接到斜里巴村党员张洪宾同志送出的关于该村伪军部署情况的情报，了解到该村东南角驻着伪李青山部，该部思想顽固，武器装备较好；而村东北角驻着伪军王道部的第一营和第三营，该部士兵多是小清河南人，思念家乡，士气低落，战斗力比较差，并且村东北角的围墙因前不久天下大雨坍塌了一个缺口，正可被利用作为攻击的口子。我接到情报后，当即越过支脉沟河，步行十多里，到广八区西营村，找到我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向部队领导汇报了情况。部队首长非常高兴，果断决定连夜攻打斜里巴据点。当时部队首长对我说：“你不要走了，吃了晚饭后由你带路一起前往。”晚饭后，我领着部队直奔斜里巴据点。战斗开始，我军采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战术，先以强大火力攻打村东南角实力较强的伪李青山部，该部伪军竭力抵抗。我军猛烈的攻击使伪军误以为我军的主攻方向在村东南角，引致驻在村东北角的力量较薄弱的伪王道部分兵前往支援伪李青山部，于是我军又迅即将主力调至敌伪力量已变得更为薄弱的村东北角，利用原先便已看好的村东北角围墙上的那个缺口，一鼓作气冲杀进村内。记得当时我军战士向前冲锋，边打边高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口号，那种激烈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一夜激战，顽军伤亡惨重，终于抵抗不住，溃败而逃，斜里巴村获得了解放。这是六区反“蚕食”斗争的第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震撼了敌人。第二天一早，我们带领村民打扫战场，收集到几十条枪和许多物资，我们把这些枪和物资全都送交给了部队，受到了表扬。
斜里巴据点被打掉以后，伪军王道部受到了重创，他们一方面惧怕八路军的威力，另一方面又对自己部队被围困在斜里巴据点时得不到附近据点的日、伪军的援助而不满（实际情况是附近据点赶来援助的日、伪军被我打援部队的火力阻住而无法救援斜里巴据点的伪军，当时打援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于是王道派人从其所在的董斗村据点送信出来说，希望我方暂缓攻击，并帮助他们撤回小清河南的寿光县丰城大本营，并称只要八路军不攻打他们，便可以和我们谈判，还可以送枪支、弹药给我们。我们觉得这是争取王道部反正起义的好时机，于是及时向县委和军区司令部作了汇报。在军区司令部城工部同志的配合下，我派区武委会主任王万修同志进据点，与顽军头目王道谈判，动员他弃暗投明。王道要求，让八路军佯攻一下，他就带领部队撤出，把部队拉出据点，撤回丰城大本营。王万修同志从董斗村据点出来时，王道还送了一大篮子的子弹以表诚意。为了骗过日军，按照约定，在我主力部队的围攻下，王道带领部队撤出了董斗村据点，使董斗村又得到了解放。以后，我军区方面继续保持与王道部的联系，很快使王道部起义反正，把部队开到了我根据地中心一一广九区业基王村。我清河军区司令部为此专门召开了欢迎大会。我和六区的有关同志也出席了那次欢迎大会。
经过一九四三年五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一年的艰苦斗争，在部队和地方的配合下，拔除了斜里巴据点，逼迫王道部队撤出董斗村据点并最终起义反正，使得其他据点的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相继仓惶撤退逃跑了。至此，我广六区的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上述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件事，都是我所亲身经历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忆历史，不忘历史，不让那样的历史重演，不仅可以激励自己，也可以教育青年一代牢记历史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兴旺强盛，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