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书科的工作情况：
文书科，是战工会秘书处和联合总务处领导下的一个基层单位，我们的顶头上司有两个：秘书主任王觉同志和总务处长季月圣同志。
该科是四O年八月山东抗日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和大会秘书处成立时设置的。当时省机关都驻南沂蒙县孙祖一带。第一任科长是由分局党校毕业后调到大会秘书处来的洪波同志，（他原名叫高洪波，泰安县人，高中文化程度），初期在科里工作的同志除洪科长外还有刘洪波（共产党员，南沂蒙安乐庄人），刘少川（抗协会员民主党派，沂水刘家店子人，初中程度），张令仪山西人高中程度，我由南沂蒙县委调到大会秘书处不久又调来和我同事的女同志史培力，接着又从抗大毕业学生中调来申平和辛纯同志。到四O年底全科共有八位同志。四O年底，成立费北行署，宋竹庭同志任行署主任，调洪科长去任民政科长，我接任该科第二任的科长。后来在文书科里工作过的同志，我能记住名字的还有李兆麟（河北人），陈庆云（峄县人），刘玉温（莱芜人），王济让和韩育吉（都是莱芜人），张浩（莱茺人），以及王树考，赵景海、李希圣（都是渤海区人），刘鲁东（胶东人），以及通讯员钟士钦，小崔等。我的爱人在未结婚前也曾在该科工作过一段时间。全科同志常有调进调出的情况，平时常在科里工作的同志，都保持十人左右。在战工会的处科之中，这算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了。其他的处和科最多时一般只有四、五人到六、七人左右。
文书科里还有个特点就是年轻的和学生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战绝对优势。中学和小学程度各占一半。年龄平均不到二十岁。原来洪科长算是年纪最大的，也只接近三十岁；后来全科里年龄较大的是韩寓吾和李兆麟两同志，都接近三十岁光景，不满二十岁的居多数。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生活上是活泼愉快的。和其他处科相比，文书科里也算是“小秀才窝”哩！同志间的相互团结都很好。科内同志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也有团员同志。政治生活健全。每周一次党的小组会（团也如此），每周一次行政科务会议，晚上都睡在一起，办公室兼宿舍。每晚上，只要不突击工作，睡前都要交谈几分钟，有问题可以及时商讨解决。
文书科的任务比较繁重。它要担负省参议会，省战工会各处局和省各救会以及分局调研室经常印发的指示，政令，计划，总结，表格等文件，多半都要油印。印发份数多至一千几百份少至几百份不等。刻印总结，报告时，一次都要刻印几十张腊纸。最多一次是印战工会和参议会合编的《法令汇编》；一次油印了四厚本，共刻印了两百五十几张腊纸。开始两年，油印完了，还要我们自己装订好再分发出去。后来调来专管收发的老赵同志，我们科里就不再管装订和分发了。
我们的油印工具，多半是从敌区购买的日本掘井牌的油印机和掘井牌的腊纸（后来也用过衢州腊纸厂生产的风筝牌腊纸），钢板和铁笔等工具也多是掘井牌的，上海产的也有，不容易买到，所用的油印和办公纸张由于敌人封锁，来源很困难，也很贵。都是到敌占区让地下党的同志买点油光纸有时买到点新闻纸办公。我们把每一张纸头和每支钢笔都看得非常贵重。由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我们要买到这些物品是很不容易的。往往要派人到敌人重兵防守的上海或青岛去买，也像打仗一样地要通过艰难曲折努力才能得到。所以，我们把一张白纸和一只铅笔都看得非常宝贵。由于这样，我在四一年冬季反“扫荡”开始突围中，我作为文书科长，拼上老命，也要把文书科的全部文具和物品都保护好。虽然驮马把两只装文件的大木箱都跳翻在地，由于王济让同志积极勇敢地协助我，使我们科的全部文具用品都未丢失，反“扫荡”结束后，我们马上就恢复正常工作。
文书科的日常工作，都是很紧张的，经常是白天不够用，要开夜工突击完成，保证不延误时间。有时要工作到天亮。写印东西时的照明工具，靠一只吃饭用的黑碗，加上炒菜用的豆油，用灯草点燃两个花生米大的灯火来照明。往往是三个人围着一盏菜油灯刻写腊纸，背光的一面还要利用微弱的灯光进行油印。我在科里写钢板油印都能应付，但刻写腊纸我不如韩寓吾和王济让两位同志写得好，油印我倒是一把手；一张腊纸夏天我可以油印千多份腊纸不会破。字迹也能保持清楚。我记得，夏天很热，要突击油印文
件，流着汗水刻写腊纸，一直干到通宵。到疲倦打瞌睡时，就到房外面去走一圈，有时用冷水冲一冲头脸，使头脑清醒一下，接着再干。
由于常开夜工，王主任和总务处长都很关心我们，他们批了条了，叫伙房给我们发夜餐，多半是给我们几个黑窝窝头，天冷时啃不动，我们就要点油和盐，切成片煮熟吃。这样既保暖又舒服。条件好时，就给我们两斤白面粉，夜里烧面汤吃。有一次在鲁中驻防时，文书科开夜车到半夜吃夜餐。总务处给了我们一些用地瓜粉做得窝窝头当夜餐。我们白天刚领到每人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费。晚上想利用开夜工搞一次小聚餐。全科八九个人凑起两三元钱，由李兆麟同志白天到集市买来三斤猪肉和大白菜。晚上我们摧老韩去烧肉准备夜餐。他说：“猪肉太瘦，只有皮，骨头和瘦肉，没有油不香”，他问我：“你看好不好把灯油放进一点？”我说：“我们也难得搞这么一次，你就酌量放一点吧”。
他一个人忙着烧肉，还打算用肉汤煮窝窝片。煮了有半个小时，老韩说：“谁未尝一尝看，肉烂了吧？”王济让说：“我先来一块尝尝”，他走过去，从锅里钳一块滚烫的肉，吹了几口就整块放在嘴里。刚用牙咬，哇得一声又吐出来了。老韩问他：“你怎么啦，济让熟猪肉你还不要吃？”济让说，老韩：“你快尝尝，是什么味道？怎么会这么难吃啊？”老韩说：“反正不会变成狗肉味道，我来尝一尝。”
老韩又钳起一小块，轻轻放在嘴里，牙齿未咬就出来了。他连声说道：“糟啦，糟啦，灯碗里有煤油，我把煤油也倒进去啦，真糟糕，白浪费了几斤肉。”还是李兆麟有经验，他说：“不要紧，还能吃，办法就是把煮好的肉钳出来，肉汤不要了，用草木灰把熟肉埋起来，过一个小时，再把肉洗干净，再一次烧开锅就好吃了。”我就按照他的办法来处理了，埋了一个多小时，又洗干净放在锅里再煮滚。肉汤是不能用了，全部倒掉，肉也减少了一半，剩下的皮又放进些盐，全科同志吃着窝窝头，你一块我一块地吃起来，煤油气味不重了，但还有一点，同时又加进一股草木灰气味。一直弄到鸡叫才吃夜饭，大家又饿又困又疲倦，也顾不上什么味道了，反正是猪肉，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一阵就吃光了。
别的处科，除了首长骑的马，很少配备驮马，只有总务处里有两匹驮马。由于文书科东西多任务重，工作人员也多，专门为该科配备了一匹驮马。把全科的公用物品和文件都装进两只大木箱，专门做了木架子，行军时就把木箱捆在木架，上抬上马鞍就可以走了。我和同志们的私人背包行李都由各人自己背，从不放在马上。
由于文书科承担了省联合机关的全部写印公文的重要任务，而且人数又多。有的同志向我开玩笑说：“老张，将来你可以成为全省的印刷厂长啦”，我说：“到抗战胜利时，马克思不要我去报到也就算好了”。我们全科的工作，虽然是如此繁重，但没有任何人叫苦，叫累，大家都把开夜车突击任务，当作快乐事情来兴致勃勃干。胜利地完成一项任务都感到是极大的快乐。（注：在此我要补写一桩趣事：四二年春节前后新成立了山东省暂时邮政总局，白手起家当年四月赵局长（志刚同志）到文书科要我帮他设制几张邮票，用油印发行，我同韩愚吾，王济让为他设制的五张邮票到后来变成历史文物，被编入战邮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当时，我本人也只有二十二、三岁。有的同志身体很弱（如张浩，李希圣），也不怕累不怕苦，坚持工作。有时不得不强制他们休息。
我平时，除了领导文书科的行政工作外，还要兼任党的支部工作和联合机关的救亡室主任和学委会主任。有两年还要兼任民运队长等业余工作。为了把全机关的政治文化学习和各种业余活动搞好，我不得不少做一点行政工作去尽力搞好王机关的各种业余活动。这在抗战时期是不可缺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像政治文化学习，民运工作，文体活动等，这与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搞好机关工作，以及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等都是密切相联的。有一次在党的小组会上刘玉温同志批评我：“由于兼职过多，影响了科内的工作”。我首先对他的诚恳批评，表示欢迎和接受。同时也耐心地向他说明：“同志们选上我来兼任这些工作，我也不能辜负同志们对我的寄托和期望。我们搞好救亡室的工作，也就要同志们分担我的一些工作”。也说明：这些兼职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必须把它做好才行。我们不单要搞好行政工作，还要搞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建设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尤其党支部工作，更不能削弱。
总之，尽力把兼职工作都做好了，它对抗战的作用也不会比文书科的工作意义少。
这就是我要介绍的文书科，一个基层单位的工作情况。
六、忆抗大建国队的学习生活：
一九四二年十月，省战工会移驻莒南县十字路时，上级决定调我到抗大建国队脱产学习，这是我参加抗战后第二次进干校脱产学习。秘书处的王觉主任口头通知我：“老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啊？”他告诉：“领导上已决定送你到抗大高建队学习，你有何意见？”我说：“这是我多年的宿愿”。我听到这句话！把我高兴地跳起来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今天把工作移交一下，科里开个会，明天就去报到，你的工作由王济让来接替，你看怎样？”我当面表示“完全同意”。从此，就由王济让同志来接替我担任第三任的文书科长。直到一九四三年，他因胃病发作而不幸病故为止，到那时我又失去一位曾在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中，朝夕不离的青年战友。
当时的抗大高建队，驻在十字路西边，相距七八里处的两个村庄，村名记不起了。我到此学习不久，原抗大高建队与省财经学校合并成立山东省建国学校（后来又改成山东建大）。校长由山东军区政委兼省战工会主任的黎玉同志担任，主持建校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的，有教务主任李迪生同志（李是广东人，日本留学生，原抗大教员），副主任姓高（原财经学校的副校长）。建校按学习的专业分成政教队和财经队两部分教学。分管一部的是李主任，教员有教政治经济学的袁佗；教中国革命史的梁教员，姜烈队长兼军事课；李主任兼时事，政治和整风等课。分管二部（财经队）的是高副主任，教员有：李、王、苏、石等同志。还有校部的专职教导员章柯同志常驻二部，两部共三百多名男女学生（男生居多数）。
两个专业队里又各自划成若干区队，区队下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兼军事班，便于管理日常学习和军事生活，我分到第一区队，专职区队长姓李，大家都叫他小李，每个区队都有四五十个学员，每个学习小组十人左右，组里有学习组长和军事班长。我所在的政教队还有位专职的刘指导员。我这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是陈瑞生同志，（陈是我在战工会工作时的同事，他三八年担任过邳县的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当时的县长兼独立团长的是栗培元同志）。军事班长是李式如同志（李是原来赵镈县的民政科长），本组的同学有：王杰（原赵镈县财粮科长），）王尤轩（原临沂县府文教科长），宁学海（原渤海区×县的文教科长），于文友（原湖西区党委人武部长），亓善青（原莱茺县文教科长）。后来又补进一位王同志（由济南地下党组织撤出来的）。
原来调进抗大高建队学习的学员，都是行政上的科长，县长级的领导干部。例如学员中任过县长的有钱林（原东海县长），李寅生（原渤海区×县的县长），还有几位任过县长的名字记不起来了，由于这样，在抗大山东分校里就把该队叫做“高建队”。
我们举行开学典礼时，黎校长曾到校做了长篇报告，对建校学生提出培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到开学之后，又补进来一批同学。共有三十多人。他们是济南地下党组织撤出来的。由于地下党暴露，敌人将要下毒手时，我领导机关及时把暴露的党员和党的外围同情分子都撤离济南，来到抗日根据地。把他们分到两个队来学习。我们组里补进一位姓王的同志，他是共产党员，他的公开职业是印刷工人。建校的学习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军事常识，抗战建国纲领和有关方针政策，后来又把整风文件列入主要课程。这一期的学习时间一年左右。即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底。教学方法和抗大一样，实行战斗与学习相结合。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必须适应游击战争特点，学校要随领导机关和部队到处流动；到反“扫荡”时，分散到各地，采取分散实习并进行备战和宣传教育工作，到反“扫荡”结束时，再由四面八方集中起来，恢复正常教学。上课时没有固定教室，都利用晒场和树林子作课堂，没有桌椅，就用各人的背包当板凳，用自己的双膝做桌子，冬天自来水笔结冻，用口里的热气嘘化，常在落雪天气在室外广场上课。没有课本靠各人用笔记录，白天上大课，晚上分组讨论，每组都备有一盏菜}由灯，临时推选一个记录，组长要把当天讨论情况向教务处汇报。遇有疑难问题，请教员上课时解答，学习方法注重实效。按原来的文化程度，相差很大，学员中有两三个是大学生，中学毕业程度占少数。占多数的是小学程度，也有一部分半文盲，但大家对待学习都很认真，上课时都认真的用功记。有些同学当堂课记不全，下课后，借用别人记录全的重抄一遍。等于学习两遍。学员们在组里的讨论发言都很积极勇跃，对不理解和看法，就去组里展开辩论。
生活与行动上，要达到军事化和战斗化的要求。每早，天不亮就起来了，打好背包，背到操场跑步。白天上课时也要带着背包当坐位。为了自卫和站岗使用；每个学习组都分发三四枝步枪，（多半是土造五响步枪），每支步枪只有十来发子弹，哪位同学轮到站岗放哨时他就背上步枪去值勤。
有一次，反“扫荡”时，刚由鲁中区转移到滨海区，晚上擦枪时，一发了弹卡在枪膛里拉不出来，组长陈瑞生同志用探条插进枪筒里，用力一顶，把子弹顶响了。把铁探条打到横梁上，陈的两个手指头被探条划破了，鲜血直流，还好未造成伤亡事故。
一九四二年，在建校学习时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正是八年抗战中的最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很难保证，常把烂地瓜干煮熟当饭吃，后来把地瓜干磨成细粉做窝窝头吃。到天冷时变得很硬很黑，大家都叫它“钢盔”。每天的菜更困难，常用的炒食盐和每人一片大头腌菜来配一餐饭。我们省机关，常驻鲁中，滨海两地区是中心根据地，生活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处在鲁南地区坚持边沿斗争的战友们，几乎天天要同敌人打仗，伤亡很大，由于生活动荡，困难时粮食搞不到，常用酒糟或榆树皮当饭吃。虽然生活如此艰苦，但他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战胜了无数艰险与困难，顽强地坚守战斗岗位，直至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在建校学习期间，我们组里有一位从济南地下党撤出来的王同志，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太阳一落山，他就漆黑一团看不见路了。夜间行军时，要两个人架着他走，过河时要别的同志背他过河，这样行动很不方便，如果遇上敌情也很危险，他自己很着急，同志们也都为他担心，去找校医看，医生说：现在对“夜盲症”没有特效药，但有个土方子，只要弄到一至两副羊肝，用清水煮熟吃，很有效。这时，他本人则从济南撤出来，临走时情况紧急，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身上没有钱。全组的同志也都很穷，平时买烟的钱都没有，怎么办呢？正巧，不几天就发津贴费，平时条件较好时，每人每月可以发一元钱，这时特别困难，每人只能发给五角钱的津贴费，我们全组过党日时，专门商讨这个问题，大家都提出每人指献两角钱，帮助老王买羊肝医“夜盲症”，说干就干，当场凑齐两元多钱。委派班长李式如同志明天到农村的集市上去买羊肝。第二天李班长专为此事请了半天假，到附近集市上买到了两副羊肝，按照医生的要求，烧熟给王同志吃了两天，可真有效，到第三天就完全治好了夜盲症，老王可真高兴啊，全组同志也都为他高兴！
我们组里都是共产党员，星期六晚上过党日。老王首先说了他来到抗日根据地的感想；他说：“我在济南，也多次听到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谈起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最光明最自由的地方。同时也听说，由于日寇的‘扫荡’破坏加上敌伪顽三面封锁，使根据地物质生活条件很困难。致于好的表现和困难到什么程度？不到抗日根据地来，还是很难体会的，我现在第一次来到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确实像到了温暖的革命大家庭，虽然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同志间的团结互助友爱精神和党组织对每个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把困难也冲淡了。精神上是愉快的。我这次患夜盲症，很着急，因我撤出济南时，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身上一点钱也没有，同志们虽然比我还要穷，看到我有困难，都能从仅有的每月五角钱的津贴费中，凑钱为我买羊肝，把眼病医好了。这种互助友爱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这等于把每个同志全月的收入的五分之二来支援了我医病。同志们的行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九四二年底到四三年初这段时间，建校驻沂蒙山区时，又遇上敌人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建校随省机关由鲁中沂蒙山区向滨海区转移。两区中间隔着两条大河（沂河，沭河）和一条南北公路，两河之间是一百多里宽的平原地带。这时，敌人沿河布置了封锁线，沿着南北公路挖成两米深三米多宽的封锁沟。鲁中和鲁南之间，敌人沿着公路修成“封锁墙”，对我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加蚕食，逐渐压缩，使我军活动更加困难。敌人沿着沟，墙每隔半里路左右，修筑一座碉堡。派有敌伪军驻守，防止我八路军通过。
这时，我们决定由沂河西涉水过河，要穿过三条封锁线。河里已经结了薄冰，但冰上还不能走人。必须先打破薄冰淌水过河。我们选择的过河地点，在河阳附近，水深没腰。夜间过河突破敌人封锁线，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对于怎样涉水过河，过了河走多远才能穿鞋袜棉衣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每人还要准备一根木棍，过河时要挡住流水，防止冰锋划破腿。当我们夜间涉水过河时，寒风比山里更猛烈。脱下棉裤冻得发抖。过河时男同志要搀扶女同志，体力强的要帮助体力弱的，防止倒在河里去。当两脚湍进河水，刺骨的水像刀插入皮肉，先是水冷，后是痛疼难忍，走到河中间时，两脚已麻木不仁，失去感觉。河水有半里宽，过了河不能停留，要跑出两里路，两脚走热，感到疼痛，有了知觉才好穿棉裤和鞋袜，否则坐下去就冻得站不起来了。还好，夜间过河未出事故。到天亮时，看看每人的腿上，都冻裂成许多血纹。这种艰苦险恶的生活，对我们坚持在敌后战斗的共产党员和从路军战士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无所谓了。但是，对于一些刚从敌占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的新同志来说，这还是初出茅庐的第一次考验。虽然绝大多数新来的同志，都在老同志的示范鼓励之下，克服了这一关，但也有个别同志未能克服，被这临时性的困难吓跑了。我记得，政教队里有个名叫方方的新来的同志，他原来在济南是党的同情分子，有爱国思想，是敌伪政府的小职员，生活土是比较清淡的，他到建校学习情绪也很高。但这次过河使他受不了啦。我们过了沂河这条封锁线，又经过一条公路和敌人的封锁沟，战斗气氛更加紧张了。我们在敌人的两座碉堡中间通过，黎政委临时从主力部队中调来一个排带着两挺轻机枪，掩护我们建校师生过封锁线，南北两个方向对准敌人碉堡架起机枪，敌人不出来干扰我们行军，我们也不开枪，他们胆敢出来，我们就坚决把他们打回去。敌人在碉堡上也听见了动静，但是他们光叫骂不敢出来，只有躲在碉堡里放了几枪壮壮胆，我们也不理他，就顺利突破了这道封锁线。
但是方方可吃不消了，建校夜间通过公路时，他借口“解大便”，就溜之大吉了。当天夜晚过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部队机关都原地休息了，各单位检查人数，发现方方不见了。我们立即报告校部领导同志，当夜派出两组学员回到公路上去找，但都未找到他。
我们怕他情况不熟走错方向，跑到敌占区去。隔了十多天，他从济南寄来一封信。向建校领导说明：“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主要是生活太艰苦吃不消，而又逃回济南”。
到了一九四一年之后，日寇对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烧杀更加频繁与残酷，我一九四二年秋进建校学习的一年之内，敌人向我“扫荡”达四、五次之多，规模都比较大。四三年春，建校由鲁中到滨海区不久，敌人开始了规模较大的春季“扫荡”。这次敌人白天出动；由北向南先到十字路，遭到我游击队和民兵的袭击，敌军上千人一股又沿着南北公路，由十字路继续向南进犯，我建校师生都隐蔽在公路西南的南北岭上。姜烈队长布置了阵地，把全校枪枝都集中起来，作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应付战斗。由于我们武器不足，弹药也很少，敌人不上来我们就隐蔽不动，如果敌人攻上来，我们就和日寇拼一场。这次“扫荡”敌人还出动了飞机。白天，全校师生都隐蔽在西面山岭上。敌人从岭下的公路上通过，在公路上停留片刻没有发觉我们又向南开去。我们也及时向北转移。这次敌人“扫荡”滨海区，由于在十字路遇到我游击队的伏击并尝到地雷战的威力，使他们的进犯行动就不敢再像过去那样的疯狂，不得不小心翼翼。
春季“扫荡”之后，过了两个多月，接近收割小麦时，敌人又开始了春末夏初的“扫荡”，其目的是为了在我根据地推行“三光政策”。敌人出动的规模更大。分局和战工会都通知建校分散各地方隐蔽实习。我们一个区队分散到泰山东面的新曙县（当时的县长是王醒），省庄区省庄村隐蔽活动。我们先到县府驻地，王县长安排我们全区队都到省庄去进行备战和整顿村政权的实习工作。这里是根据地的边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山前就是敌占区，离敌人的据点只有几里地。这条山脉成了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分界线。山后就是我省庄区常活动的边沿根据地，有四个省庄，我们全队分驻在两个省庄，即蔺区长的出生地，蔺家省庄和西南的刘家省庄。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结合备战整顿村政权。同时向群众进行备战宣传和对敌斗争的调查访问工作。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系统的调查访问了蔺家省庄村妇救会长，蔺大娘就是蔺区长的母亲，60岁左右，在四一年冬季反“扫荡”时，有一批妇女干部，七八个女青年，疏散到省庄区，住在蔺大娘家里。当时蔺区长和区中队也都驻在此地，敌人发现我区公所和区中队驻省庄时，在拂晓前几百敌伪军包围了蔺家省庄。区公所和区中队硬冲出去了。和蔺大娘住在一起的七八个女同志听到枪声时，敌人已经进了村子，蔺大娘知道冲不出去了，就急中生智地把这此些女同志都藏到她家附近的地瓜窖里。她把地瓜窖子刚伪装好，正想躲开敌人时，敌人已进了她的家院，两个伪军抓住了蔺大娘。有个是当地的汉奸认出她是蔺区长的母亲。就采取先软后硬，逼迫大娘交出隐藏的“女八路”。不管敌人怎样威胁或利诱，蔺大娘一句话也不讲，气急败坏的日寇和汉奸就向年过六十多的蔺大娘下了毒手。用木棍拼命的打她，把她打昏过去，再用冷水浇头把她泼醒后再打，打到后来她只讲出三个字“不知道”，接连打昏两三次，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打得遍体鳞伤，最后一次打昏过去，停止呼吸了，敌人以为她死去，就把她拉到街路旁边，无人再管她，当蔺大娘再次醒来时，敌伪军已离开村庄，本村的民兵回村救火时，发现蔺大娘躺在门口已经奄奄一息。当民兵抬她上山时，她讲出的第一句话，先问民兵们：“县里来的那些女同志有没有被敌人找到？”民兵们听到大娘说话，忙问她：“蔺会长，你把女同志藏到什么地方？”她说：“我把她们藏到院旁边的地瓜窖里，快去扒开看看，还有没有。”当民兵用锄头去掘开地瓜窖子门时，里面的女同志误认为是敌人进来了，其中有个女干部身上有手枪，她就准备照着地窖门上开枪，被身旁的女同志阻止了：“别开枪”，民兵们急忙叫喊：“不要开枪啊，我们是本村的民兵”。
女同志们一场虚惊，扒出地窖子门，她们开头一句话，就问到“蔺大娘现在哪里？她怎样了？”当她们听说：蔺大娘为掩护她们，被敌人打昏几次，始终不漏真情时，女同志们都放声大哭了。她们都急忙去看望这位舍己救人的蔺大娘。当我们工作到反“扫荡”结束，要离开省庄时这位蔺大娘的创伤尚未痊愈。
到这次反“扫荡”结束时，我们全校师生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驻滨海区的校本部恢复正常学习。此后，又把整风文件列入主要课程。
一九四三年麦收之后，我们在建校学习将要结业的时候，敌人又在滨海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我们的区队由姜队长带领，从莒南县疏散到莒中县的杨家崮西村陷蔽实习。全队都住崮西村小河南岸，我和姜队长住在木匠徐庆家里，我们在此地住了半个多月，一面进行实习整顿村的群众组织和村政权结合进行了政策宣传，同时还要坚持主要课程的复习，准备结业考试。这是我们这期建校一年教学中的最后一次反“扫荡”。总之，在这一年的学习过程中，“扫荡”与反“扫荡”时间，占去三分之一还要多的时间，贯彻了抗大“战斗与学习”的老传统。这次反“扫荡”结束后，全校师生到莒南县的上峪子集中准备结业典礼。
回顾在山东建校的一年学习生活中，除了上课，反“扫荡”和分散到地方备战实习之外。我们的文体生活也很活跃。除了经常性的每天早操，跑步和课外打球等文体活动外，我们还在元旦和春节时配合“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运动，组成了建校的业余京剧团排演了京戏，参加了拥军慰问演出活动。四三年元旦，建校随省机关和省军区移驻鲁中区南沂蒙县的马牧池一带，建校学生排演了京剧“过五关”和“捉放曹”等剧目。到山东军区司令部驻地马牧池参加慰问演出。山东实验京剧团的马运生团长和演员同志都大力协助我们，把服装、道具、乐器全部借我们演出使用。并帮助我们认真排练，演出效果还令人满意。特别是男同学杨波和女同学刘锦秀两同志合唱的“过五关”受到观众好评。我和同学庞军合演《捉放曹》，庞扮曹操，我扮陈宫。由于我在南沂蒙工作时常和李镇同志一起住在高家埠子，他也喜欢京剧。我从他借用的留声机唱片上练唱过马派唱腔的《捉放曹》唱段，加上庞军的扮演花脸比较老练，演唱效果基本上还算好。
由于这样，在学习期间，虽然物质生活上极为艰苦，但学习和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
一九四三年八九月份，省机关和建校都驻在莒南县的洙边和三界首一带。按照上级党政领导的教育计划和要求；圆满完成了这期的教学任务。毕业之前，对各门主课都进行了严格考试。我个人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上等。我记得《政治经济学》八十六分，《中国革命史》接近九十分，平均八十分以上。政教队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孙明光同志，他各门主课，都是九十分以上到一百分。考试后进行了学习鉴定；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人还发了及格的毕业证书，加盖了校长黎玉同志的印章，我在建校毕业后，仍留省战工会工作。当时省战工会的党组书记是艾楚南同志，他派我到分局调研室担任秘书，这时调研室在省战工会办公，该室主任是党内著名经济学家薜暮桥同志，主持具体业务的有秘书主任贺致平同志。我作为秘书兼党内的支部书记是在他们两位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以上就是我在山东建校一年学习情况的回顾。（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