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蒋峪区工作片断
1943年秋，我军发起第一次讨吴（吴化文）战役后，解放了鲁村、南麻、悦庄和临朐县大片山区。当时我在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结业，接着参加民运工作队赴临朐三岔、九山、峰山、大关一带开展工作。后沂山地委决定一部分同志留临朐县工作，我留任峰山区委书记。当时峰山区活动范围很小，只有大摩岭、大峪、南北石拉、桃碾子、李子行等十几个村庄，多是游击区和敌占区。全区只有党员7人：代家庄宗希亮，薛家庄李清舟、李家行，南石拉村张洪贵，李子行村韩洪臣、韩洪早，三山峪村孟范兴。区委和区政府共23人，内有十几名区中队战士。政府人员既是群众工作者，也是武工队员。政府机关没有固定地点，多是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三天两头与敌人战斗，同志们和地下党员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大家置生死而不顾，日日夜夜战斗和工作。同志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为民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是光荣的，人总是要死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
1944年4月21日，我们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鲁中十二团、沂蒙支队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一举攻克了临朐城以南、青沂公路两侧的七贤店、辛寨、常庄、蒋峪、南店、小关、大关等十余个日伪军据点，全歼常庄、蒋峪、南店之敌，小关日伪缴枪投降，大关据点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全部被击溃。同时我军乘胜分四路，向国民党顽固派九支队刘同敬、土匪刘凤鸣部发动猛攻，战斗3个小时，击毙伪秘书长张梅亭，俘虏200余人，刘同敬率残部逃窜到昌乐。
这时蒋峪东部村庄全部解放。原牛河区合并为蒋峪区，我任区委书记，区长王惠山，副书记王汝成。该区东至白塔、窝铺、洛村，北至墨山沟、大峪、黑窝，南至沂山顶吕庄，西至大摩岭、石洞子、三山峪，东西横距70里，南北纵距40余里，共有108个村庄。1943年至1945年，全区相继发展党员120余人，建立村党支部19个，党小组10个，培养提拔脱产干部l0人。当时区中队队员70余人，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大大提高，整个形势较好。
“双减”、土改运动
1944年春到1945年8月，蒋峪区由点到面进行减租减息及增加工资运动。运动中，区委负责人分片包点，在洛村、常庄、三山峪先行试验，带训干部70人。我和组织委员孟范兴同志到三山峪工作，一到村，满目荒凉，良田荒芜，墙倒屋塌，院中黄蒿丛生，全村104户，有40多户流离他乡逃荒要饭，群众见我们远而离之，不敢接近我们。孟范兴同志原在该村教过书，通过师生关系，走门串户，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日伪军、吴化文欺压人民制造无人区的罪行。对吃不上饭的贫困户，发放救济粮款。这时沂水县派来帮耕队，他们自带耕牛、耕具、食品和饲料，跋山涉水来帮助百姓春耕生产，以实际行动教育感动了群众，外出逃荒的人也纷纷回家，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向恶霸地主孟现山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揭发其勾结敌顽、欺压百姓的罪行，并起出5支步枪、两．支短枪、了弹100多发，挖出窝藏的特务分子冯书，押送区政府处理。通过批斗恶霸地主孟现山，以现实教育群众，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老贫农孟现桂对我说：你刚到俺村时，我们有话不敢和你讲。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坏蛋孟现山有枪有子弹还有窝藏的特务，和你们接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传到他耳朵去了，你们离开后我们全家就遭殃，现在俺放心了。
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自发地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民兵等群众组织，从而该村成为对敌斗争的模范村。
其他试点村也同样收到良好的效果，取得了经验，培养了干部。4个村共斗争了5个恶霸地主，起出步枪9支，短枪2支，没收牛13头，羊34只，粮食30000斤，银元1000多块，元宝一个，树500多棵，其它物资一宗。除两支短枪交区政府外，其他物资分给群众，步枪由本村民兵使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阳”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的全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足日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同年7月中旬，临朐县委存土家营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由县委宣传部长于克颖同志传达“五四”指示精神，要求全党同志要站在农民方面，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农民的一切正当主张和正义行动，对地主的叫嚣给予驳斥，对怀疑者给以解释，对党内不正确的观点予以教育。同时，提出厂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18条原则和措施。蒋峪区委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和县委部署要求，提出具体执行措施。
一、从宣传教育入手，由党内到党外宣传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大讲农民要翻身，就要刨穷根，打倒封建地主，要回土地。通过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向地主开展说理斗争，提高干部群众阶级觉悟。
二、对不同情况的村庄提出不同要求。已进行“双减”和增加工资的村，将封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少地的贫农所有，确定地权，焚毁老契，重发新约，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正在进行“双减”或未进行“双减”的村庄，同土地改革同时进行，一气呵成，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分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
三、严格掌握政策，不得偏离。对封建恶霸地主通过斗争，没收其土地，罪大恶极者从严制裁；对地主兼工商业户采取保护政策；对革命战士、干部、烈军属、荣誉军人、退伍复员军人及其家属按人口各分得一份土地；对鳏寡孤独适当照顾，给予应得的土地。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区共没收地主土地3070亩、房屋700余间和大量财物。有3458户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基本上达到了耕者有其田。运动中对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和日寇占领期间依仗权势欺诈人民的伪区长、乡长、保长进行控诉斗争；其中，汉奸队长刘凤鸣（大峪人），九支队队长刘同敬（驼峪村人），区长刘绍九（常庄楼村人），特务张锡新（西圈村人）、刘洪颜（傅家庄人）等，由区政府统一组织，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控诉斗争，并没收其敲诈的所有财产。通过上地改革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壮大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基本力量，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或青年团，其他群众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情绪高涨，斗志昂扬。1946年秋参军支前运动中，广大群众自觉响应党的号召，形成了参军支前的热潮。西圈村老农救会长张洪略，全家7口人，土改前住两个小团瓢仅有2亩山丘地，缺吃少穿，以要饭为生。土改中他分了5间房、10多亩好地，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动员两个儿子参军，并说过几年两个小儿子长大了也让他们参军。他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咱不参军谁参军！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解放我们穷苦人，我全家还得要饭为生，丘个儿子都得打光棍，就穷断根了。咱们是过的共产党的日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民兵队长张洪刚、党支部书记张兆富也动员其弟弟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村有18名青年自愿报名参军。南店村民兵队长冯玉臻带领14名青年参军，推选冯玉臻当班长。代家庄妇女会长曾大娘、李子行村刘大娘送子参军，荷叶村识字班长侯俊英送未婚夫刘明德参军。全区仅10天就有240人光荣入伍。同时，全区有800多名青壮年报名支前，组成常备民工担架队进行整训，随时准备出征。
武装斗争
坚持有效的对敌武装斗争，是我们蒋峪区建民主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发展经济的根本所在。在生产救灾、“双减”、上地改革运动中，民兵建设始终为重要一环。全区划为12个工作片，建立了12个民兵联防队，枪枝掌握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手中，有分有合、机动灵活，打击敌人。亓村联防队由小亓村、大亓村、山头子、安家沟4个村组成，有40多支枪，民兵自己动手制造的地雷多种多样，杀伤力颇强，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蒋峪区东部对敌斗争的中坚。
1945年秋，一股匪特到小亓村抢东西抓干部，他们一到村旁就踏响地雷。民兵联防队长坚立文带领民兵立即投入战斗，打死匪特一人，打伤三人，还把抢其他村的4头耕牛夺回。1946年春，坚立文同志率10多名民兵到离村20余里的边沿地区埋设地雷，将还乡团头子赵传里和王兆堂炸死，缴获厘枪一支，群众称赞亓村民兵是能坚守能出击的“神民兵”。北大峪联防片（南大峪、东西里窝、黑山沟）地处蒋峪区北部边缘地带，民兵联防队规定暗号，一处发现敌情，四方支援。晚上巷口、要道都安装上拉雷吊雷，村庄周围没有土炮台，用鸟枪土炮打击敌人。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扶犁，既搞好生产，又保护百姓安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此相反，有的村虽然进行了减租减息，但由于没有及时建立民兵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群众顾虑多，怕变天，怕报复，把减租减息分得的粮钱物，夜间偷偷的送回去。干部也提心吊胆，到晚上就东躲西藏。1945年4月6口，刘凤鸣等匪特夜袭窝卧村，把村长王怀三一家5口人全部杀害，其中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被用石磨活活压死，致使该村工作长期瘫痪。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使我们认识到：在游击区和边缘区，只有抓住武装斗争这一中心工作，其他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邢家官庄遇险记
1945年1月，山东的敌人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已经穷途末路。为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春节期间普遍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参军活动。中共沂山地委决定，2月5日（农历1944年12月23日）在驻地——沂北县高桥区山宋村召开县、区党政军干部回忆，部署动员参军、支前工作。
接到开会通知后，临朐东部的南流、辛寨、蒋峪和大关5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共11人，由县农救会长潘克光带队赴开会地点。当时，我和大关区区长李奎德骑自行车在前探路，其余徒步在后。当我俩到达沂北县马站区邢家官庄村时，太阳已快下山了，就在村头等候。这时，从邢家官庄村里出来了一个30岁左右、头上留着半截辫子的人，走到我们面前客气地说：“天已黑了，村里有客店，住下吧！”我告诉他，等后面的同志来齐再定。那人停留一会儿就走了。一个小时后，潘克光等同志来到。经商议，大家都同意在邢家官庄住下，明晨早上路。谁知，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大佛道暴乱事件。大佛道是临朐、沂水一带的会门组织，经常散布只有大佛道才能救世的反动思想，蒙敝群众，愚昧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抗战爆发后，大佛道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因此，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骗加入该道。大佛道主要活动在临朐县大关区和沂北县马站、杨庄、圈里区少数村庄。其主要头目为石础村的邱习三、徐家河的徐奉铎、两旺庄的。
为了制造反革命暴乱，邱习三于1944年秋秘密窜到潍县、昌乐等敌占区，与逃亡到那里的反动道会头子、国民党特务王九锡等联系。根据敌特旨意，与人民政权对抗。邱习三从敌占区溜回以后，积极和徐奉铎等串联策划，制造反共反人民暴乱。2月2日（农历1944年12月20日），邱习三、徐奉铎、王乐一、王可一及各村道徒骨干分子在八大庄密谋，决定2月4日晚统一行动，制造暴乱。当时，我们对这一情况全然不知
邢家官庄的大佛道头子外号叫邱三，家里开油坊，是该村有权有势的人物。为配合暴乱，他准备于夜间带领道徒突入店内，把我们杀死。我们住进客店后，他多次派人前去侦察我们的行动。当密探看见我们每人都带匣枪，而且对生人保持很高的警惕后，邱三未敢轻举妄动。据事后得知，邱三不敢冒然冲进客店，便设下一计，派暴徒在村外点起一堆火，制造失火的假象，引诱我们去救火，他们在暗中进行枪杀。我们白天走了 一天路，一躺下便进入梦乡，对“失火”的事一点没听见。邱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密谋让暴徒放火烧客店，以演出“陆虞侯火烧草料场”的故事。但很多道徒反对，因为一旦客店起火后，周围的房子甚至全村都将化为灰烬，不用说别人，连自己的老小也将无法生活。在道徒们的跪地哀求下，邱三只好带道徒走了。
夜间下了一场小雪，大地披上一层薄薄的银装。第二天清晨，我们匆匆上路。客店周围的雪地上，到处可以看到杂乱的脚印。当时，谁也没留意是怎么回事。走出2里多路，到了富岭官庄。我们看见路旁躺着一具被刀砍死的尸体，再朝前不远，又有一个中年男子躺在血泊中，一个中年妇女抚尸痛哭。经了解得知，两个死者，一个是富岭官庄的民兵队长郝锡如，一个是神林店的民兵队长刘让和，他们是昨天夜里被大佛道杀害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2月4日晚，大佛道道徒和茹素团残余分子以西旺庄为中心首先暴乱，道首王乐一等利用里应外合的办法，先摸到石峰台村和崖下村抢走了民兵的武器。当时，崖下村驻有我鲁中十二团生产组。生产组的同志经常和民兵一起搞联防活动，彼此关系很熟。骗取西旺庄民兵队长职务的王乐一，带领道徒以玩耍为名，抢去了生产组的枪枝，接着将他们12人捆绑起来，带到村北山沟里杀害。只有司务长韩子修，被刀砍伤后，就势滚到沟下面才幸免于难。暴徒们在崖下村作案后，一伙扑向富岭官庄、郭家庙一带，一伙扑向上窑、下窑村，他们乘民兵毫无准备之机，沿途抢夺民兵的枪枝。郝锡如和刘让和因坚决抵抗暴徒，寡不敌众被杀害。
我们赶到马站区政府时，区政府已经知道夜间暴乱的消息，召集各村民兵分路追捕暴徒。我们顾不上吃早饭，直奔沂北县山宋村，向地委书记霍士廉、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和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李耀文汇报发生暴乱的情况。他们听取简要汇报后，指示蒋峪、大关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主要负责人，各回去一人，组织民兵，配合鲁中十二团清剿藏入沂山的暴徒。经过3天的清剿和搜捕，除当场击毙王乐一、陆安贤两个道首，邱习三漏网逃脱外，其余参加暴乱的200多道徒全部就擒。通过认真审理，将被蒙蔽受骗上当的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其首恶分子徐奉铎、王可一等5人，被就地正法。这次暴乱的发生，反映当时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麻痹思想严重。当大佛道头子邱习二勾结徐奉铎等准备制造暴乱时，徐奉铎开始感到害怕。他为摸清民主政府的态度，曾向沂北县公安部门报告过“有人要进行暴动”的情况，但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和防范。暴乱前，大佛道头目曾大造反革命舆沦，攻击我党开展的减租减息、反奸诉苦运动是“翻尸倒骨”，妇女参加各项革命活动是“男女混杂”……对此，我有关部门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打击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直到暴乱前，连一点情报都未获得。
其次，基层干部队伍不纯。制造暴乱的首恶分子，本来就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道徒，但由于他们伪装进步，却分别当上西旺庄村的小学教师、民兵队长。他们以这种身份作掩护，蒙蔽群众，以至造成不应有的流血事件。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汲取和冷静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