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战工会的党组和党支部：
省战工会，是按照党中央的“三三制”原则组成的统战性的抗日民主政权。党对政权的政治领导，要通过政府党组和机关党支部来具体贯彻。政府党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党的杭战救国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民主政权机关有效的贯彻实施，致于省联合机关党支部的作用，主要是在党组和上级党委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要在统战性的政权机关中，在抗战时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的堡垒作用要通过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充份发挥，也就是在完成各种抗战任务，团结群众，克服困难，对日伪的斗争等方面，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自觉地严格的要求自己，处处起到先锋作用。通过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机关全体党内外同志把战工会和联合机关的各项工作做好。使政权机关在打击日伪，保卫人民和支援八路军对日作战中充分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刀把子作用成为八路军的坚强后盾。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机关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抗战时期，政权机关的党组和机关党支部对外都是不公开的。党组织不能向群众公开发号施令。党的政策方针，除了通过党组的统战工作，变成政府的法令来贯彻外，还要通过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和具体行动。
省战工会刚成立时，党的领导核心称为“党团”，后来改为党组。党团或党组书记的公开身份是战工会的秘书长（如陈明、王子文、李竹如、艾楚南、刘居英等同志都担任过党团或党组书记）。除书记还有若干党组成员，分别担任政府各处的处长，也有些处长不是党员。他们也都是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兼处长。
至于党组的具体活动因我不是党组成员，还说不出具体的体会。说到战工会机关党支部工作，由于我从四O年冬天，被选进支委会，长期担任党支部宣传和民运委员，直到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前夕，我基本上未离开这一工作。因此，我对联合机关党支部的工作情况是比较熟悉的。
党支委会改选时，都是先由各个党小组民主讨论酝酿候选人，从小组里的正式党员中提出支委候先人名单，然后把各小组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汇集到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或举手通过。小组酝酿支委候选人时，除了支书候选人由党组成员提名外，支委候选人由小组里每个党员自由提名。至于支书候选人，如果小组里通不过也可以易人，由此可以看出党的生活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严格遵守的。我是四O年后，改选党支部委员会时，先由党小组提名又在支部党员大会上无记名投票被选为支部委员的。
省战工会成立初期（从四O到四二年），党支部委员只有三人组成支委员。具体分工是：民政处的民政科长赵志刚同志任支书，财政处的财政科长张明德同志任组织委员，我是秘书处的文书科长，担任宣传委员兼民运委员。当选为支委会的三位同志，在当时都是省联合机关的中层和基层党员领导骨干分子，战工会初成立时，人数不多（整个联合机关也只有百多人）。党员人数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的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都是非党员，其中有十来个同志是暂时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也有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暂时接受审查考验的，党外人士中，比较多的是爱国青年和民主党派以及部分青年团员和由部队和地方调到战工会工作的非党员同志。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战工会和联合机关各系统的编制都力求精干，例如整个省参议会只有八人（即：正副议长三人；秘书一人；警卫员二人，勤务员二人），其中正议长范铭枢先生他不常住会，秘书处的人比较多些，经常在秘书处工作的同志也不过七八人。财政处只有五人即：艾处长、戚秘书、张科长、警卫员、勤务员等。后来又调来会计一人（即朱思成同志），像司法处和贸易局只有两三人。科一级的单位，人数最多的是文书科。该科经常都有十人左右。各救会中的省工会也只有两人，省农会只有两三人，省各救会中人数较多的是青联，人多时有七八个干部。省妇联和省文联常驻机关的干部各有三四人。
除了行政机关之外，人数较多的是通讯班（有十人左右）和警卫排（常有三、四十名战士）。另外还有伙房的炊事班与饲养班，（这两个班不到二十人）。以上就是省战工会和省联合机关的人员编制情况。
据我记忆，在战工会和联合机关开党支部党员大会时，大约有二、三十人。按照行政单位划分党小组，有的单位很小就由两三个业务相近的基层单位合成一个党小组。党的小组长多半是由一般党员干部或战士担任。例如省参议会党小组长是马老的警卫员李连庆同志，秘书处的小组长是一个年青的文书干事孙长明同志，我们文书科的党小组长是王济让同志，党小组长都很认真负责，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充分行使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力。在党内是平等的，没有什么上下之分，平时也听不到这个长那个长都称××同志。有了意见相互都好提，有了缺点相互都好批评。我在党的小组会上，亲眼看到了李连庆同志为了保卫工作，批评过马老（李的行政首长），也曾看到小孙向刘居英同志提批评意见，马老和刘都首先表示欢迎和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只有党的组织生活健全了，党员才能受到党员的相互监督，对缺点错误才能及时提出达到防微杜渐。才不会使问题积成堆再算总账。
省战工会和省参议会的各级干部配备，基本上都体现了“三三则”的原则。例如：
省参议会：正议长、范老先生，是无党派人士，副议长刘老先生是地方进步绅士爱国人士，副议长马老是老地下党员。秘书江滨同志是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省战工会主任委员，由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同志兼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是共产党员老红军干部；副主任李澄之先生系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山东抗协主任委员，也是教育界的名流。
省战工会的各处长的政治情况是：秘书处长陈明共产党员老红军干部；民政处长梁竹航是民主党派山东抗协领导成员兼抗敌自卫军司令员；财政处秘书长艾楚南，共产党员老红军干部；公安处长刘居英，是共产党员分局保卫部长兼任；教育处长杨希文，是民主党派山东抗协领导成员，进步爱国人士抗战开始就同八路军合作抗战；司法处长张伯秋老先生是进步爱国人士，战前的老法官；粮食局长王子文，是共产党员老红军干部；贸易局辛嘉洲先生，是进步爱国人士，战前山东某银行经理；省文联主任委员杨希文兼任，副主任委员姚尔觉先生，民主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官员，文联秘书长张凌青进步作家。联合总务处长季月圣共产党员抗大学员。
致于工会、农会、妇联、青联等救亡团体领导机关共产党员比重要多些。
科长级的领导成员也类似上述情况：民政处的两位科长；越志刚是中共老地下党员；谭克平任过莱芜县长，因历史上脱过党受考察；秘书主任王觉共产党员；财政科长张明德共产党员，财政处秘书戚铭战前地下党员，当时失掉组织关系；教育处秘书孙陶林，原分局宣传部长，因历史问题暂受审察；教育科长徐启周是民主党派进步爱国人士；文书科长洪波和张剑都是共产党员，科员与干事一级的基层干部中，爱国学生出身的进步青年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占少数。民主党派也占极少数。其中也有十人左右是抗战前后的共产党员，因某种历史原因暂时脱离党的组织关系，在战工会一面工作一面接受组织考察。
从战工会干部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情况看，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如果不能按照上级党的要求，把党内外的革命同志都团结在党的方针政策之下，要想搞好省战工会的各项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党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如能做好这些工作也是很光荣的。
战工会的党支部怎样发挥他的战斗堡垒作用呢？正像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主要靠组织”。我们的体会也是：靠组织，靠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要靠党的严密健全的组织生活，靠党员自觉的铁的纪律和先锋模范作用。靠党内及时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不断发挥。
在敌后抗战时期，虽然战斗频繁，环境险恶，物质生活极端困难。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都非常严格，平时工作和生活上都很活泼愉快。例如：支部党员大会一般是一个月召开一次。内容是总结上月工作，布置下月的计划；党支委员改选每三月至半年一次；党的小组会也叫“党日”，每星期一次，一般都规定在每周六的下午过党日。在党小组会上，先汇报一周的工作，学习和个人思想活动情况。然后在小组会上，相互间有意见及时提出，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意见或意见不多就早点散会。各个党小组长对下周的工作要布置到每个党员。党员除了每周六过党日，还规定每周三下午，党员向组长汇报工作情况一次。开会和汇报都是党员主动找组长，根本就不用组长去催。党员向组织交党费也是每月初交一次。每人交多少有规定。但是党员交党费时，多半都是超过党组织的规定。在党支部和党总支委会改选时，有时也邀请非党员同志参加，也有些非党员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爱护，自愿把节约下来的不多的现金（每月发的每人五角或一元的零用津贴费）自愿向党组织捐献，作为党的活动费。钱数虽少，但意义非常重大，体现了党内外同志的阶级感情和非党同志对党的热爱，除了这些党内的制度，还有群众性的每周三、五两个下午的“民运工作日”制度。每人向群众进行宣传访问，由民运队来统一领导布置。但党员向组长汇报工作时，必须把分担的民运工作进行情况，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向组长详细汇报。组长再及时向支书汇报。有问题在支委会上及时讨论解决。
以上就是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对好人好事，在党内和党外的会议上都要进行及时表扬鼓励，对党员中缺点错误要及时教育批评。有了问题先由支委或组长个别交谈，进行个别教育帮助。如能解决问题，就不在小组会或支部大会批评点名了。否则：还要在小组会上或支部党员大会上讨论或批评。受批评者思想通了，就在小组会上或支部大会上分开检讨，表态。使大家都能谅解。党内对缺点错误的批评是严肃的，但批评的态度是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批评帮助，不是无情打击。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大家已习惯成自然；哪怕在反“扫荡”的紧张战斗环境中，到了党日只要战斗一停止，在不影响战斗的前提下，还是要照常过党日和党员向组长汇报工作。
为了开会和联系方便，党小组的划分一般地都按行政系统划分。如果某些处人数很少，不能单独成立一个组，就把业务相近的两三单位合编一个党小组。民主选举组长主持会议。
党支部和党员身份都不公开。党支部对非党同志怎样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呢？主要是通过三种群众性的组织：一是机关救亡室（后来改称俱乐部），我曾长期担任过省战工会和联合机关救亡室主任。我在党支委会中分工担任宣传委员，领导救亡室的任务由支部宣委负责；二是学委会和行政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也以行政单位划分。
省战工会成立初期，由我来担任救亡室主任兼学委会主任。这些公开的职务都是由群众大会选举产生的；不是由领导指定的。这样工作起来更有群众基础；三是通过机关业余民运队和民运工作小组，往往在救亡室机关群众大会上向党内外同志布置民运工作。也要定期总结，向机关干部群众报告。
我从四O年冬到四二年秋，曾接连被选为机关救亡室主任和学委会主任。这两项工作，在党支委会上分工，也都由我来分担的。
党组织和党员虽不公开，但党员和党的威信都很高。从自由选举机关救亡室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中可以看出，当选的多半是共产党员，群众为什么要选这些人呢？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员能够任劳任怨的工作和能够发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自然地就受到党内外群众拥护。如果共产党员只学会摆架子当老爷，那是无人选你的。
所以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学委会和民运队等群众性组织，宣布的每项任务和每一个号召，都能立即得到全机关党内外群众的积极响应，化为党内外群众的自觉行动。例如：布置经常性的政治文化学习和发动春耕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党支部和救亡室等组织的威信很高，还有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带头响应党支部和救亡室的号召。直接影响带动党内外的工作同志一起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主要领导同志光会指手画脚或光说不动或者不说也不动，群众当然也不会重视。总之，党的崇高威信的形成，这和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我到省战工会工作，长达五年之久。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从未看到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同志，因受到下级普通党员的面对面批评，而发脾气或火冒三丈的现象。更未看到任何党员因受批评而向批评者打击报复。正由于党内有严格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及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间能够思想见面，消除隔膜，达到了思想感情和行动上的真正团结。领导同志不但不会因受群众批评而降低个人威信和党的威信。恰恰相反，反而提高和巩固了领导威信和党的威信。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在这样的严格的组织生活中，就不会把缺点错误积累成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或非党同志，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不管是老党员或新党员，也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如此。要想防微杜渐，不使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甚而不可救药。那就只有依靠健全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及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群众性的相互监督，据我本人体会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办法。
在党支部的工作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共产党员要具体分工，经常地分头负责团结帮助每一个非党同志。特别是因某种历史原因，而暂时脱离党的组织关系或因某种错误而临时接受审查的同志更需要经常的耐心的热情帮助。使他们敢于靠近党组织敢于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搞好工作。还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有些比较高级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党支部就要分配给政治觉悟认识较高的领导同志，去做他们的团结工作（例如：马议长，，艾处长，刘秘书长等人就分给他们较高级的党外领导同志作为交流对象）。并且严格要求这些领导同志，要认真做好党支部分给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还要定期向小组长回报进行工作的情况。
我记得四一年春天，党支部研究分工团结帮助非党员同志时，支委会曾分派我去团结和联系孙陶林同志。孙曾是我三八年在岸堤干校学习时的老校长，我对他一向都很尊敬。后来他虽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停止党籍接受审查，我对他的尊敬态度，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这时，他从原来的分局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降到省战工会教育处的秘书。我代表支委会去帮助和团结他；为了使被帮助者能够愉快地接受对他的政治思想上的帮助，首先就要很好地尊重被帮助者。绝不能有半点盛气凌人的味道。为了有效的帮助他，发挥他的潜在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我向支委会建议：把我兼任的机关学委会主任和救亡室的学习委员等工作转让给陶林同志，我相信他会接受的。支委会同意了我的意见。为此，我当面向孙交待了支委会请他担任的这项任务。由于我以党支部委员的身份找他面谈，陶林同志情绪上很激动，他当面向我表示：“我现在虽然离开党的组织接受考验与审查，但我仍有决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做一个积极的赤色群众，我还要永远跟着党走。我来到战工会以后，也早已看出你是党支部的委员，今后支部需要我做什么，请你直接布置给我好了。我会尽力去完成的”。我听了他的这段话，也深受启发，因为他的话是发自内心，说的是真心话。从此以后，他就积极地挑起了领导机关干部和战士的政治文化学习的担子。他在党支部的领导帮助下，积极主动地做出计划，对工作很负责任。他提出的学习计划，都是先交支委会审阅，党支部也及时批转执行。在他领导机关干部和战士的政治学习中，也遇到某些阻力，例如文书科里有个小李，刚从抗大毕业分派到战工会来工作，他了解到一些孙的历史情况。为了编学习组，按程度把他划到了中级组，他很不满意。他想到甲级组学习。为此，他想写信刁难挖苦陶林同志，被我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不客气地批评了小李：“你这种态度是很不对的，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应该讽刺挖苦人家。”老韩也支持我的批评，劝说小李：“不能这样做”。从而体现了支委会保护陶林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和支持态度。
我记得，陶林同志刚来战工会工作的那段时间，情绪上很低沉，一天到晚沉闷寡言，愁眉不展；自从机关党支部直接和他联系，并交代他负责领导机关干部人员政治文化学习的任务，使他感到党没有疏远他，使他的思想情绪很快转向积极正常状态。他又恢复了革命的活力。
后来为了更有效的帮助他，我在支委会上提议：把帮助和团结陶林同志的工作再较交给马老（保三同志）。我的理由是：孙虽然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但他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不会因领导岗位的降低而同时消失掉。他的水平还是高的。如果从帮助团结的效果来看，还是马议长更适合些。支委会又同意了我的建议。仍由我代表支委会向马老当面交代了这项任务。马老作为老党员，他也愉快地接受了党支部对他的这项委托，我也转告了陶林同志，他也表示很高兴。
经过四一年冬季沂蒙山区的反“扫荡”，对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严峻考验。他在东蒙山突围中表现了革命战士的沉着，勇敢，机智灵活和立场坚定的斗争精神受到机关同志们的好评。因此，到四二年冬天，由参议会马仪长（保三同志）和秘书（江滨同志）两人介绍，经分局批准陶林同志重新入党。他重新入党后，又很快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四三年到鲁中行署担任文教处长。
从这个党内生活的曲折事例中，也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能够经得起顺利与挫折的复杂考验。党员必须正确地积极地对待各种挫折与考验。后来当我本人受到二十年的错误处理和曲折考验时，
我也常想起孙陶林同志的这段曲折历史和他的积极接受党组织考验的表现。借以勉励我自己。可也巧，到“文革”后期的一九六九年“清阶”时期，曾有外调人员到我当时任教的浙江常山中学找我证明孙陶林同志的这段历史表现。我根据以上的回忆，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书面证明材料交给外调人员。由此使我知道，陶林同志还健在。遗憾的是，我当时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受批判和审查，不便问明来人：“陶林同志现在何处？”（注：直到八十年代末我通过靳星五同志了解到孙在安徽大学任教，我和他才取得联系。）
我们在党支部的工作中，既有成绩也有缺点。为了团结好党内外同志，共同做好战工会的工作，我还想起一件处理不当的事题；四一年春天，省机关移驻蒙山前时；照例开展了机关春季清洁卫生运动。救亡室组成卫生检查组，进行了卫生大检查。由辛锐同志带领检查组，按照分片包干区挨门检查评比。查到省文联秘书长张凌青同志住处时，他和大家一样都是住在农民的草房里。办公室和宿舍合在一起，由于文化人的生活习惯，房内东西放的很乱，地面也不清洁。辛锐问他：“凌青同志，你的房间里怎么一点也不整洁啊？”凌青同志哈哈大笑道：“我搞得太整洁，岂不是太荒凉了吗？”全面检查之后，检查组进行了评比，对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表扬，对差的单位和个人也进行了批评和提出改进意见。并把检查总结在墙报上公布。大辛（即辛锐）写了一篇卫生检查报道，题目是“这不是太荒凉，而是太荒唐”。在墙报上贴出来了，因为这篇公开报道点了凌青同志的名，大家看了传为话柄。后来凌青同志也看到了，他很不高兴，他曾为这件事向分局宣传部反映了。当时的宣传部长是李竹如同志，他有一次在蒙山前作形势报告时，说到贯彻统战方针，加强党内外团结时，利用这个例子在会上批评了战工会的救亡室和卫生检查组。指出：卫生检查是件好事。但公开点名在墙报上批评一位党外的文艺作家“太荒唐”，这是很不对的。
在党的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纪律和自由，批评与表扬，都是辩证的统一，不可偏废。共产党员在抗战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主流，但是缺点与错误也是不可绝对避免。每个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都难免发生某种缺点和错误，通过党的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教育帮助，可以克服和纠正党员思想上行动上的缺点或错误。但在个别党员身上，由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影响，触及党纪国法的事例也是有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也是极坏的。不执行纪律和法律处理就不能挽回影响的坏人坏事，就不能姑息，必须给于必要的纪律或法律上的处分，做到赏罚分明。执行纪律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教育和团结的目的。
四一年冬季反“扫荡”之后，为了及时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党支部进行了全面总结，在反“扫荡”中，勇现出来的好人好事，要进行及时表扬鼓励；对个别表现不够好或违犯党纪的党员除了批评教育外，还要执行必要的党纪处分。例如对于反“扫荡”中表现好的同志，总务处会计科的老孟，教育处的孙陶林，文书科的王济让等同志的英勇事迹和表现都进行了大会提名表扬，对于少数在反“扫荡”中表现不够好的也分别进行了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例如：陈秘书长身负重伤时，警卫员离开首长，未能尽力抢救，属于失职行为，违犯了保卫工作纪律，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像黎玉政委的警卫员，对保卫首长高度负责，敌人炮弹未来，能高度警惕敌情，及时把首长拖倒在地并用自己身体掩护，使首长脱险，这样的警卫人员就应该受到表扬。
总之，党支部在省战工会机关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充分体现在党对机关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上和对非党干部的团结帮助和共同搞好政权工作上面。抗战时期在政权机关的党支部是不公开的。她不能公开出面号召群众。党组和党支部提出的任务和号召，都要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救亡室，学委会和民运队来发动群众，具体地贯彻执行。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去联系和带动党外群众，实现党对群众的政治领导。由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同志处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领导同志与普通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在困难面前带头克服。因此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连党支部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救亡室和学委会以及民运队等群众组织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例如：党支部通过这些群众组织，提出的每一项任务和每一个号召以及每一个工作计划，都能得到全机关干部战士的积极响应和圆满完成。据我记忆，从来都没有落空。即使中间发生反“扫荡”情况；但到反“扫荡”战斗一结束，机关的各项
作都很快恢复正常。
这里面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抗战时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所处的环境又是经常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斗，大家都说是：“背着脑袋干革命”。领导机关的党支部和各群众组织制定的计划和规定的制度为什么能够保证贯彻执行，而且还能坚持到底呢？我想其中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群众的共同要求和客观形势的需要；第二，党的领导作用，党员既能认真负责，坚持不懈，又能和群众密切联系；第三，领导上对党支部和群众组织提出的计划和号召，经过审查批准，都是大力支持，并且领导带头认真响应，加上全体党员的模范作用，因此，每个号召提出之后，都是上下一致行动，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由于每个领导同志带头响应认真执行，所以党内外的全体同志，也没有任何人来轻视它。不需要任何强迫命令，完全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像学委会规定的每天早上的学习制度和定期的上课制度，还有政治学习的辅导报告，每周三、五的民运工作日，救亡室规定的文体活动，纪律检查和清洁卫生，最主要的是党支部规定的每周六过党日，都成为“雷打不动”的“习惯法”。
也正由于，这些革命活动能够生龙活虎地开展起来，并能坚持下去，才能使同志们的团结、军民的团结、认识的提高、革命坚定性都得到逐步加强。这一切都成为保证战工会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贯彻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力量。
虽然许多战友在日寇残酷“扫荡”中流血牺牲了，但保存下来的同志，仍然继续他们的未竞事业，信心百倍的坚持抗战严守岗位。八年的浴血抗战，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爱国军民的伟大胜利，以日本法西斯侵略强盗的可耻失败和无条件的投降而告终。以上就是我对省战工会时期机关党支部工作的回忆。
四、省机关的救亡室和学委会：
抗战时期，领导机关的救亡室和学委会以及业余民运队等组织都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党组和党支部政治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她成为党团结和联系党内外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省战工会，这样的统战性质的三三制政权机关，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充分发挥这些群众组织的钮带作用更为重要。
省战工会成立后，为了及时开展机关的各种救亡活动，及时通过民选方式，成立了上述各种群众组织。机关的群众组织以救亡室为中心。在救亡室内又按当时抗战形势的需要，设立：学委会、民运队、生活委员会、文体组等分枝机构。把机关的各种有利于抗战工作的活动都组织起来。
我从四O年秋，省战工会筹备成立时，就由中共南沂蒙县委调回省机关战工会工作。行政上我在秘书处的文书科工作；党内，我从一九四O年冬被选进党支部委员会，分工担任宣传兼民运委员。在机关救亡室改选时，群众把我选进救亡室的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后来为了加强机关干部战士的学习领导又成立学委会，又把我选为学委会主任，业余民运队长我也兼任过。党内外的这些兼职的工作，我从四O年冬到四二年秋进抗大脱产学习为止，曾连任干了数年之久。把这些群众组织的工作体会和认识回顾一下，我
感到也是很有必要的。
机关救亡室（即后来的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到解放后，它的地位好像无足轻重了。但在抗战时期，它不单是党组织团结和联系群众的纽带，它也发挥了机关党团和党支部发动组织群众的十分重要的组织形式和工作阵地。它在山东省抗日民主政权机关和联合机关中，对于贯彻上级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具体任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
救亡室：它是在党支部非公开的领导下，组织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战士业余活动的中心。其领导机构，有个民选的委员会，分工是：主任委员，学习委员，民运委员，文体委员，生活卫生委员等。（这些都是兼职的）
救亡室的任务是：组织领导机关干部战士的政治文化学习；组织开展经常性的驻地民运工作（即：民众救亡运动工作，简称民运工作）；组织经常性的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组织定期的生活卫生检查。关于群众纪律的检查由民运队负责。除了行政工作外的一切业余活动，在救亡室的工作中差不多都包括了，其中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都通过政治学习和各种业余活动加以解决。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又把救亡室里的学习委员扩大组成学委会，基层单位组成理论学习组和文化学习班。把民运委员扩大组成民运工作队，又按行政单位划分若干民运工作小组。文体委员组成文体小组；生活委员，组成生活委员会。把党内外的活动分子，都选进这些群众组织之内，充分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上级党委和行政领导需要党支部保证贯彻的各种任务，都可以通过救亡室来公开发动和贯彻执行，把党的任务与号召化为群众的行动。
关于救亡室的各种组织和制度的建立如下：
救亡室的工作计划和总结每月一次；改选大会半年一次，委员会几天一次我记不清了。
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在救亡室内又成立了学委会，由救亡室主任兼学委会主任。按行政单位划分理论学习小组，看不懂书报的参加文化学习班定期上文化课，政治理论学习时间，规定每天早饭前，以组为单位集体学习一至两小时（当时山东生活习惯是：冬季、春季每天吃两餐饭，只有夏天农忙时吃三餐），由组长领导主持学习，干部理论学习内容，四二年前：甲组学习《联共党史》，乙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丙组和战士一起参加文化课。文化课本自编，由文书科油印装订成册，每人一本。关于文化班的政治学习，请人上政治课。甲组的《联共党史》由大众日报社发行铅印本；乙组的学习教材由文书科翻印，每人发给一本。冬季天冷和春天落雨时在室内学习，春天暖和时到室外树林里学习。为了加强对各组学习的辅导，由学委会聘请机关首长分头担任各学习小组顾问，在学习中遇有疑难问题，请学习顾问来作解答。有时请他们给大家上理论辅导课。机关的首长们都愉快地接受了学委会的邀请。并经常参加各小组的理论学习，学委会本来考虑到首长们工作忙，有的年龄大，不要求他们经常参加小组学习。但后来，他们基本上都按规定时间参加了各组的理论学习。首长们在各组的学习中，不但热情辅导大家，自己也认真读书，直接起了示范作用。鼓励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我参加的这个学习小组的学习顾问是艾处长（楚南）。他每早上都按时参加小组的集体学习。我记得在学习讨论《联共党史》中有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章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小组里以“是英雄造时世，还是时事造英雄？”为题，作了很好的领导发言。
到四三年，机关干部的学习内容，都以整风文件为主，学习小组基本上照旧。我记得在讨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时，马仪长（保三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他用三国上的“马谡失街亭”为例，分析了诸葛亮用兵上的“宗派主义”的过失。给了大家很好的启发。
抗战时期，虽然物质条件困难，但领导机关的政治学习空气是很浓的。除了每天早上规定的学习时间和上文化课的时间外，还有不定期政治，时事报告，和首长的专题报告（例如：朱政委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式》、《谈谈恋爱与结婚》、《从国际到山东》等报告，郭主任和贺致平同志的哲学报告，李竹如部长的形势报告，陈明秘书长的政权工作报告等）。另外，还有各种历史纪念日和纪念活动与革命历史纪念报告。总之，在领导机关的学习是很多的。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抗战时期的领导机关，不但是工作队，宣传队和战斗队，它还是很好的革命学校。
关于民运工作队的组织和制度，在省机关除了学委会和学习组以外，还有经常性的业余民运工作队和民运小组。队里有民选的队长来统一领导布置。基本上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组成民运工作组，另选一位民运工作组长，负责掌握民运工作的进行情况。统一规定，每周的三、五下午为民运工作日（下午工作太忙时，晚上进行），按照队的布置分组划分的地段进行驻村宣传，调查和发动群众等民运工作。民运组长每周两次向队长汇报全组工作情况和反映的问题。到农忙时，民运队要领导和发动全机关的干部战士参加支援农民的抢耕抢种劳动。发现农民群众的特殊困难和迫切要求时，民运队要及时向党支委会汇报，及时开会讨论，凡能帮助群众解决的要尽快予以解决。例如四二年春天，帮助驻村安乐庄的农民用人力抢耕抢种，就是很生动的例子。
省机关为了配合开辟抗日根据地，每到一个新地区时，除了向驻地群众进行宣传、访问、调查之外，还要进一步启发群众党悟，发动和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各种救亡团体（如：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救国团和妇女识字班等）。有了群众自己的救亡团体就可以进一步改造村政权。改选旧村长，把基层政权，由地主富农掌权，改造成为贫农下中农掌权。并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把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压下去。把劳动农民的势力扶起来。这个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所说的创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其标志，就要看农民群众是否发动起来，救亡团体是否组只起来，村政大权是否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民兵和抗日自卫队是否成立和起作用？如果这些基本要求都做到了，那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抗日根据地。
我在这一工作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我在鲁中区和滨海区，领导机关民运工作队，发动驻村农民群众建立了几十个村庄的救亡团体，改造过几十个村的基层政权。经过我们的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使群众由怕八路军和共产党，变为我们八路军的知心朋友。到我们移防离开时，房东大娘大伯都流着眼泪送我们。等我们第二次再回来住时，大娘和大伯就像父母一样，亲如一家人。见了面就无话不谈。像滨海区莒南县南甘霖的杜大娘和鲁中区南沂蒙县东辛庄的于大娘，都像亲生母亲一样的大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我在开始领导发动群众时，由于缺乏经验和阶级觉悟不高，在莒县某村发动农民减租时，急于求成，出现明减暗不减的偏向，我在南沂蒙领导某村改造村政权时，后来又发现换汤不换药，仍由地富分子的狗腿子掌权，地富分子从背地操纵村政权。以后虽然都纠正过来了，但所得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开始到一个新地区，宣传群众时，由于群众还不了解不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由于听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男的“怕八路军抓兵”，女的“怕共产共妻”，尤其青年妇女把脸上涂抹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乍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农民不敢讲真话。当时我们研究了如何接近农民群众，并和农民交上知心朋友的问题，有些老同志有经验，提出三点措施：第一，不要损坏群众利益，要尊重群众习惯，学会当地话；第二，要从内心里尊重农民群众，进了农民的破房子不要怕脏，对农民的父母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的尊敬，对农民的孩子要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不要怕她流鼻涕脏要抱在怀里亲一亲；第三，农民劳动时，要帮他们一起劳动，边劳动边讲家常，慢慢地就会变成知心朋友。
我们也对照检查了缺点和不够的地方；例如：有个别女学生，刚从城市出来参加八路军，穿得衣服很清洁漂亮，进了农民的小屋子，到处都是灰尘，老大娘怕沾污了她的衣服，用衣襟把小板凳擦了又擦，但这位女同志还不放心，又把自己的白手帕铺在板凳上才坐下，吓得大娘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好，坐了十多分钟，也未讲出两句话。最后只好很尴尬地走出来。也有个刚从抗大毕业的女同志，分到战工会工作。她未学会当地群众的语言，她把学校里学来的毛主席的“论新阶段”照本宣读地讲给农民听，农民听不懂，把她急坏了，她说：“大娘啊！我的话你一句也不懂吗？”大娘摇摇头，表示不懂。她一手扶着大娘的醋瓶，埋怨道：“大娘，你可真成问题啊！”，这句话大娘听懂了半句，她说：“同志姐啊！那不是盛问题得，是盛的醋”。到现在看来成了笑话，但在当时可不是笑话而是个很具体的现实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能否与广大群众亲密团结起来，这决定着革命战争的胜败。朱总司令常把八路军和老百姓比作鱼水关系，日本鬼子想制造“无人区”达到“竭泽而渔”或“以华识华”的侵略目的。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后来，大家对民运工作已成习惯了。每到一个新地方，大家都会主动的做群众工作。到过年过节和星期天改善生活，包饺子时，大家都知道，把饺子煮熟之后，先盛一碗送给房东的小娃娃或老大娘去尝一尝。这已成了习惯。平时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搞卫生，推石磨劳动也都习惯了。
到这时，八路军和农民就成为一家兄弟和知心朋友了。
关于救亡室的工作，上面提到的几方面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行军前检查纪律。看一看有无损坏群众的东西。损坏了一定照价赔尝。还有经常性的文体活动和战备检查以及生活卫生等工作。我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我感到还需要补写的一点，就是结合“拥军优抗”，救亡室在机关组织的春节慰问文艺演出活动。致于经常性“拥军优抗”工作，都由省战工会布置各级政府来做。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军民团结和“双拥”运动（即：“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北方农民对于一年一度的春节特别隆重。我们驻在农村根据地的军政机关，也要利用春节开展各种拥军和爱民活动。机关部队驻在农村，每到春节过年时，都要同当地农民举行“团拜”或文艺演出活动。我记得四二、四三两年的春节慰问和双拥活动搞得特别热闹，阳历年前各机关学校都进行各种文艺演出节目的排练。我四二年冬进抗大建国队学习（后改为山东建校），四三年元旦在南沂蒙县马牧池村山纵司令部驻地进行了拥军慰问演出，我们请山东实验京剧团帮助建校文艺演出队，排演了“过五关”和“捉放曹”两出京戏。男同学杨波扮演关羽，女同学刘锦秀扮演皇嫂。我在《捉放曹》中扮演了陈宫，同学庞军扮演曹操，老刘扮演过吕伯奢。
到四三年春节和四四年春节时，省机关都驻在滨海区莒南县，山纵改组为山东军区，省机关和军区司令部驻相邸时，春节举行了更为隆重的拥军慰问演出，参加演出的节目有：《捉放曹》，《空城计》和《法门寺》。第一个京戏仍由我和庞军合唱，第二个戏由北京大学新来的柳先生扮演诸葛亮，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同志扮演司马懿，我当旗牌，刘居英、薛暮桥、孙鸣岗、马议长和孙里基委员等战工会的领导同志，都参加演出扮演老军和龙套。男女老少参加文艺演出都很认真。演出也很成功，尤其是政府机关的首长们都参加演出就更为隆重。第三个京戏由杨波扮演郧邬县，韩景文扮演刘瑾，刘秘书长的饲养员扮演了皇太后。我参加演出只能滥竽充数。当时山东省机关业余剧团和专业剧团中唱须生最好的是战工会和建校的杨波同志和军区文工团的赵健同志，还有专业剧团的仇再天同志很有名。刘锦秀演出的皇嫂和宋乔姣也曾轰动一时。
从这些慰问演出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上下官兵之间的同志式的亲密团结关系。也显示了机关救亡室和民运队等群众组织在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中，充分发挥了党的桥梁和助手作用。从而也看出机关的领导同志不论是行政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等，处处都是严格要求自己，在各种活动中起示范作用。处处和群众站在一起，不搞任何特殊化。（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