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 年 时 代
1921年9月8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县第七区刘家都村（1961年莱西县与莱阳县分治，归属莱曲．县日庄镇）。这是一个只有7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村东树木葱郁的青风岭孕育出…条由北向南的小溪，常年潺潺婉行；村西边的小河，滋润着两岸茂密的杨柳，在逐渐展宽的河面转弯处，形成了偌大的滩涂水面，茂盛的芦苇，映日的荷花，清澈的碧波，将这纯朴的村庄点缀得颇有些江南姿色。刘家都在明朝术年由孙氏建村，取名孙家村，到清朝初年该村土地被福山县巴山王家收买，易名为王家庄。乾隆年间，诸城逢戈庄刘墉的堂兄刘蹬娶巴山王氏为妻，王家以此庄陪嫁，有地1200亩及酒店、油坊、商号等。此时，刘墉在朝任高官，囚刘家的声威，改名为刘家都。
少年时我常听祖父刘肇焕讲刘家都的来历，他说咱家是刘统勋的后代，刘统勋是三朝元老，刘墉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刘蹬是进士，他们都是清朝声名显赫的重臣，以清正颇得皇帝的赏识。他指着庭内挂的匾说：“清爱堂”这3个字是康熙皇帝亲自书写，赐给我家先人的堂号，很珍贵，要好好爱护它。他还常说刘家都的刘姓不是一个地方来的，刘璞中家是从刘家庄搬来的，我们是从诸城县逢戈庄来的，是按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循环排辈，刘墉、刘蹬是土字辈，到你这一代已经六世了。他很后悔地说，Ⅱ自家过去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因持家无方，把家产都卖光了，落到贫穷的困境。
我父亲刘子境与叔父刘子均分家时，我家分地9亩，房屋5间，驴子一头和部分农具。我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是家中主要劳力。我母亲李氏，性格刚强，正直善良，虽然不识字，但很明事理，先哲贤人的故事知道的不少。我兄弟姐妹多，年龄又小，生活困难一些。为了操持好这个家，母亲起五更睡半夜，自己做豆腐，让我姐妹抬着走村串巷叫卖，有时她也到日庄集上卖些小商品和针线货，赚点钱或换些饼子和窝窝头添补生活。尽管父母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但日子过得还是很清苦。生活的艰辛和先辈的遗训促使父母下决心让我读了6年书，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期望我能知书达礼，为国家为家庭有所作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怒潮汹涌澎湃，席卷神州大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良知有血肉的中华儿女纷纷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战之中。这时我毅然产生弃农从戎奔赴疆场报效祖国的信念，下决心找到抗日队伍。
投 身 革 命
抗战初期，胶东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武装斗争烽火熊熊燃烧。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官僚和地主豪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建立和扩大武装势力，搞封建割据。如国民党莱阳县长刘东阳、招远县长焦盛清、栖霞县长秦玉堂等都各霸一方，自封为司令，名日抗日，实为反共反人民。为了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我秘密查问，听说蓬莱、黄县、掖县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和几位同学商定，到黄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938年4月20晚，我们没有和自家的父母和亲人告别，怀揣着热血男儿的报国之心，悄悄地离开了家乡，顺着青黄公路北行一夜，第二天中午到达黄县的黄山馆。在旅馆住下后，听店主说蓬莱、黄县、掖县都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司令部驻掖县城。我们顾不得休息，顺着烟潍公路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掖县城。进城门不远，街北有一宽敞高大的门楼，门口有两个站岗的战士。我们刚从农村出来，看到当兵的心里很紧张，惴惴不安地靠近他们。站岗的同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想当兵，打日本鬼子。他认真端详着我们说：“你们稍等下，我去报告领导。”不多时出来一位20多岁的同志，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他面带笑容的说：你们要参军吗？我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刘中华营长。刘营长把我们让到屋里，询问我们家住何地、当兵的动机和经过等等，接着安排我们吃饭。我们走了一天没吃饭，真饿急了，一盆菜和一小筐馒头（约有3斤多）一阵下了肚。刘营长对我们讲，同意你们在这里当兵。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是革命的大学校，抗日军人一定要不怕流血牺牲，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好好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点头示意一定做到。之后我们编入青年营，穿上了军装，扛起了钢枪，成为光荣的抗日战士。
经过在青年营的学习和军训，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增长了革命的知识。在与来自各地的青年相聚的日日夜夜里，深切地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兄弟般的情谊。有一天刘营长找我谈话，表扬我的学习和工作，并说调我到司令部秘书处当通讯员。我当时想，在青年营才几个月，同志们相处得很好，领导也很关心，不想离开。刘中华同志看出我的心思，接着说：通讯员工作也很重要，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到那里工作会更好，学习也更有条件。刘营长对普通一兵这样的关心，使我倍感人民军队大家庭的温暖。
当时胶东地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改为第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参谋长赵锡纯、政治部主任于眉，司令部秘书长罗竹风、秘书马少波。我在秘书处工作，与罗竹凤和马少波朝夕相处，在艰苦紧张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同志热情帮助，展现了渊博的知识和撼人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教益。
罗竹凤同志坚持真理，性情耿直，才华横溢，温文尔雅，人称谓“才子”。1939年他和郑耀南、李佐长、马少波等创办胶东半月刊《海涛》，并任主编。他的笔名“骆漠”，意思就是具有骆驼穿行沙漠的品质，有一步一个脚印、知难而进的气概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献身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罗竹风经历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活动，目睹了反动政府的腐败，开始从“读书救国”的梦想中觉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校园与人合作出版了进步小报《北大新闻>。“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脱下长衫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八大队政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由胶东第三军与掖县第三支队合编而成）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抗日日报》社长、平度县第一任抗日民上政府县长，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接任山东大学校长。
1938年9月18日胶东第三军在掖县沙河镇召开“九一八”纪念大会，宣布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下辖6l团、62团、63团、64团。这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活跃在胶东半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先后攻克了掖县、黄县、蓬莱、莱阳、龙口等城市。在攻克莱阳城时我军路经泥牛庄，童年时我在该村上过学，难免遇到一些同学，他们把我当八路军的消息很快传到家中。父母亲知道我参加了八路军，都很高兴，母亲和我二弟专程赶到司令部驻地招远县山后村看我，母亲再三嘱咐我好好干：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这条路，你走对了。
1939年冬至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掀起反共高潮，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不久我家乡一带也沦为日、伪、顽统治区。以胶东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为首组成抗八联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烈军属，仅莱两县日庄镇附近村庄就有200多人被其杀害。我家也定为共匪家属，门挂黑牌，日夜监视，行动没有自由。有一天我叔父刘子均外出当夜未归，被日庄据点汉奸队抓去，以通八路为名，进行严刑拷打，抬回家时已奄奄一息，不久悲愤而死，年仅46岁；我四弟患重病，不准外出求医，加之生活贫困，不久病饿而死；我二弟刘继春为逃避日伪抓壮丁，被开枪击伤；我母亲为保我二弟与敌人搏斗时被折断两根手指。在日、伪、顽血腥统治，我的亲人度日如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1945年家乡解放后才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
胶东军政干校学习
1939年春节刚过，罗竹凤同志告知我到胶东军政干校学习。听到这一消息，我非常高兴，第二天辞别朝夕相处的首长到校报名。这时到校报名的有100多人，学员中有穿军服的，有穿便衣的，男女青年来自四面八方，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情绪高昂，过着火热的生活。干校实行军队编制，全校为一个大队，校长于光同志为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我编入二中队，队长郭树友，指导员姜崇伦。当时学列条件很差，上课听报告全在露天，石块、砖头当座位，膝盖当课桌。住宿在老百姓家，睡地铺，铺谷草。晚上自习时，全班的同学围着一盏煤油灯。吃饭以班为单位，围吃一盆菜。不管冬天夏天都在河边洗脸刷牙。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同志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心情格外舒畅。主要学习内容有政治常识、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持久战等课程，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方向，坚定了胜利信心。
学习期间，指导员姜祟伦同志经常和我谈话，讲党的知识，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激发了我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3月29口，姜崇伦对我说，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同意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我心情激动，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在党旗下，我庄严宣誓：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4月，在干校结业典礼大会上，胶东区党委青年部长林乎加同志和校长于光同志动员学员到沂蒙山区工作。他们说：沂蒙山区是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到那里工作，是组织对每个同志的信任和考验，同时也是锻炼提高的好机会……同志们听说去沂蒙老根据地工作，150多名学员争先恐后地全部报名，我是其中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