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 赴 沂 蒙
为了不惊扰父母，防止日、伪、顽加重对家中的迫害，也没给家中写信。临走前，我到司令部拜见了罗竹风、马少波和其他战友，带着领导的嘱托和组织的信任，踏上奔赴沂蒙的征程。为了保证路途安全，司令部派交通营护送。起程前，交通营副营长吕永进同志作了行军动员，他高兴地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请同志们放心，大家要团结一致，服从指挥，一旦遇到敌情，要沉着应战，不要慌张。我们行军途中，有敌占区、有顽占区、有友占区，多是夜间行军，因此不准讲话，不准点火，不准离队，统一行动。
在过胶济铁路时，有的同志看到遥远的火车灯光，以为火车已到跟前，忙卧倒在路旁，后边的同志不明真相，也跟着卧倒在路旁禾地里，待几分钟火车才徐徐驶过。这时，火车上的敌人已发现有人在路旁，很快从东边车站开来一巡路车，强烈的探照灯四处扫射，大概巡路车上人少，没敢停，迅速向西驶去，这时走在前面的吕副营长回来指挥我们迅速过路。过路不远，各队查点人数，结果二队八班少了一个人，吕副营长安排人查找失踪者，队伍继续前进。在路经临朐三岔店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师部时，他们把部队全副武装列队站在路两旁，向我们示威，同志们毫不理睬，雄纠纠、气昂昂，高唱抗日歌曲，顺利通过。
4天后，我们全体人员安全到达中共山东分局驻地沂南县马牧池。第二天，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马牧池村西树林里召开了欢迎大会，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你们，沂蒙山区人民欢迎你们，你们从胶东半岛来到这里，一路辛苦啦。并提出殷切希望和要求。会议结束后，领导同志和我们一起会餐，吃的是煎饼，同吃一锅某。看到这些慈祥可亲、谈笑风生的首长，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年轻人，好像到家一样，心里热乎乎的。
到省青训班学习
我们一起来的同志，有的分配到基层工作，有的到岸堤干校学习。我被分配到省青联工作，在到新岗位前，参加省青训班进行短期学习和实践。当时省青联领导杨涤生、杜前同志经常到青训班授课，讲目前形势和任务、如何走群众路线和执行党的政策等。授课后指导员于冠卤同志带我们到驻地周围村庄，边学习边实践，结合实际进行辅导。虽然时间不长，经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为适应战争环境，青训班没有固定地址，常驻夏蔚、岩路、必旺庄等地，只要是战斗问隙，就分秒必争地学习，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青训班驻岩路村时，西边桃墟一带汉奸王立庆经常到根据地武装骚扰，抢粮抢物、抓人放火。为了保护百姓利益，我们经常配合八大庄、兴旺庄、岩路、大碾等村的游击小组打击来犯的敌人，保卫一方安全。
岸堤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党的基层组织很健全，有的村党员虽然不多，但都是对敌斗争的骨干，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刘家岩路村党支部书记刘同文同志兼任村农救会长、游击小组组长，他英勇善战，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全心全意地扑在党的事业上，是全县有名的民兵英雄和劳动模范。那时党员身份不公开，组织严密，支委会和党员小组会一般5至7天开一次，风雨不误。支部书记和小组长临时定开会地址，党员都按时参加会议，纪律性很强。
我在青训班结识了于冠西，他待人诚恳，没有架子，性格开朗，讲课深入浅出，巧喻明理，生动易懂，对我启发很大，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善写诗文，记得他曾写下这样一首充满激情和赞颂战友情谊的诗句：
诞生烽火里，号角震山川。不畏热血洒，但求真理现。豪杰英烈儿，埋骨沂蒙山。军民同命运，鱼水情无间。同志如手足，上下问暖寒。在省青训班学习两个多月后，根据组织安排，我参加由展中、杨杰、王中、张科、马英、胡静等同志组成的民运工作队赴蒙阴工作。
“六一”大“扫荡”
民运工作队到蒙阴县工作不久，就遇到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的第一次大“扫荡”。这次大“扫荡”从1939年6月1口开始，敌人调集两万余人，15架飞机配合，他们先后占领了莒县、临朐、沂水、新泰、蒙阴等县城，继而向我党政机关及我军驻地攻击，先派飞机进行轰炸，后分路合击，重点清剿。6月7日蒙阴坦埠逢大集，数架敌机向赶集的人群狂轰滥炸，炸死、炸伤20余人，坦埠村公安东一家5口人全都被炸死，公春东父子2人、刘日功的孙子和孙女、公方乃、公茂臣都被炸死。第一天日军进占坦埠村，用火焰喷射器喷烧，全村只剩下地主公巍东的六间瓦屋和1座小楼，其余房屋全部化为灰烬。蒙阴县最大的居民村成为一片焦土废墟。当时在八路军驻蒙阴办事处（蒙阴县委）的领导下，我们迅速投入反“扫荡”的战斗中去，对外逃的和无家可归的群众进行安排，对受伤百姓进行抢救治疗，揭发日军凶恶罪行，坚定信心，把仇恨化为力量，投入抗日救国中去，振奋精神重建家园。
在日军“扫荡”过程中，国民党蒙阴县政府及所属区、乡政府有的垮台、有的溃散，县长郑小隐也逃之夭夭，隐居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县委书记李成仕同志提出：一方面，在根据地内，地方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同群众一起积极进行反“扫荡”，打击合剿之敌，保护群众利益；另一方面，借郑小隐隐居之机，向其统治区和游击区开辟工作，扩大根据地。他反复强调，我们‘定要抓好“枪杆子印把子”，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法宝，有了自己的武装和民主政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县委机关人员组成若干工作组，县委成员带队分赴二区（官庄）、五区（旧寨）、七区（黄庄）等地，在反“扫荡”中组建政权和扩大武装。李成仕同志带领我和巩协斋、马英等同志到七区，在区委领导下，到大上峪-．带开辟工作，并以此为基地，向蒙阴寨子伸展工作。小久，以大上峪党支部的领导骨干为主建立了乡人民政府，由村支部书记陈克东任乡长，副书记王家朐任副乡长，同时组建了游击大队，70余人，孙兆富任大队长，我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常与蒙阴寨子汉奸秦三坎进行战斗。不久改编为四支队独立营。
经过这次反“扫荡”的考验，蒙阴党组织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起色。
蒙阴欢渡春节
1940年春节前夕，我和张科、展中、杨杰、胡静、王忠几个不到20岁的同志，都忙着排练节日，准备在春节期间为当地的老百姓演出。我们以前都没演过戏，在排练中碰到不少困难。但同志们都把演出当成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当作一次最实际的群众工作，认真背台词、做道具、搭戏台、请教师指导，反复排练，积极做演出前的准备。大年三十那天，县委书记李成仕、组织部长蓝日生、宣传部长许萍等县委领导和我们一起欢渡春节，一边包水饺，一边拉家常谈国事，像一家人样。水饺煮熟了，县委领导同志让我们先吃，并一再叫我们吃饱吃好，直到我们都吃好了，他们才动筷。
大年初一清早，我们在十字涧村西的打麦场上，垒了一个简易的戏台。晚上 8点多钟，演出开始。附近村庄青救会、识字班、民兵、妇救会、儿童团，还有上年纪的老人都高兴地来观看演出。蒙阴坡和十字涧村的青年也排演了一些小节目和我们同台演出。我记得演出的节日有“小放牛”、“一家人”、“做军鞋”、“送郎参军”等。演出持续了近3个小时，由于节目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贴近生活，寓教于乐，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歌颂了抗日英雄，因而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被绑架
1940年2月4日，我们在丁家庄召开村民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突然，一伙持枪军人冲进会场，对我和胡静同志拳打脚踢，随后把我们带到东指村国民党五十一军××营驻地，押进一家农民常用做饭的团瓢屋里，时过一天，把我们带到营部审问。有一军官说：你们为什么到我防区进行赤色宣传，破坏合作……我和胡静同志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们：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倒在血泊里，无数同胞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吞掉了大半个中国，妄图吃掉全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五十一军的官兵们也深受其害。今天我们在这里宣传打日本救中国又有何罪，何况丁家庄一带是我们八路军常驻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你们说共党破坏合作，却把我们无理绑架起来，这才是破坏合作……这个军官自知理亏，便恼怒地说：不听你们胡说八道，把他们押起来。就这样又把我和胡静同忐押进团瓢屋里。我们知道五十一军士兵多是东北人，都有思乡爱国之心，就主动地与看押的士兵谈话、吟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听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还流下了眼泪。我们被关押两天后才被释放，回到县委机关后，县委书记李成仕同志亲自到我们住所慰问。他说，这次为了营救你们，县委派县大队长崔兰亭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与五十一军谈判，在我方的坚持与努力下，对方才被迫作出让步，答应释放被扣押的我方人员，你们安全地回来就是胜利，我们要齐心协力，与顽同派斗争到底，收复我们的阵地。我和胡静同志对县委领导的关心、爱护很是感激，止不住地热泪夺眶而出。
保卫大崮山
1940年3月3日，于学忠所属五十一军中的顽固派和国民党蒙阴县保安大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共8000余人，集结在大崮山周围的河东、柳树头、尖洼等村，对大崮山实行军事包围，向我县大队驻地笊篱坪开枪开炮发起攻击。当时我县大队只有160余人，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非常危急。为了顾全大局，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县委机关暂时撤出坡里（县委驻地），坚守大崮山。
大崮山地处蒙阴县东北部，离县城40公里，距坡里2.8公里，海拔628米，崮顶面积2平方公里，分3个小山顶，即北顶子、二顶子、三顶子，有可耕地20余亩，有山泉。大崮山地势险要，周围悬崖峭壁，易守难攻，是沂蒙72崮的首崮。县委书记李成仕同志说：县委考虑到大崮山是战略要地，是对外交通联络的枢纽，保住大崮山对今后根据地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撤出坡里，不是失败，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就像打拳一样，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更有力量。他分析保卫大崮山的有利条件：一、大崮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可以弥补我们军事上相对较弱的劣势；二、大崮山下的村庄党组织比较坚强，有群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工作；三、可依托大崮山周围村庄为基地，更好地向蒙阴县县三区、五区、七区、八区开展上作，趁敌人主要兵力围攻大崮山之机，扩大根据地，建立政权，扩大影响。李成仕同志说：今天上山，明天就下山，县大队留一个连的兵力坚守大崮山，其余大部武装和各区中队，在敌占区的空白地带丌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利益。县委机关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和烈军属留在山上外，其他机关人员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区帮助工作。
第二天我和马英、巩协斋、常凯等同志，沿羊肠小道，跋山涉水，冲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七区张庄乡。当时张庄乡只有十几个村庄，是一枪打透的根据地，三面受敌，北部是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东部和南部是五十一军统治区。我们趁敌主力部队攻打我大崮山之机，和当地干部向大、小张庄、鲁村、南岩一部：丌展工作，组建群众团体，建立政权，组织武装，为建立张庄区创造条件，并有力支援了大崮山保卫战。
同时我县大队、区中队指战员也机动灵活打击敌人。与大崮山相对的獐子崮，一度被敌人占领，对大崮山威胁很大。我县大队为夺取獐子崮，摸清敌人活动规律，挑选7名政治、军事素质强的同志，由张敬兰带领，于3月20日深夜绕道爬上獐子崮东门，乘敌人下岗换班之机，一举占领了獐子崮。敌军调集兵力封锁通往獐子崮的大小通道，并抓我军人家属到崮下喊话，企图瓦解守崮战士。张敬兰等7名战士充分利用天险，克服断水断粮的困难，杀伤和牵制敌人，减轻了大崮山的压力，守崮9天9夜胜利完成任务。
大崮山保卫战经过3个月的苦战，在山东纵队一旅的支援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沂蒙根据地光荣战史写下辉煌的一页。
党的好干部李成仕
县委书记李成仕同志，对党忠诚，工作认真扎实，雷厉风行，顾全大局，敢于斗争，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李成仕同志1936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乡任教，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发展民先队员。1938年初入党，任莱阳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年底调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39年2月任蒙阴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5月任蒙阴县委书记，1940年7月当选为蒙阴县参议会参议长，1941年2月调任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同年8月代理临费沂边联县县委书记。1942年患重病，鲁中区党委安排他到淄河地区的马鞍山养病。同年11月9日，驻博山、莱芜、张店日伪军3000余人围攻马鞍山。山上只有我非战斗人员40余人，李成仕、鲁中军区2团副团长王风麟和鲁中民政处副处长谭克平同志都在山上养病，他们3人将山上人员组织起来，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多次进攻，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就从山上向下滚石头。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激战中，同志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拼死迎击敌人，谭克平同志牺牲了，李成仕同志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突然，一颗罪恶的炮弹落在他身旁爆炸，李成仕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27岁。李成仕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他走出学校，走向了社会。为实现伟大的理想，投入革命的洪流。许下这条身子，把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在水深火热中，与人民患难与共；在重重黑暗之中，留下光明洒遍了沂蒙。他年轻、勇敢、纯洁，热情美好的心灵，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九一八”大“扫荡”
1941年11月2日开始至12月中旬，日军又调集53000余人的重兵由空军配合，在新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直接指挥下，对沂蒙山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扫荡’’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领导机关及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第二阶段，在交通要道和重要村镇，安设据点，构成封锁线，进行“梳篦式”分片清剿。第三阶段人搞“伪化”，建立伪政权，控制广大农村。
11月6日（农历九月十八日），从蒙阴城出发的日军占领了垛庄。他们见人就抓就杀，遇房就烧，垛庄街一片火海。我当时任垛庄区委委员兼青救会会长，分工在孟良崮一带开展反“扫荡”斗争。那天我和横山乡总支书记贾子新、乡长房连法带领70多名游击队员和民兵，开始在横山上阻击敌人，为占领制高点，又撤到大崮顶。贾子新同志带领30余人在芦山头阻击西线进攻之敌，我和房连法等30余人打击东线进攻之敌。我们这支队伍虽然多是民兵组织成的，但其中有些人枪法打得很准，如大崮前村民兵队长刘月功经常进山打猎，遇到飞禽走兽，基本上是弹无虚发。有一次与敌人交战时，他一枪打死了两个敌人，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
敌人来势很猛，拉网式地向大崮顶进犯，敌人骑兵也顺着“跑马岭”冲上来了。同志们沉着应战，待敌人骑兵靠近不到100米时，一声喊“打”，一个排枪，从马背上滚下三四个鬼子兵。敌人停顿一下其指挥官用望远镜看后，大喊：“不是八路主力，是土八路，不要叫他们跑了，捉活的。”这时，从芦山头西路进犯的日军也攻上来了，山前敌人由杜家岭像一片蝗虫般冲上来。当时我们三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我和贾子新、房连法同志商定，为保存实力，立即组织大家从大崮顶北侧青光崖撤退，在撤退时，狼窝山上的敌人用机枪扫射，有一名队员脚部受伤，贾子新的“被夹子”也打着了。下山后发现张法义同志不见了，同志们很着急，把受伤的同志安排好，太阳下山后，我们返回大崮顶寻找。刚到崮顶，张法义听到我们说话，就赶紧跑过来，大声说：“我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当时没来得及撤退，就躲藏在大石棚底下，敌人走了才出来。他还开玩笑地说，鬼子不可怕，我在他眼皮下，也没怎样我。同志们说：“你这一躲不要紧，可把我们急坏了。”
敌人大规模“扫荡”过去以后，时值寒冬腊月，老百姓的房屋被烧，粮食被抢，饥寒交迫，无家可归。为帮助老百姓越冬，我们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分给无粮吃的老百姓充饥，把倒塌烧坏的房屋尽快地修好，临时缺房的互相借住。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渡过了难关。
日伪在垛庄、界牌、高庄、双堠、青驼等地设立了据点。垛庄以北村庄的干部民兵在孟良崮、大崮山、鹏窝、夹山沟一带坚持斗争。夹山沟内有个名叫“上竹园”的村，名曰村庄，实际只有刘日发一家人，他有两间草屋，一个团瓢（即简易草棚）。每当我们到他家时，他把草屋让给我们，自己住在团瓢里。以后我们外出完成任务回来后，就不再去打扰他，在山坡草地上过夜。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吃饭问题发生严重困难。山下的老百姓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扒出来，自己舍不得吃，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山上给我们吃，我们也派人把“空舍清野”埋藏的粮食背上山来，自做自食。刘日发家中有盘石磨，因人多磨的面不够吃，我们干脆煮囫囵高梁、豆子、小麦吃。有时儿天吃不上粮食，只能用清水煮干菜充饥。一天晚上， 我们袭击敌伪据点后，回到了夹山沟。连日的奔波，再加上又饥又渴，我不知不觉在石崖下草堆上睡着了。平时睡觉，总是愈睡愈冷，躺下不久就被冻醒了，这次却不然，越睡越香甜，朦胧中觉着身上压着个软绵绵、沉甸甸的东西。我猛地爬起，借着晨曦的微光一看，原米是贾子新同志的棉袍了盖在我身上。当时我内心无比激动，这不单单是一件棉衣，而是天寒地冻中一颗火热的心。风雨中送伞，风雪中送炭，是一颗赤诚的心啊！我抱起棉袍，找到了贾子新同志，他此时正穿着单薄的衣裳，偎缩在黄草窝里，冻得瑟瑟发抖。看到这情景，我赶紧把棉袍披在他身上。他拽下来硬往我怀里塞，推来推去，老贾急了，他装作愠怒的样子说：“军民一家，鱼水情深，这些活都是你讲的，现在怎么外气起来？”没等我张口，他以命令的口气说：“穿上！你的病刚好，肩上的担子又重，万一有个好歹，怎么能和我们打鬼子灭汉奸啊！你承认咱们是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快把棉袍穿上。”他看我为难，又和颜悦色地说：“继先，你放心，我今夜摸回村再找件棉衣穿。这样你我都有棉衣。”就是这样，我靠这件棉衣渡过了漫长的寒冬。
日本鬼子为了扑灭抗日烈火，经常清乡搜山。有一天，日伪军数百人窜到夹山沟清山，大部分干部群众闻讯转移。有几个民兵和一部分群众躲藏在鹁鸽洞内。鹁鸽洞奇石林立，洞洞相接，上下贯通。敌人发现鹁鸽洞里有人，便封锁了洞口，并不停地往洞里射击，扔手榴弹，后又搬来柴草放火熏，并大声喊：“土八路快出来，不出来就把你们熏死在这里。”浓烟滚滚涌进洞里，呛得人们泪水直流，头晕气喘。在紧要关头，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聚精会神地监视敌人。彭大娘等人把衣服里的棉花撕出来团成棉球沾上水和湿土递给同忐们防烟。有的把棉袄用水浸透，让别人把鼻子贴在上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大家终于坚持到傍晚。凶残的敌人一无所获，灰溜溜撤回到据点。
垛庄区的地方抗日武装和民兵在党的领导下，以蒙山、芦山为依托，坚守孟良崮、葫芦峪、夹山沟、狼窝沟等地，大打人民战争，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在日寇占领垛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与敌战斗百余次，打死日伪军60多人，配合主力部队取得第二次反“扫荡”的胜利。在这次反“扫荡”的战斗中，垛庄区委组织委员刘洪臣、公安助理左义祥、区中队长许鸣生、民兵刘伯厚壮烈牺牲，横山乡乡长房连法同志身负重伤。我们要永远铭记抗日英雄的丰功伟绩，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
垛庄英模
我在垛庄工作期间了解到，垛庄成立党组织比较早，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燕翼堂”刘氏大家庭是沂蒙山区的大地主。有土地5800亩，山林千亩，并有酱园、酒店、油坊和商号，设有私塾等。其庄园为八卦式，像座城堡，分4个大院，12个小院，有厅房116间，建筑样式别致，色调古朴。院内用统一规格的条石铺成，房屋样式、门窗帘的颜色完全一样，很难辨别。整个院落像迷宫似的，不熟悉八卦宅构造的陌生人入内，往往迷失道路不能走出。日军“扫荡”时，在垛庄街以这座“八卦宅”为基地，在周围修建碉堡、围墙，墙外挖壕沟，沟外设林寨。离据点100米以内的民房全部拆除以防遮挡视线。整个垛庄街变成一片废墟。刘氏家族中的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二人是我们党的早期党员。刘晓浦于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在上海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极力规劝家人不可再过寄生生活，将多余财产、土地转让给广大受苦农民等。他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29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邓恩铭、刘晓浦等一起遇害，时年26岁。
刘晓浦、刘一梦就义后，他们的亲属刘云浦赶赴济南，买了两口棺木，收殓后运回家乡在桑行子柩了起来。刘云浦含着悲愤的眼泪，在坟前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正式（为两位亲人）出殡！” 1938年5月，八路军解放了这片土地，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等先后代表部队和省委慰问了烈上的家属。当地驻军及广大群众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燕翼堂”家长刘云浦深明大义，教育全家以刘晓浦、刘一梦为榜样，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全力以赴支持抗战。他家曾一次捐献长短枪40余支，还卖地300亩购枪100余支，支援抗日武装。家庭中多数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其中不少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1932年8月，中共济南市南关区委组织部长王象坤，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垛庄，在沂水县委领导下，开展建党工作。他先后发展了左长德、戴滋园等20余名党员，于1933年2月成立了垛庄区委（又名沂水西南乡区委）。1933年7月，由于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垛庄区委被迫停止活动。但为后来党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留下了火种。
垛庄“四大娘”是4位著名的革命老妈妈，都是垛庄村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她们立场坚定，爱党爱军’，无私奉献，被子弟兵亲切地称为“四大娘”。她们分别是：
韩大娘（谢德甫），1889年生，1938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妇救会长，沂水县九区（岸堤、垛序）副区长，沂南县妇救会副会长，鲁南区妇救会常务委员，被誉为抗日女英雄。
彭大娘（杨松贵），回族，1885年生，1938年秋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妇救会长，沂南县参议员。她不但千方百计地做好拥军支前上作，还动员4个儿子参加了抗战。“抗日的女英雄，模范的彭大娘”中的两句歌词，是对彭大娘的真实评价，这支歌修改后在沂蒙山区广为流传。
段大娘（张新民），1893年生，1939年1月加入共产党，曾任垛庄乡副乡长。她亲自动员3个儿子和3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曾多次冒着牛命的危险掩护八路军伤病员，被誉为抗日模范段大娘。
李大娘（吴金凤），农历1897年11月18日生，1939年春加入共产党，曾任村妇女自卫队队长、副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她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送弹药，奋不顾身地抢救伤病员，被誉为抗日模范李大娘。
这些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和他们的不朽业绩，一直激励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1942年3月，组织决定我到鲁中区二地委工作。当时二地委组织部长为潘维周，组织科长崔子厚。我和刘淑相、李素等同志组成“整支”工作队，由二地委青救会长李清和兼任队长，先后到沂水县夏蔚区的下里庄、上里庄、甄家疃和沂南县高湖区的上、中、下高湖等村进行整顿党支部工作。1943年5月调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