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要急群众所急，要想群众所想。
四二年的春节前夕，为了哀悼在各反“扫荡”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省机关在朱家洼子附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和山纵的黎玉政委都出席了大会。分别致了悼词并作了长篇形势报告，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
大家在两个半月的反“扫荡”生活中，由于分散各地，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两位首长，现在大家又胜利地聚集在一起。看到敬爱的首长又同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今后坚持沂蒙山区的抗战也增加了信心。在这次追悼大会上，在九号首长的报告中指出：四一年的冬季大“扫荡”中，敌人集中了几个省的兵力，妄图把我山东八路军歼灭在沂蒙山区。并想用“三光政策”来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在敌人“扫荡”开始时，我主力部队按预定计划主动转到外线作战。使闯进沂蒙山区的数万敌军到处扑空，疲于奔命。花了八十多天包围拉网，烧了我们一些房屋，破坏了我根据地的财物，也屠杀了许多群众，但没有实现其消灭我军主力和摧毁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狂妄野心。我军主力依然保存，未受多大损失，我们又胜利返回沂蒙山区，抗日救国的鲜艳红旗依然飘扬在沂蒙山上。
由于上述情况，在这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我们的基本力量保存住了，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赢得时间，保住有生力量就可争取最后胜利。
当然，在敌人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中，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了，特别是省机关的干部在突围中遭受较大的伤亡。牺牲的同志中有陈明、刘子超、鲁生勋、朱玉干、陈若克、辛锐等许多同志，使我们感到痛心的还有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共产党员希伯同志他的牺牲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他还指出：在这次反“扫荡”中，也给我们提供不少教训：我军从三八年秋天进入沂蒙山区，开创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根据地内部，暗藏的亲日分子坏蛋未能肃清。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他们暴露出来，也是件好事，让毒蛇出洞，我们也可以发动群众，来个检举揭发，开展一场除奸运动，彻底肃清我根据地内暗藏的汉奸、投降派，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我抗日根据地。
过了春节，省机关在此地驻了一个多月，后来决定由朱家洼子移防到南沂蒙县五区的安乐庄。
我对这一地区比较熟悉，三九年夏天，我曾到南沂蒙工作，当时的区青救会长刘树芹同志，他的家就在安乐庄，我常和他一起到这里来工作。
我记得，这次是白天行军，天不亮就提早开饭，集合队伍，整队出发，行军方向是往东南行进。午后到达目的地——安乐庄，它位于东汶河南岸，隔河相望是依汶庄，敌人对这个村庄烧得比较轻一些，原因是鬼子曾准备在这里安据点，由于我主力部队行动神速，及时打回沂蒙山区追歼撤退的敌人，使敌人据点没有安成就逃跑了，所以几户地主的砖瓦房屋没有烧掉，这给我们移驻此地也提供了方便，省机关为了宣传教育根据地的广大群众，来到此地驻下之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党支部的支委会，研究了开展驻地群众工作的计划，接着又召开了业余民运工作队的组长会议，布置了立即开展驻村群众的宣传工作，调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和迫切要求。着重向贫下中农进行访贫问苦，广泛收集群众反映。
平时，省机关规定：每周三、五的下午两个半天为民运工作日，到时间，大家都要按照党支部和民运队的分工包干地段，进行宣传和调查、访问工作，这已成了经常的习惯和制度。
机关民运工作队，通过宣传和调查访问驻地群众，进一步就可以发动群众，组织和整顿救亡团体（如村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自卫队等）。整顿了群众的救亡团体，进一步就要改选村子的政权，把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基本群众手中，让农民掌握基层政权。
在这次反“扫荡”中，也发现有些经过民主改造的村政权，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由于减租减息不彻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向恶霸地主、富农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不但减租不彻底，还出现“明减暗不减”的情况。而且基层政权被地富分子从背后掌握。形成：“农民掌印，地富掌权”。实际上是地主的狗腿子掌权，有些坏蛋没有揭发出来，到了敌人大“扫荡”时，他们梦想借助日本鬼子的势力来“变天”，必须高度警惕这个问题。
沂蒙山区，是敌人大“扫荡”施行三光政策，制造的重灾区。我们省机关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抓紧进行驻地的群众工作，访贫问苦和宣传调查工作，从而真实地了解群众的切身疾苦和迫切要求，并要及时回报，研究出为群众解决困难问题的具体措施。当时，党政机关物质生活都很困难，虽然拿不出现金来帮助群众，但可以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的互助自救的办法。部队和机关干部都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群众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省机关必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经过两天的调查访问，各个民运工作小组，汇报了当前群众反映的最大困难和最迫切的要求。
首先是当前的春耕播种搞不好，到秋天根据地的广大军民都要断粮饿肚子。由于经过年前的冬季大“扫荡”，沂蒙山区的耕牛基本上都被日本鬼子杀光了，没有耕畜，使当前的春耕和播种都成了最迫切的困难问题。群众担心春苗种不上，秋季粮食没得收成，老百姓和八路军都要饿肚子，可怎么再坚持抗战呢？
其次，有许多群众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了，许多人住山洞有的住露天，衣服也不多了，冬季还没有过去，可怎么办？
再者，群众还有些思想顾虑：经过去冬空前残酷的大“扫荡”，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很严重，有些群众怕敌人今后常来“扫荡”，日子难过，看到鬼子进来那么多，担心八路军人少武器差打不过日本鬼子，对抗战的胜利前途信心不足，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也有些人怕鬼子再“扫荡”时暗藏的汉奸乘机报复，要求除奸。针对这些情况都要拿出具体办法来切实有效地解决群众的这些最迫切的难题。我们机关党支部和民运队，针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也提出了解决办法：
首先是春耕春种问题，必须马上解决，种庄稼要不误农时，要采取紧急动员，实行抢耕抢种，不要耽误了播种季节，据了解，农具的困难不大，主要是耕畜缺少，我们就用人力来代替牛力，把人力组成耕田小组，每组七、八个人来拉一张耕犁，也可以顶两头牛用，但这个办法，过去群众未使用过，我们就首先发动起机关的干部和警卫部队的战士来带头，为群众拉犁耕地，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推动群众。群众会学我们的样子，跟着我们一起用人拉犁，这样就可以干起来了，其次，对于房屋困难，我们发动群众暂时掘地屋子住，还有个思想问题，也需要用实际行动，用我们干部战士的示范作用鼓励群众的抗战胜利信心。在我们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劳动中，是宣传群众的最好机会，增加了军民团结和鱼水感情，群众就会增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我们作为山东省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的干部，有责任帮助群众来克服这些最迫切的困难，经过认真研究，拟订了具体的发动机关干部战士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计划和实施办法。按照农事季节在山东二月底三月初就要开始春耕，抓住季节不误农时，立即行动起来。首先要省战工会和省各界救国会机关干部带头，动员起全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的战士，都自动报名参加春种劳动，用行动来支援群众抢耕抢种，男的青壮年干部战士，可自动报名参加拉犁为农民甘当黄牛。机关的女同志可以帮助伙房烧水做饭，并负责往田里送茶饭，机关的乘马和各部门的驮马都全部交民运队投入春耕。年老的首长不能参加劳动，可请他们到田头参加慰问和鼓励大家的劳动热情。为了保证按照计划完成驻村的春耕任务，我们代表支委会提出建议：机关除留少量值勤人员和站岗的战士，全部停止工作一周来突击春耕。并建议总务处，在突击劳动中要适当改善伙食，根据上述要求，拟订出具体计划送交机关首长和党组领导审批（党组书记是艾楚南同志，党组成员有马议长）领导上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党支部的这个计划。并且补充了两点：一是注意群众纪律在劳动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抓紧同群众共同劳动机会和群众交朋友进行抗战救国宣传，增强群众争取胜利的信心；二是注意劳逸结合要爱护群众东西，不要损坏了农具。损坏了要照价赔偿，领导同志都明确表示把乘马和驮马都交给民运工作队安排春耕拉犁使用，本人也完全同意参加春耕慰问工作。我们在春耕动员大会上也提出：不吃群众的东西，春耕时间由伙房供应饭水。
我记得，移驻安乐庄的第三天晚上，以机关救亡室（以后改名为俱乐部）的名义，召开了全机关干部战士的动员大会。
党员都积极支持春耕生产计划，通过机关救亡室召开动员大会布置发动全机关的男女老幼都积极报名参加了。领导同志不仅出席动员大会，并积极带头响应和亲自参加春耕运动，马老在会上代表领导讲了话，他说：“我们这些老头子当黄牛拉犁显然不行了，但还可以到田头去进行慰问，明天春耕时，可把我和刘老的马都牵去耕田”。马老和刘老都带头参加春耕运动，更加鼓舞了大家的干劲和信心。
进驻安乐庄的第四天早上，提早开饭，正式开始春耕。按照分工和划分好的地段，驻村的村干部、民兵和农救会员们，都和我们机关同志密切配合，把各组都带到各个田头，不等吹哨子，大家就提早开工了。各组都争先恐后地耕起地来。大家的劳动热情都热火朝天。各组都你追我赶相互鼓励，这里喊：“同志们，加油干哪！”那里响应：“我们来比赛呀，看谁耕得快呀！”有的小组又接上去喊：“不单耕得快呀，还要耕得深啊！”这里喊那里唱，口号声、笑声、歌声响成一片，非常热闹。
开始春耕这天，正巧是依汶庄逢集：赶集的农民都看到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士，都在地里有说有笑的帮助群众拉犁耕地。他们愈看愈感到新奇、高兴。站在田头看高兴了把赶集都差点忘记。虽然是二、三月天气，还有冰冻和寒风，大家在地里劳动时都脱去棉衣，累得汗流夹背。身上直累得冒热气。第一天上午，马老和刘老等领导同志组成的春耕慰问团，就来到各个春耕的田头进行慰问和鼓励，马老用老态隆钟的沙哑喉咙在田头喊道：同志们，辛苦啦！发扬为人民群众当黄牛的精神啊！”同志们也应合道：马老，辛苦啦，我们是年青小伙子，不怕辛苦！”
春耕的第二天，分局和山纵司令部，听说省战工会的机关干部战士都动员起来支援驻村农民春耕了，他们都不甘落后立即动员起来，用人力加马力组成耕田小组投入热火朝天的春耕运动，当地群众在集市上当成新闻，把春耕消息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一两天就传遍了南北沂蒙县，各地群众都学会用人力代牛力进行春耕生产，加上主力部队也大力支援春耕，使南北沂蒙县的春耕生产，基本上都按时完成了。
事实说明，八路军用行动来宣传群众，效果最好，传播 最快，农村群众说：“八路军的官兵都来帮助农民拉犁耕地，我们农民都是庄稼汉，为什么不能拉犁”。就这样，南北沂蒙县，很快地欣起了用人力代牛力的春耕热潮。
省机关驻地附近各村的春耕，只有七、八天的功夫就全部耕完了。我们原订计划是十天的任务，每天除了留少数值班和执勤人员外，全部投入春耕劳动。在劳动期间，虽有不少同志磨破了手，勒破了肩，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省参议会的马老、刘老，省战工会的张老（伯秋）辛老（葭舟）和艾处长等老首长，在春耕期间每天都到田头进行视察慰问。这对大家的劳动热情鼓励很大。（注：马老是马保三、刘老是刘敏生）
有些女同志也不示弱，像姊妹剧团的张伟强等同志也都争着拉犁，机关的卫生员小牟，天天背着小药箱到各个春耕的田头，进行巡回医疗。到了第八天，就提早两天全部完成突击春耕的劳动任务，机关把星期二作为星期天补假休息，总务处除了八天劳动中，每天都注意适当改善生活增加中餐外（山东的八路军在抗战时和当地群众一样，冬季和春季平时每天都是吃两餐饭），休息时又准备了面粉和猪肉，萝卜分给各单位，上午洗衣服，下午包饺子改善生活。机关干部每人一斤二两干面粉，战士一斤四两干面。每人六两猪肉一斤半萝卜，晚餐时大家吃了个痛快，真像过节一样快活。抗战时期驻在农村农民家里，八路军都养成一种习惯，每次星期天吃饺子改善生活时，各单位都不约而同的煮好了饺子，自己不吃先送一碗给房东喂小孩或给老人吃，体现了军民一家的亲密感情。晚上，在驻村安乐庄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庆祝春耕胜利。请省机关的首长和五区的住村干部以及村干部都参加晚会。并分别代表省机关、区政府和村公所上台讲了话。
区干部和村干部都对八路军同志和机关的工作同志，积极投入春耕劳动的这种爱民精神表示敬佩，并决心把拥军优属工作做好，会场上十分热闹，你欢迎我唱歌，我欢迎你唱歌，本村的民兵，儿童团和省机关警卫排以及机关同志都互相啦啦唱歌。抗战歌曲一个接着一个唱个不停。晚会上这种欢声雷动的军民联欢的热情和歌声，一扫过去经过残酷“扫荡”后的沉闷空气。最后，由省机关姊妹剧团的女同志上台表演了几个临时编排的文艺节目，这个联欢晚会开得很好，直到晚上十时左右才结束。
在抗战期间，省战工会和省各救会对外都是统一用八路军的番号：当时的省机关包括分局、战工会、各救会和警卫部队共同编成特务营：分局是一连、警卫连是二连、战工会和各救会以及警卫排合编为三连。平时我们机关干部也都穿八路军的统一的军装佩戴“八路”臂章。所以我们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一举一动都是代表了八路军和地方群众的关系。
我们经过一周的共同劳动，同驻村的村干部、农救会员、民兵和儿童团等，坐在田头休息时，一起谈心，无话不说，借此机会，我们向农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主张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和政策。在共同劳动中，我们宣传的抗战主张，群众更能听得进和更能接受。当地群众也向我们纷纷反映，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想法和看法，他们说：“八路军不但能抗日打鬼子，还能帮助老百姓当黄牛耕地，老年人长老了也还是第一次看到像八路军这样爱民的好军队。八路军的确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想得法子都和老百姓想的一样，甚至于老百姓未想到的地方，你们都先替俺想到了。真是处处为百姓着想，这同过去的那些当兵的丘人老爷，只顾欺压老百姓的“老总”们可完全不同了”。
但也有的群众向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同志啊，有的老百姓也有些问题想不明白，比方说，正当敌人大队人马来到根据地里残酷“扫荡”时，主力部队为什么不在里面顶住敌人打，反而撤到外面去，这是为什么？”我们告诉群众：毛主席讲过：抗日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能同敌人硬拼，尤其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时，敌人希望用超过我军几倍的力量找我军决战。这时如果我们不顾后果，硬着头皮与敌人硬拼，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拼光了，也消灭不了敌人，反而把自己先消灭了，将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呢？所以，对我不利的时候不可与敌人硬拼，如果找到对我有利的时机，我们就可以抓住一些敌人不放，坚决消灭他，这样积小胜为大胜，最后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敌人力量不断削弱，我们就可以最后打败敌人，取得抗战胜利”。这个道理，群众也都明白了。
后来，每到农忙季节，各单位都根据上级的号召，及时投入抢收抢种的农忙劳动，这已成为八路军的习惯和制度。
大家到春耕劳动之后，各单位都加强了民运工作，除了每周三、五两个半天的民运工作日，每天晚饭后，都利用业余时间分组到驻村和邻近的村庄进行宣传和恢复整顿群众组织活动的各项工作，姊妹剧团的女同志和年小的同志都分到各村去教儿童团员，青救会员和民兵唱歌，参加他们的会议整顿群众组织，加强民兵岗哨，严防敌探汉奸活动，注意盘查行人。同时也发动群众检举告发那些在反“扫荡”中，投敌叛国绑架我伤病员向鬼子“送礼”的那些公开暴露与背地策划投敌的汉奸地主，把暗藏在根据地里的投降派彻底肃清，这样更加巩固和壮大了我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
四一年冬季的大“扫荡”，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都是一次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对地方的群众组织和各村的村干部，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全面审查。反“扫荡”之后，各村群众组织都纷纷起来检举和揭发汉奸坏蛋。在反“扫荡”期间，坚持在内线斗争的游击队和民兵，曾及时镇压了几个公开投敌的汉奸地主。实行了“枪打击头鸟”的镇压措施，对西辛庄那个姓孙的投敌叛国的汉奸地主，就是这样及时干掉的。
通过群众性的揭发检举，掀起一场全面的除奸运动，对那些投敌叛国，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一律逮捕法办。根据确凿的人证物证和各人的罪恶轻重，分别进行了镇压和处理。凡是在敌人“扫荡”时绑架我伤病员和干部向敌人“送礼”或对我埋藏的军用物品向敌人告秘者，一律执行枪决。
对于反“扫荡”中，立功的民兵和村干，给予了表扬和鼓励，对于表现不够好的村干和民兵区别情况进行了批评教育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健全了村政权和群众组织。
我记得，四二年春天反“扫荡”结束不久，我和王济让为了取回两只文件箱子，曾去南沂蒙的刘家岩麓。我们路过戴家城子时，当时南沂蒙县委和行署正驻在此地。我看到村前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何方宏主任和赵治平科长，正在公审那些投敌判国的汉奸罪犯。公审时列举大量罪证，使他们在罪恶事实面前只好低头认罪，公审后，一次枪决了七、八个坏蛋，真是大快人心。
这样以来，沂蒙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四一年冬季大扫荡之后，虽然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缩小了很多，抗战工作的困难更加重了。但我党政军民的基本力量没有被日本侵略者摧毁，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抗日救亡组织继续高高举起的抗日救国革命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在沂蒙山上。
残酷的斗争，锻炼了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群众的觉悟更加提高，军民的团结更加亲密，民兵和群众的斗争经验更加丰富，战斗力也更强了。（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