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春游浮来山
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山东敌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局部对敌反攻已有更大开展。我八路军已开始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在抗战形势日益好转的前提下，我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三四月间，由鲁中转移到滨海区西部，距敌人占领的莒县城西只有几十华里处的徐道口一带驻防。
位于徐道口（机关驻地）以东五，六华里处，有一座古老的历史名山，叫做浮来山，在古代历史记载上又名莒父山。
浮来山不算高也不太大，是一片起伏的群山区，南北有五、六里长，东西约三、四里宽。高度不过四、五百公尺。山的四周都是开阔地，远看这脉群山像是孤立地座在平原中间，它与周围的山区都互不相连。传说在遥远的过去，东海涨潮，潮水一直涨到莒沂平原，这座山就是随海水漂来的，故名浮来山。这座山虽然不大却是一座有古老传说和悠久文字记载的历史遣迹。
我在抗战前，对祖国历史和古文的学习了解很少，也不大熟悉这座山。它是在一九三九年到南沂蒙县委工作时有位刘延光同志是莒县人，他曾向我介绍了浮来山的名胜古迹，给我印像最深的是“大树龙盘会诸侯”的历史传说。据传说是齐桓公曾在浮来山的大银杏树下会过诸侯。这个传说我未找到历史记载，只在“春秋”和谷梁传中，曾有关于鲁国的国君入莒，同莒子在浮来山上举行会盟的记载。在这座群山的南部山岗上有座古庙名叫定林寺，建筑规模很大，大殿和廊房有百多间。
据说，抗战前每逢夏天，许多地主，官僚，大商人都带着猪、羊，老婆、孩子到山上庙里避署。夏天的山上非常热闹。据历史记载我国古代著名学者刘勰曾在定林寺出家当过和尚，并在这座庙里的藏经楼上，写完了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一书。山上至今还有莒子的陵墓。我国春秋时期的莒国是当时的诸候国。莒国都城就在现在的莒县城。原来的莒国都城比现在的莒城要大六倍多。到现在莒国都城的遗迹还能看到。
根据上述历史情况的了解，省机关移驻徐道口时，我曾打听到，此地离浮来山只有五里多路。我知道马议长爱读古书，对祖国的名胜古迹很重视。我曾找马老建议：这里离浮来山很近，山上有很多名胜古迹，我们可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去游览一次；马老很支持我的建议。
在四五月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吃过早饭，省战工会的干部和警卫排的战士，除了留下值勤站岗的人员之外，差不多都参加了这次春游浮来山的活动。事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浮来山的历史情况和主要名胜古迹。我们整队出发，离开徐道口向东走。走了不到一小时，开始从西面进入浮来山区。沿着山西坡的羊肠小路，由民兵当响导，带我们奔向群山南端的大庙。上午八时光景就到达定林寺的大银杏树下。这棵大树据传说和记载；已有三千多年的高龄。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称为大树，到现在不言而喻就更大了。八位同志伸直双臂绕树围成一圈，刚刚把手指接起头。完全证实它确实有八搂粗。树本只有一丈多高，树本顶上是平的，上端向四面伸出五六个分枝，每个分枝也都有三四楼粗。树权下面滴垂着许多树橑，形状很像岩洞里的钟乳石。山东人有句俗话叫做“树过千年自生橑”。树顶上的确安有一所小方桌，围桌而座可容四人下棋或打牌，周围树权上还可以容下十多人观局。再往上看树头，是茂密而丛叠的绿叶，山上的微风吹动，沙沙作响，整个庙院子被一棵大树的树荫遮满了。这一天是风和日暖，万里无云，大家坐在树下，只觉得凉爽怡人。真像到了仙境一样。远看树头很像一把大伞，，近看树根，好像许多龙蛇伸向四面八方，弯弯曲曲地趴在地面上，很多树根都有半人多高。大树下面还有几十座古老的石碑，都有各个朝代的文人学士撰写的碑文。其中有座碑文署名是“七龄童子”书写的。我也从一座石碑上找到了“大树龙盘会诸候”的话语。可惜我没有把碑文抄下来。如果能把这棵大树和石碑保留到解放后的今天就好了，它对研究祖国古代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
当时庙里还有十几位和尚看管庙宇。大殿和廊房已经破栏不堪了。当时，我还不了解有个藏经楼。也未能仔细参观它。由于处在抗战时期，山上已不见香客。除了几个和尚外，也无其他人在庙里居住。我们初到此山，观赏了半天，大家都还留恋不舍。到了午后两三点钟，才集合回宿营地——徐家道口。
马老戴着两付老花眼镜；骑在马上，在队前引路。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议论着祖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都觉得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
八、记调研室和工商局
一九四二年春天，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简称调研室）。
调研室的主要任务是在政策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上做好党的耳目和参谋。因此，它成立之后，就在政权机关，省战工会办公。调研室成立初期我还在文书科工作。开始时，调研室工作由秘书主任贺致平同志负责。室内分工设秘书室、政治组、土地组、工商组。初期的工作同志有：安鼎铭、赵鼎夫、赵新、陈超、江陵、张华、刘曼思、王耕今、谢坚峰、田海山等人。
到1943年夏天，本来党中央调薛暮桥同志到中央机关工作。他由新四军军部经过山东时，山东分局领导同志，为了加强调研工作和对敌经济斗争的领导，建议党中央把暮桥同志暂留山东分局工作。经中央同意，分局派他先来担任调研室主任。贺致平同志仍任秘书主任，协助暮桥同志共同领导全室工作。
到1943年冬，分局党委为了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敌伪顽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又决定成立山东省工商管理总局。作为省战工会的一个行政机构。总局局长，由黎玉同志兼任。具体领导由监察委员薛暮桥同志负责。总局还设有两名副局长。即原战工会实业处长耿光波同志兼任副局长，又从冀鲁边地区调来一位石英同志任第二副局长，后来成立滨海区工商管理局时，石任区局的局长，滨海区局的监委是由前杭大山东分校校长周纯全同志担任。
省工商管理总局本来的秘书是和我一同在建校毕业的同学亓善青同志。后来因工作需要，亓到建校教书，由我兼任工商总局的秘书。
我由建校来调研室工作时，省机关都驻在莒南县的三界首，洙边和南北甘霖一带。当时调研室内部具体分工是：张华任行致组长，王耕今任土地组长，刘曼思任工商组长，我任秘书。室内除原来的同志，又从建校毕业同学中，调来杨波，刘锦秀（女），耿骏，于再生，谢映岚（女）等同志。
为了加强各级党委调研工作的组织建设，省调研室从四三年春到四四年秋，开办了两期调研干部训练班。第一期以胶东和鲁中来的学生居多数，‘第二期以鲁南和滨海两区的学员居多数。有一期是在莒南县大山前开学。这两期学员中，我能记住名字有：鲁中区的段克杰、吕骥、胶东来的金丰，梁汇云、王健、鲁南来的徐成等。两期学员共有五十多人。结业后留省调研室工作的也有几位如金丰、王键等同志。给训练班学员讲课的有暮桥和致平同志（担任调研理论课）有王耕今，刘曼思，张华等同志（担任调研业务课）。我在省战工会后半段的工作，都在调研室和省工商总局担任秘书。我对这两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对后半段时间的回忆中也着重反映这两个单位的情况。
来调研室之后，我分管室内的行政工作兼党支部书记。室内工作同志，除个别是团员外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按行政业务、分成三个党小组。我的任务是整理保管调研资料，管理全室行政和生活。除工作之外，也要参加调研理论学习和专题座谈研究以及全部的整风运动。除此之外，还要出席省参议会的研究政策法令方面的会议。
暮桥同志是著名经济学者和农村经济问题专家。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和《经济学》等著作，我和他见面以前就读过。有机会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十分幸运。也可以趁此有利机会，认真向他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写得两篇经济论文，即《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论合作社》。是我帮他整理誊清的。他事先也布置我帮助他搜集参考资料和参考书籍。这种工作，本来像助教帮助教授整理讲稿差不多。如果能够很好地坚持下去，对我本人正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使我感到内疚和惭愧的是，由于我个人的主观努力不够，未能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虽然如此，我们在三年的共事中，特别在整风运动中，他和致平同志的言传身教，在我思想上都留下不可抹灭的印象。当我后来遇到挫折与不幸时，他们对我的言传与身教，曾经起到积极地启发和鼓舞作用。我的读书习惯和学习方法，也都是从他们身上学来的。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我们在一个党小组进行整风学习时，曾问起暮桥同志：“你是怎样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他告诉我们：“我在中学里教书时，被国民党逮捕并关押在苏洲监狱里，在押期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倒是个好的学习机会。我曾托朋友给我弄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书。在监狱里和其他被判刑的同志把整本书折开来轮流阅读。后来又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受到他们的启发，自己也想着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我们又问他：“你
是怎样开始写经济论文的？”他说：“出监狱后，曾到苏南一个农村里进行过调查访问，我写了一篇关于苏南某个农村经济情况调查报告。寄给一家报馆，他们很快地给我登出来了。我很高兴。此后，我就不断写一些农村经济研究通讯寄报上发表，接着也写起经济论文和其他方面的文章……”。
四四年春夏之交，省机关移到日照的中楼附近驻防。暮桥同志生肠胃病，不能坚持工作，他被送进部队的医院治疗。我常到医院去看望他。问起：我已把你本月份的生活补贴费五十元领来了，你现在住院，我可以买些鸡蛋来给你增加点营养吧？”（当时一般干部每人每月一元津贴费）被他立即拒绝了“不要啦！我在医院的生活供应，已经满好，每天吃白面，还有一汤一菜，病员每天都可以吃上肉，不要再浪费了"。我向他建议道：“这个月的生活补贴费，不要再全部交党费吧？因你生病，需要补充些营养”。他说：“不要留，还是照旧，全部交党费好了”。我了解他的脾气，在他个人生活问题上，不照他的意见做，他是很不高兴的。我说：“好吧，照你的意见做”，接着我先向他汇报了局里的近几天工作情况。然后征求他的意见：你需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送来”。他说其他生活用品都不需要了，请你把近几天的报纸和我需要参考的一些书籍给我送来。他事先早开好了一些图书单子并注明到何处去借。我回到战工会时，把他的治疗情况向秘书长做了口头汇报。刘秘书长看我搜集了好多书，便问我：“什么用？”我说“暮桥同志急需要参考这些书，要我快送去。”刘说：“告诉暮桥同志：生病期间要安心疗养，尽量少看书”。我知道；他那能呆得住啊！他在住院的半个多月里，阅读了许多参孜书，其中有“丹麦的合作社问题”和“苏联的合作化问题”。也有国民党的一些经济论文。他出院不久，就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两篇经济论文：一篇是《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另一篇是《论合作社》。暮桥同志一贯勤奋工作和对个人生活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已的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单教育了我，也影响和教育了战工会机关其他党内外的许多干部。在机关整风运动中，他受到群众的公开赞扬。我记得有位抗协会员徐启周科长，在大会发言中曾讲到：暮桥同志堪称我们的老师，他的很多优点，都值得我们永远向他学习”。
我还记得，在整风学习中，贺致平同志也介绍过他个人的学习体会。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曾在河北省南宫市被捕入狱。后来转到北平的“反省院”关押很长的时间。他在北平监狱里认识了朱则民，刘格平等同志。他说“在坐牢时空闲时间很多，被捕的党员同志都想弄到一些进步书籍看。我们设法争取了监狱的看守。托他弄进一些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书。由于不容易往监狱里带书过门岗都要检查的。只好把一本进步书籍或马列著作，拆开来分给各个党员和爱国同胞轮流传阅。在这种情况下，学习革命理论书，领会的更深刻。后来我就养成一种习惯；在遇到困难时或受到挫折时就潜心读书，只要把思路钻进书本，我可以做到什么都不考虑；那怕是明天就杀头，我今天还是要全神贯注地读革命书”。他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一直到十年浩劫时期，当我也受到“四人帮”残酷围攻时，我就回想起，这两位同志的刻苦学习精神。当时我也准备了坐牢。别的东西我都不准备带，我只打算带一部毛选合订本，到坐牢时好学习。别的书可能不许带，“毛选”你们总不应禁止吧？我抓紧时机到书店买到一部毛选四卷精装合订本。做好了准备。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十年浩劫中，我未坐牢，只是关了九个月的“牛棚”，扣发了工资（后来都发还我了）。我利用这两年多“关牛棚”和靠边站的有利机会，我也把毛选四卷本，逐字逐句连读了八遍，加上“文革”以前读过两遍，共通读了十遍。虽然读书的量不够完全代表质；但质要通过量变来促成质变。我感到多读一遍总有加深一层的理解和心得。功夫不会白费的。
我在调研室工作期间，也在他们领导下，初步学会做调查研究工作。曾有几次结合反“扫荡”，分散到莒南县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调查。第一次到十字路北山里的虎园村访问过老农，关于种值花生和地瓜的高产经验，后来写成新闻报道在“大众日报”和《滨海农村》报上发表了。第二次到壮岗区东坡村进行了农村土地关系调查，写成一篇“农村土地关系调查报告”，送交黎玉同志参考，他对我进行的调查分析和材料的整理，都感到满意。他说：“这份调查报告，对于了解滨海区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很有参考价值，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第三次到莒南县的臧家庄子调查了农村生产供销合作社巩固发展的经验，当时也写成通讯报告在《滨海农村》报上发表。后来又编进农村冬学的政治课本作为教材。
四三年到四四年夏，山东省各大区和县都先后建立了各级工商管理局（简称为：省局、区局和县局）。三级局都设有局长和监委（监委相当于政委）。四四年曾召开过两次县以上的局长会议。这两次都是在莒南县召开的。出席这两次会议的局长和监委，我能记住姓名的有：滨海区局长石英、副局长孙里基、监委周纯全；鲁中区局长孟英；鲁南区局长刘子仁；胶东区局长是新由军区调来的胡参谋长担任的，渤海的区局长的姓名我忘记，县局长之中有鲁南×县的张子克；胶东×县的于局长（于寄语的哥哥）。两次会议都开得时间较长，着重总结有关发展工农业生产，保障根据地的军民衣食供给和打破敌伪顽封锁进一步开展对敌伪顽的经济斗争经验和措施。我当时作为省局的秘书，全部会议我都参加了，也记录了一些具体资料。
两次会议前，我曾请暮桥同志到滨海区的两个公营织布厂，参观访问。（这两个布厂是：华泰、华祥）华祥厂的生产管理较好，工人积极性高，生产计划都能超额完成。几次反“扫荡”中，由于事先发动当地农民群众，大力协助工厂，能及时分散埋藏机器、原料和产品。未受到多大损失。全厂的生产呈现蓬勃发展景象。华太相比之下就差多了。由于敌人“扫荡”时，备战工作不及时，和地方群众联系不够密切，埋藏物资不及时等原因，有两次敌人“扫荡”时，全厂损失很大。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生产长期完不成计划，达不到要求。
我们到这两个厂检查之后又开了座谈会，请她们厂长和监委作系统地汇报。在汇报会上，先请“华祥”的女厂长赵岩同志汇报了几年来的生产情况和经验，又请“华泰”的女厂长郑先生汇报时，她在中间开了两句玩笑，我还记得很牢。她说：“薛监委；我们的厂要求改厂名啦！“华泰”、“华泰”，听起来好像是“垮台”、“垮台”，人家“华祥”，听起来就有，吉祥“的感觉”。暮桥同志笑着说：“光改名字还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改进领导方法才行啊！。待我们回到省局时，又议论了一番。暮桥同志说：“华祥、华泰”两个厂的基本条件相同，两个厂的厂长也都是女的；前者是潍县×纱厂的女工出身；后者是美国某纺织大学的留学生；前者生产搞得很好，而后者几乎办不下去。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深思。”
在抗战困难时期，保证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是个头等重要问题。农民唱歌都唱道“吃饱了肚子好打东洋”。“民以食为天”啊。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各抗日根据地，都发动了机关，部队和农村妇女，全面开展纺纱织布运动。尤其在农村，到处都可以听到纺线车的嗡嗡声。．夏天走到每一个村头，都可以看见，一群一群的年轻姑娘，把识字牌挂在树上，姑娘们都坐在树荫下，摇动着独轮纺车，边学识字，边纺线，体息时不用指挥就响起一片抗战歌声。常听到唱的一首歌曲是：“天高秋风起家家赶棉衣，做好棉军装，争忙送前方……”。
妇女们到公营织布厂里领取棉花，然后纺成纱送回织布厂，再领回工钱和棉花。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叉保证了织布厂的棉纱供应。做到公私两利，军民团结搞好生产。到反“扫荡”时，这些姑娘们都把公家的织布厂看成自家的工厂，都十分关心爱护。纺纱成为各根据地普遍的农村副业。机关部队的同志，只要不打仗，也都自备纺车学会纺棉纱或学习织毛衣。也有的学会卷纸烟。在省战工会，刘秘书长带头卷纸烟，供应机关合作社来向机关部队销售，深受大家欢迎。自己切黄烟丝自己用土烟纸卷成烟卷，价钱便宜，又货真价实，价廉物美。他们还总结了经验，省局本身创办了肥皂厂，生意也很好。到四三年底，各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基本上都解决了吃饭穿衣的困难问题。
到四四年夏天，召开第二次全省工商局长会议时，经济形势也有了显著好转。区、县、局长们都带来比较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推动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以及工商管理经验。向会议做汇报在局长们的大会发言中，最引入注目的是鲁南×县的张子克局长，他的发言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讲得有声有色。他讲到敌人的抢粮车子“一辆、一辆又一辆的过去，又被我民兵拦阻夺回时，引起听众哄堂大笑。
会议中间，区局长向省局汇报时，边汇报边休息，滨海区局孙副局长（里基）提议：“请暮桥同志讲个故事吧？”他说：“讲故事时间不够，我用六个字打成一句字谜”头对头，脚对脚”，打成四个人名，两对夫妇，谁猜对了我请客”。耿副局长说：“我能猜对了，你请我客吗？”他说：“不行，你了解谜底不能算”。大家猜来猜去猜不到，还是请耿公开谜底吧？他说：““头对头”是指调研室的张华夫妇，两个都姓张，“脚对脚”是指我们的张秘书，和他的爱人，两个人都叫剑”。大家听了又是一阵笑声。都说：“这句字虎打得妙”。
（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