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记省战工会的三位秘书长
山东省战工会，从四O年秋天成立，到四五年秋天日本投降后改组为省政府为止。经过五年的战斗历程。在此期间党在战工会机关的领导核心，秘书长更换过六次，其中有三人是临时兼任和代理的（如霍士濂，王子文，艾楚南三同志），有三人是专职的（如：陈明，李竹如和刘居英三同志）。在这三位专职的秘书长之中，曾在四一年和四二年的反“扫荡”中，接连牺牲了两位（即：陈明和李竹如同志），只有第三任专职秘书长刘居英同志持续到抗战胜利。
省战工会的领导核心，秘书长一职变动如此频繁，这说明什么呢？简单的回答：就是敌后抗日战场的战斗频繁和斗争环境的险恶而复杂。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八年浴血战斗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从四O年八月在南沂蒙的孙祖乡成立代表大会筹备会，到战工会正式成立这段时间的秘书长是霍士濂同志，他是六位秘书长之中的第一位。会议期间经过一次反“扫荡”，他指挥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安全渡过这一关。到大会胜利结束时，他就调往新的岗位：到鲁中区党委担任一地委书记。
四O年冬，省战工会正式成立后，由陈明同志来担任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是第一任专职秘书长。陈到战工会以前，是山东分局的政府部长（也称五部）。他在红军时代，曾在闽西某地区担任过苏维埃政权主席。他对革命政权的建设有较丰富的经验。他来战工会之后，对全省政权工作的建设和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许多同志来战工会以前，都是在战斗部队或地方党群系统工作，对政权工作缺乏经验。我记得，四O年冬天，省机关移驻蒙山东面的崖子村时，陈曾为机关干部作过一次“如何加强革命政权建设”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什么最重要呢？革命政权工作最重要，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夺取政权。政权是刀把子，我们必须要加强革命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对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要发挥其保护作用，对那些破坏抗战，投敌叛国的汉奸投降派要实行坚决镇压和惩治。”他曾起草过一篇“关于村政权的建设”的报告文章。
陈明同志到战工会担任秘书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由于他不分日夜的辛勤劳动和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把战工会机关从组织上和制度上都基本上健全起来。到四一年上半年，以省战工会和省参议会为主的联合机关干勤人员已有近两百人的编制。各系统的日常工作，在敌后战争环境中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经常性的业余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地方工作也都活跃起来。陈对机关干勤人员，不仅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上抓得很紧，生活上也处处关心大家。他还在生活上学习上处处以身作则带动全机关的人员。他到战工会工作那年，只有三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看面孔虽有些苍老，但精神很旺盛，身体很结实。每天早上他都先到操场参加早操、跑步，锻炼身体，从不间断。每天早上我们赶到操场时，他早已一个人在那里攀单杠。当大家跑步时，他总是戴着深度近视的黑边眼镜跑在前面，有时也跑在排尾。他和大家一样，跑得浑身出汗为止。他虽是全机关的最高首长，大家见了他从不感到拘束，他态度和霭，对人热情体贴，年轻人都把他看成可敬可亲的革命家长。每逢反“扫荡”时，他都是和联合总务处长兼特务营长的季月圣同志一起指挥机关的干部战士的作战和行军活动。
战时的省战工会和联合机关，人数最多时是四一年的上半年，达到两百多人。都在一个联合总务处的大伙房里用餐。冬天开饭都在广场上，一个组一个组的围着用黑泥烧成的陶瓦菜盆，蹲在地上吃饭。陈明同志也和大家一起用餐。本来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但他统统把自己的保健馒头让给病号同志，也同大家一道来吃黑窝窝头和蒸地瓜干。秘书主任王觉同志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笑话。王说：“晚上我们和陈秘书长一同赶写报告和文件，他老是一个人跑出去待几分钟又回到屋里来，大家以为他出去小便，问他：‘秘书长，你小便这么多啊！’他忙解释道：‘哪里是小便啊，我吃了一肚子地瓜面的窝窝头，不好消化，老放屁，我怕臭你们，干脆到门外去放吧’。他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从四O年秋开始，到四一年秋一年的建设，省战工会机关的各项工作都呈现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除了反“扫荡”行军之外，每到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抗战歌声接连不断，早上的操场上，有节奏地跑步声音，晚饭后的篮球场上，村边上到处都有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一起讲故事教唱歌或宣讲抗战道理。
那时我在秘书处的文书科里工作。全科经常有十人左右，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有时要连夜突击任务一直干到天亮为止。因为联合机关的各领导系统下达的指示文件和总结，报告等，都要交文书科抄写和油印装订。我们全科同志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工作越忙大家越高兴。从来未听到任何人叫苦叫累。年龄最大的数老韩，他有近三十岁，其他人都在十七、八岁上下，据我记忆：文书科的日常工作，除了行军和反“扫荡”缮写工作，从未间断过。经常要开夜工。
正当省战工会成立一周年时，遇上四一年冬季日寇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地残酷“扫荡”。为了对付这次残酷大“扫荡”事先作了充分的备战工作。上级传达了兄弟地区（晋察冀和冀鲁边）的反“扫荡”经验。介绍了日寇在那里实行“三光政策”的破坏情况，我们为了减少伤亡和损失，保存干部战士等有生力量。省机关进行了临时精简。把年老体弱的男女同志都分散到地方隐蔽活动。把原有的机关人数缩简三分之二。只留下少数年轻力壮的同志随机关坚持工作。我们文书科原有十人左右，只留下三人（我，王济让和韩寓吾）随机关行动。
在这次冬季反对敌人的大“扫荡”中，省机关由马牧池突围，转移到东蒙山的羊山时，于十一月上旬末的夜间，受到了日寇“扫荡”部队的追击和包围。在这次东蒙山突围中，分局和战工会机关遭到日寇的猛烈袭击。在故人的合围圈内。正在指挥联合机关的干部和战士向外突围时，陈明同志不幸被日寇的机枪打中。同时，党政机关的干部遭到很大伤亡。陈秘书长就在这次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了。
四二年春天，分局党委指派省战工会粮食局长王子文同志兼代秘书长；王和他的夫人也在乐蒙山突围中受了轻伤，他俩康复很快。王到战工会以前，曾任鲁中区二地委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老红军，他为人忠厚朴实，对党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很谦虚，对同志很诚实，后来，分局党委考虑到省战工会的实际情况和统战环境，于四二年三、四月份，又改派原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来战工会担任第二任的专职秘书长。李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前做过新闻记者，抗战初期到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任过“中国人报”主编。他是山东渤海地区利津县人。三九年成立八路军一纵时，他担任过一纵队司令部的民运部长。后来又随原来的一纵政委朱瑞同志到山东分局任民运部长朱任分局书记，来战工会前任分局宣传部长。
李在当时年纪约三十岁上下。白白的面孔，有点文人风度，讲话写文章都很流利。他到省战工会时，机关正处在反“扫荡”中的严重挫折之后。由于许多革命老战士在反“扫荡”中不幸牺牲。有的暂时失踪或被俘。机关人数大为减少。过去那些朝夕相处的许多同志不在了。李秘书长来战工会之后，进行了大量地思想教育和组织充实整顿等工作。先向机关同志进行了广泛交谈，了解思想情况，针对现实情况和当前的问题，做了几次形势报告。又从抗大毕业学员中，调来一批干部充实了机关各个部门。虽然充实了一些，但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仍未恢复到原来的编制。这时整个联合机关的干勤人员，也只有一百多人。由于思想上，组织上经过有效地整顿和教育，使战工会和联合机关的工作又恢复了生气与活跃的场面。各种业余学习、文体、民运工作等活动又恢复起来了。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都纳入正常。在这段不平常的时期内，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经过四一年冬季反“扫荡”之后，许多朝夕相处的男女战友看不见了。天天见面的首长（如陈秘书长，李处长），也看不见了，每逢开饭时，给我刺激最深，平时每餐饭都在一起说笑的同志很多人不在了。我和其他战友一样，往往正吃着饭就呆想起来，饭也吃不下了。在这以前，只有我母亲和父亲去世之时，产生过这种情绪。从李秘书长来战工会进行整顿之后，我才渐渐恢复原来的生气和旺盛的热情也慢慢消除了心灵上的创伤，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就是革命同志的阶级感情，死了同志就像死去父母和兄弟一样的难过和悲伤。觉醒过来就可以化悲痛为力量。
四二年夏天，刘少奇同志从新四军回延安，路过山东抗日根据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省机关都移驻滨海区南部的新集子，前后历城和古城一带。一一五师的师部驻在朱藩。分局和师部在朱藩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检查了山东的抗战工作和统战工作，少奇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把战工会两年来编印的《法令汇编》带给少奇同志审阅。李开会回来向机关传达了一些情况。并提到少奇同志审阅了战工会的四厚本“法令汇编”，他风趣地说：我看过了你们省战工会辛辛苦苦编印的，“四部天书”，看来你们对山东根据地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成绩不错。但也有不少的主观主义成分。这“四部天书”也是我们文书科十来个同志两三年来的劳动结晶啊！
四二年的春天和夏天，又经过两次反“扫荡”，由于接受了四一年冬季反“扫荡”的教训，省机关未受重大损失。但由于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不断向外抽去扩大太平洋的掠夺战争。再想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四一年冬季那样的大规模扫荡是做不到了。但每次“扫荡”中破坏烧杀的残酷性却大大加强了，到了四二年冬季，敌人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扫荡”。我山东军区司令部，为了使滨海地区常驻的省机关和后勤机关免受损失，决定由司令部带一部主力部队打回鲁中区，把日寇的“扫荡”部队吸引到沂蒙山区，也便于消耗敌人。把省机关大部分留在滨海区。当时，李竹如跟随黎政委和山东军区司令部到鲁中去他想借此机会学习一下指挥军事的经验。这次反“扫荡”中黎政委亲自带着司令部的作战机关和教导营出师沂蒙山区。就在敌人向沂蒙山区“扫荡”时，黎政委和李秘书长随司令部和教导营转移到北沂蒙县和南沂蒙交界的山上，遭到日寇追击和围攻。天亮时，我们在山上，敌人在山下交了火。几千日军从两面围攻我军。一个上午向山上我军多次猛攻。都被教导营用火力打退。敌人未能攻上山来‘。当时我们的子弹不多，敌人一个上午连冲几次都被我教导营压下去，到了中午剩下的子弹不多了。敌人正在组织再一次的猛攻时。我东北军起义过来的百十师的副师长郭维城同志带着师部和一个加强营，赶到八路军的阵地来支援。虽然东北军的装备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武器弹药的配备上比八路军还要好得多。他们的一营主力和山东军区教导营并肩作战。机枪火力大为加强。敌人在午后又往山上猛攻多次都被两营主力部队压下山去。敌人猛冲不成，就用密集的炮弹往山上我军阵地猛烈轰击，正在炮战中，有一发敌人炮弹向着首长骑的几匹战马打过来了，郭离得远些，黎政委的警卫员是个老战士有实战经验，听到敌人炮弹打过来时，他用力把首长推倒在地，他用自己身体压在首长身上来掩护。这颗炮弹就在黎政委和李秘书长身边爆炸了，这时李的警卫员慌起来了，不知怎样来掩护首长，炮弹轰隆一声巨响，把李竹如同志和警卫员当场炸死了，两匹战马也倒下了。黎政委怎样呢？当他被警员猛力推倒时，他也无准备，右手先着地，左手往上一扬炮弹炸开了，炮弹皮把他两个指头削去了。好险啊。
这场战斗很危险，因为教导营的子弹快打光了，正准备用刺刀和石块对付山下的几千敌人，这时郭维城同志带着百十一师的一个营赶到了，两个营配合对敌作战，坚持到天黑，安全地突围出去。我们的李秘书长和他的警卫不幸都英勇牺牲了。
四三年的春天，省机关疏散的干部都又集中起来，省机关驻在莒南县的三界首，为反“扫荡”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会上为不幸牺牲的李竹如同志画了一张摩拟像，敌人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他瘦长的身子带着鲜血往地面倒去，一只手还扬在天空。
李竹如同志到战工会接任秘书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又不幸牺牲在敌后反“扫荡”的战场上。战工会成立两年多的时间内，接连牺牲两位秘书长。
回忆李到战工会任职不久，还做过一次任务艰巨而又重大意义的观察工作；四二年春天，正当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由于抗日根据地被敌人的不断封锁和分割把原来十多个县的根据地，到这时还剩下不到两个乡的地盘。干部战士靠吃树皮，酒糟来充饥，伤病员缺乏医药治疗，天天还要应付敌伪顽三方面相勾结的军事进攻，战斗非常频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就在这种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下，李秘书长带领一个十人左右巡视团夜间穿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来到鲁南行署和军区以及区党委临时驻地进行了慰问视察。他代表分局和省战工会党政领导机关，向日夜坚持战斗在鲁南地区的党政军民进行热情慰问。当时鲁南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拿不出好吃的东西来招待李秘书长带领的巡视团。那时，首长的保健饭已经吃不到白面粉，只能吃高粮煎饼和地瓜面的窝窝头作为保健饭。菜蔬更谈不上，每天能吃点炒盐和野菜就算好了，这次巡视他同鲁南地区的同志们生活在一起，待了半个多月，这时一夜要搬几次家，以便应付敌人的夜间袭击。他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时候来到鲁南视察，给那里的党政机关的同志和战士们很大的鼓舞。他回战工会之前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留作纪念，内容是：“鲁南天下一线天，一夜宿营几次搬，西东只有十余里，南北不够一弹穿”这时鲁南地区的工作同志，都叫做“一枪打透的根据地”。他这次艰难的视察，给坚持在鲁南边沿地区的党政军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这次视察既是对鲁南的初次视察，也是他最后一次视察了。
在四二年的残酷而频繁的反“扫荡”中，在省机关的中上层领导干部中，不幸牺牲的，除了李秘书长之外，还有省青联的主要领导者兼青干校校长的钟效培同志。省战工会的民政科长（前莱芜县长）谭克平同志。泰山区党委书记汪详同志，也在这一年的反“扫荡”中不幸牺牲。
四三年春天，李秘书长牺牲之后，分局党委指示战工会的财政处长（也是老红军）艾楚南同志代理秘书长和党组书记。我这时已到抗大建国大队脱产学习。将要结业时，我和爱人的订婚报告，就是由当时的战工会党组书记艾楚南同志批准的。
李牺牲之后，一段时间分局未派出适当人选接替专任秘书长的职务。这时战工会的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在协助党组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有：参议会的主任秘书江滨；财政处的主任秘书戚铭；教育处的主任秘书孙陶林，加上秘书主任王觉等同志。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使党的领导作用，没有削弱。直到四三年的夏天，分局党委才确定由分局的保工部长，年青的虎将刘居英同志，到战工会接任第三位专职的秘书长，如果加上代理秘书长，他算是第六位了。只有他在这一核心领导岗位上坚持到抗战胜利，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在他任期内胜利地完成了分局党委交给他的领导省战工会的历史任务。
当时的刘秘书长，只有二十五岁。他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省，年纪虽轻而身材却高大魁伟，也很健壮，性情爽快而又刚强，生活作风艰苦朴素而又能平易近人。我在省机关和他相识和相处达六年之久，很少看见他身穿全新的棉军装。他的棉衣都是由自己动手补了再补。他的军装棉裤，膝盖上的一块布，颜色比其他地方要深重一些。他好动，休息时间停不住：喜欢打篮球，一到饭后，就同警卫员、通讯员一起到球场上打篮球，一直打到浑身出汗为止。他是战工会年轻力壮而又活泼豪爽的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离开东北参加过学生流亡团，进关后他在北大读过书（没有毕业），参加过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还是为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的死难学生抬棺游行的一位先锋。“七七”事变后，他随平津学生流亡团由北平南下到山东。给山东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当年冬天参加了山东党领导的徂徕山抗日起义。成立八路军四支队时，他在一团担任过政治处主任。后来调到分局机关，担任过民运部长，保卫部长等职务。四三年夏到战工会接任第三任的专职秘书长。从他担
任分局的保卫部长到当战工会秘书长时，我见他在每次反“扫荡”中都是亲自带领保卫部的警卫排，走在队列前面，他本人带着长短两支枪，既像个指挥员又像个战斗员。
四三年夏，刘到战工会接任秘书长职务时，华北敌后战场的抗战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山东地区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已经开始对日局部反攻。收复了许多敌占的县城和敌伪据点。他来战工会时，整风运动已进行到个人坦白反省阶段。他来机关之后，就集中力量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做到整风、生产和工作三不误。他在日常的工作，整风学习，业余活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处处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大家一起干。在四三年冬天和四四年春天的开荒生产时，他的锄头比别人都要重得多。他个子高力气大，开起荒来既快又深，许多小伙子都比不上他，由于突击开荒时！大家都争先恐后，谁也不愿示弱，调研室的张华累得小便出血，仍坚持不请病假。刘知道后当天通知张华：“不行，张华你明天得休息，不能再硬坚持”。新来的同志不熟悉他的个性，从外表看，他像很凶似的，过几天熟悉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在机关整风坦白反省时，刘也带头在机关干部大会发言，首先揭开自己的疮疤。当时叫做：“脱裤子，割尾巴”。他在坦白反省大会发言中曾说到自己的思想情况，他说，我来战工会接任秘书长之前，也有人向我半开玩笑地说：“战工会的秘书长可不好当啊！前两位秘书长都不到一年就报销了，你到战工会能干多长时间啊”。我想，为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解放，还能怕死吗？总而言之，我们干革命嘛，只要活着就干，死了就算；那时，郭维城同志是省战工会的行政委员，也是省战工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在整风坦白反省大会发言中，我才晓得他也是出生在黑龙江省，并在抗战前曾在东北×学校里参加过“少共”。他和刘居英同志都是东北人。但看起来他比刘的年龄要大几岁，据我看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他也是战工会机关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领导者。他和刘身高不相上下。郭是二位学生出身的爱国军官，对同志态度和霭，性情温和，思想很敏锐，他也很喜欢和青年同志聊天交谈。但他在讨论政策问题时却很认真严肃，有两次在省参议会我和他一起讨论某一项法令时，各处局的秘书都列席会议，我看他和孙委员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省机关常驻莒南县的洙边，延边和三界首十字路一带。我四三年秋从抗大建国队学习结业后，又回到省战工会工作，提任调研室和省工商管理总局的秘书，省参议会开委员会扩大会议时，各处局的科长与秘书都列席会议讨论政策法令问题。在这些会议中，郭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关于刘居英同志到战工会接任秘书长的时期，正是山东抗战形势由严重困难时期转到开始对日局部反改时期。我八路军已开始争得中日战争中的主动权，形势的发展，逐渐对我有利，因此，他担任的这一届的秘书长算是最幸运的了。他在这一核心岗位上坚持到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投降后，按照党中央指示：我山东八路军几个主力师和一大批干部都调往东北地区，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和接管大城市。刘居英和郭维城同志都是东北人，都真正地打回老家去了。（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