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返回沂蒙山，会师朱家洼。
四二年的一月中旬，王主任在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亓山后告诉我和济让：“明天，我们就要返回沂蒙山区，现在分局和战工会机关的干部，大部分都已到北沂蒙县的朱家洼子集中了。敌人的“扫荡”已经结束，我军主力部队已由外线打回沂蒙山区，正从内线追歼向外撤退的敌军。听说还打了几个胜仗。我们也要快点回机关去，你和小王今晚准备好，我们明早吃过早饭就打回老家去。”（指沂蒙山区）。
听到要回沂蒙山区的消息，我们高兴地抱住王主任跳起来了。大概是一月中旬，由战工会的秘书主任王觉同志和分局宣传部的于寄愚科长，带领我们十多位省机关的同志，离开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朝东南方向直奔沂蒙山区走去，在路上走了两天，路上的来往行人和车辆络绎不绝。大部分是到沂蒙山区去的，有穿军服的八路军战士，有穿便衣的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也有赶着毛驴，推独轮车的当地农民。这都是些沂蒙山区运送支援物资的，我们一行十多个人，有时走大道，也有时走山上的小路。一路上，大家都有说有笑，特别是王主任爱讲笑话，于科长平时不大爱讲话，这次返回沂蒙山区的道上，由于心里高兴，他一路上讲了不少笑话，同行的还有一位老同志，是省抗敌协会的会员，多闻知先生，他平时沉闷寡言，这回他老先生也开了话匣子，而且一打开就关不住了。
多先生向于科长发问：“于科长，我常听到同志们讲起，于科长是胶东地区有名的才子啊！”于科长说：“你太客气啦，多先生！我哪能称得上才子啊！我倒听说多先生对中国的古诗文很有研究。”多先生说：“不敢！不敢！只不过是爱好而矣，谈不上研究。”
我走进他们两人中间，正听得津津有味，于科长他突然提出：“张剑同志，我们交换一下大衣怎样？我的羊皮大衣太重啦，我穿着它走路很吃力，我穿你的黑棉袍，你穿我的皮大衣，你看好不好？”我说：“完全可以，什么时候换呀？”他说：“咱马上就换。”我们走着路就把大衣和棉袍脱下来，交换着穿了，接着，我们把帽子也交换了。于科长穿上我穿过的黑棉袍，戴上黑毡帽，由于他身材瘦小，穿上黑棉袍，下面拖到地上，他走起路来，好像西方的贵夫人穿长裙，还要两手撩起前大襟才好走路，我又帮他用兰布腰带给他束好腰，再把棉袍大襟提起来掖到腰上就不用手提也好走路了。他看看自己，不由得失声大笑起来。
我从三八年冬天，在北沂蒙山里的王庄驻防时，就开始认识了于寄愚科长，那时他是大众日报社的第一任社长总编辑。后来调分局宣传部任宣传科长，他对个人生活很不讲究，穿衣戴帽都很随便，一天到晚蓬着头发，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文化界的人物。
我们一行十来个人，第三天上午进入沂蒙山区，这里是敌人大“扫荡”的重灾区。经过这次日寇“三光政策”的摧残，到处是断垣残壁，许多村庄烧得片瓦无存，好多农民被日寇摧残得家破人亡，到处哭声震天，惨不忍闻；我回想起夜宿老和山那段时间，白天、夜晚都被日寇困在山上，只听山下村里鸡飞狗叫，不时看见这里着火，那里冒烟，夜间多次听到山下有婴儿的哭叫声，可以想见，这都是日本鬼子像野兽一样的奸淫妇女和摧残人命。那时广大群众都已隐蔽在山上，但也有部分在山上被敌人搜山时抓到，惨遭杀害，单在道士帽子山上，就有五六人被日寇杀死。凡被敌人抓去的都是凶多吉少。但敌人的优势兵力和“三光政策”的浩劫，都无法征服沂蒙山区的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教导下，觉醒起来的沂蒙军民在日寇的野蛮烧杀面前，仍把抗日救国的红旗高高飘扬在沂蒙山上。沂蒙山区仍然是我们的。到第三天的下午，我们都胜利地返回省机关的宿营地——朱家洼子村。这时，分散到各地反“扫荡”的男女同志，大部分都回来了。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正巧碰上大家在吃晚饭。大家都在房子外面的广场上，围成一组一组的蹲在地上吃饭，战友们一眼看到我们回来，、都高兴地立起来向我们握手、拥抱，到处叫喊着：“老张，济让啊，你们可回来啦，没有被鬼子打死就是胜利啊！我们打听过好多人，都没有看到你们，大家都担心可能牺牲啦，只要能活着回来就好啊，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志们都争着为我们打饭打菜，使我们感受着革命家庭的无比温暖。
这时，机关党支部书记赵志刚同志也端着饭碗走过来，他仍戴着那付深度近视的银边眼镜来到我眼前，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告诉：“这几天我正盼着你回来，我和张明德早回来啦！想开个支委会，早点把机关的正常生活、学习恢复起来，尽快把机关一切生活恢复正常。你不来两个人也开不成会，你回来了，三个支委都到齐啦，我们晚上就开个支委会吧，研究一下当前的支部工作计划”。
在反“扫荡”开始前，赵志刚同志曾带着战工会的一批干部早疏散到泰山区，我科的王树考同志是跟他一同走的，我们到四支队时未碰见他们，他比我们早几天先回到省机关。这时省战工会机关党支部，只有三个支委：赵志刚任支书，张明德任组织委员，我担任宣传委员兼救亡室主任和学委会的主任，后来的党支部书记是由机关指导员兼任的，这时还没有专职的指导员。是由民政处的民政科长赵志刚同志兼任支书。在反“扫荡”途中临时配备了刘鸿基同志任指导员，他还没有等到改选为支部书记时，就在东蒙山突围中不幸牺牲。因此，到反“扫荡”结束后，党支部委员会仍由我们原来的三个支委按原来的分工执行任务。我们三人的支委都是兼职，赵的行政职务是民政科长兼交通科长，张明德是财政处的副科长，我是秘书处的文书科长。
经过四一年冬季反“扫荡”之后，由于反“扫荡”中牺牲很多干部，省战工会的组织机构，发生较大变化，第一任秘书长陈明同志在东蒙山突围时不幸牺牲，分局指定暂由战工会的粮食局长（原鲁中区二地委书记）王子文同志兼代秘书长（省战工会是统战性质的省级政权机关，秘书长担任党团书记是党在省战工会的领导核心人物），由于王子文同志是工农出身的老红军，没有文化，担任这个职务有困难：后来分局又改派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到战工会正式接任第二任的秘书长。
战工会联合机关的总务处长，季月圣同志在反“扫荡”中失踪，后来查明也在突围过程中不幸牺牲了，由原来的会计科长老孟来继任总务处长，新上任不几天的指导员刘鸿基同志也在东蒙山突围中牺牲，又派来一位洪指导员接替他，不久洪又调走，上级又派来一位政工科长兼指导员和平同志。
省机关的姊妹剧团在这次反“扫荡”突围中，损失特别惨重：团长辛锐、指导员甄垒都不幸牺牲，副团长李倩，团员张杰也都不幸牺牲，团员张琦、倪振华都不幸被敌俘虏，王永慧失踪，该团牺牲和失踪被俘的都是女同志。
由于这次反“扫荡”中，省战工会的机关干部伤亡损失较大。必须加强党支部的工作，尽快地把正常的机关学习，工作，文体生活都恢复起来。安定大家的思想情绪，把精神振作起来，要发扬一个人干两人工作的精神，而且要保证把各项工作做好。使机关的工作、生活都活跃起来。在抗战时期，机关干部战士的学习、生活、思想工作都是通过党支部在党组织党团直接领导下来做的，党支部担任了组织领导机关生活的重大任务，党支部真正成了执行上级党委的任务和团结党内外群众，共同为抗日救国而战斗的革命堡垒。
赵志刚同志，是红军时代的老党员，他来战工会以前，曾经长期在东北局任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他来山东根据地之后，先在分局工作，战工会成立时，他又调到战工会工作。他对党的支部工作有较丰富的经验，我们回来时，他已经拟好一份支部工作计划提纲，他在支委会上宣读之后，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补充。做成计划交党组审计，然后通过机关救亡室向群众传达贯彻。
我在这次支委会上，向党系统全面的汇报了我和王济让在反“扫荡”过程中的经过情况和工作表现。整个过程前面已讲过，不再重复。
我着重介绍了王济让同志在我俩人一起反“扫荡”活动中的勇敢和对党忠诚的表现。说明，我们文书科的两只文件箱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并即将搬回机关使用。文书科的工作马上可以恢复正常。赵和张都感到很满意，第二天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传达布置了党支部的工作计划，要求立即恢复机关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制度，赵志刚同志在总结反“扫荡”工作中还在党员大会上，口头表扬了我和王济让同志。接下去，就很快地把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和机关的生活制度都恢复起来了。例如机关干部和战士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等，恢复了文化课和每天早上两小时政治学习制度，对驻村的民运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恢复了每周二、五民运工作日制度，党日制度恢复为每周六下午过党日，在党的组织工作中，着重对这次反“扫荡”中每个党员的表现和非党同志的表现，要进行一次全面而具体的总结，针对每个人的好坏表现，须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教育，该受处份的也要严肃党纪，处份也是为了达到教育团结和提高的目的。
对机关各部门的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保证尽快地把工作、学习生活都恢复正常。
反“扫荡”结束后，省战工会在朱家洼子驻防一个多月。在此地过了春节，对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地追悼大会。
我记得，在战工会驻朱家洼子时期，又调来原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谭克平同志，到战工会民政处担任民政科长，赵志刚同志专任交通科长，不久又正式成立了“山东省战时邮政总局”（简称战邮）赵志刚同志任总局的局长和党支部书记。当时战邮人数很少，赵把原文书科的王树考同志也要到新成立的战邮去了。
我们在朱家洼子驻防期间，活着的同志基本上都回来了，这时，我没有看到刘干同志和朱思成同志，深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心。刘是否到达冀鲁边地区，还难以肯定。这时，发现省财政处的会计朱恩成同志也失踪了（后来他由东北日伪占领下的抚顺煤矿逃回来了，在东蒙山突围时，朱着便衣，伪军问他干什么的？他说是老百姓来抬担架的，敌人把他当作劳工，送往东北，他被日寇强迫挖煤干了半年多差一点饿死在煤矿上）。这时，白天都恢复了正常工作，晚上除了进行民运工作外，到七、八点就睡了。
同志们晚上都躺在地铺上，一下子睡不熟，就很自然地交谈各人在反“扫荡”中的所见所闻。当时，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情况：
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东蒙山的突围情况，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几位革命烈士（包括：陈明、辛锐、希伯、甄垒、李倩、朱玉干、李月圣、刘鸿基等同志）他们的许多情况是到反“扫荡”结束后从相互交谈中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有些英勇负伤的同志以及在反“扫荡”中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同志，也都是在谈话中留下的记忆。
曾经疏散到各地方，胜利归来的机关干部也带来各地军民在反“扫荡”中，涌现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对敌和舍己救人的生动事迹。例如：在南沂蒙县的垛庄区，有一位村妇救会长，回民彭大娘（她儿子是垛庄区农救会的彭会长），她在这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县区疏散到垛庄来的一群妇女干部，她在敌人拂晓包围了垛庄时，在当时已经跑不出去的紧急情况下，把七八个女同志都临时藏在院的地瓜窖子里，上面用泥土和杂草伪装起来，使敌人发现不了。当敌军把村民都集中在广场上受拷问时，她被坏蛋告密（是妇女会长）当场被鬼子从人群里拉出来，用刺刀对准她的胸膛逼问：“你把女八路军藏到什么地方！快讲？不讲实话要杀死的”。她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敌人先用软的来欺骗收买她，她无动于衷，敌人又用很粗的木棍来毒打她，打一棍问她一问，她一句话也不讲了，准备让日本鬼子打死也不讲出真情。丧心病狂的日本强盗把六十多岁的彭大娘几木棍打昏过去，他们叫汉奸用水浇头，使她清醒过来再打，就这样，接连把她打昏了几次，最后一次用冷水也未泼醒，敌人以为她死了，就把这位老妈妈丢在路旁边，敌人审问不出什么新的情况，就抓走一批壮丁，临走时放了几把火，这时逃到山里的民兵，发现村里起火，知道鬼子已经开走了，他们急忙下山救火。走到村口的广场边上，发现彭大娘浑身是血，昏死在路旁，民兵们用手去摸大娘的心口，还有体温，心脏还有微弱的跳动。他们就把大娘背起来送到山上隐蔽的卫生所去抢救。当民兵送到山上卫生所时，，经过活动，彭大娘已能呼吸，并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她醒来之后，看到有民兵在眼前，她第一句话就问大家：“我掩藏的几位女同志，有没有被敌人搜去？”大家焦急地问她：“彭大娘，女同志藏在什么地方？你快告诉！”她回答：“我把她们藏在后院的地瓜窖子里，快去看看有没有憋坏了？”
民兵们扛起锄头，急忙跑到彭大娘的后院，如不仔细看，还发现不到地瓜窖子。先把上面的杂草扒开，才看到下面的地窖子，再用抓钩把地窖子门扒开时，从窖子里“啪啦”一声打出一颗子弹，把民兵吓了一跳，忙告诉她们：不要打枪，是民兵来得，鬼子已走远啦，快出来吧！”里面的女同志一听话音是自家人，就放心了，都从地窖子里爬出来，她们都问：“彭大娘怎样？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民兵告诉她们：“彭大娘差一点被鬼子们打死，已被打成重伤送到山上的卫生所抢救了”。女同志们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都要民兵带她们上山去看彭大娘。
七、八个女同志都急忙爬到山上的卫生所，一眼看到遍体鳞伤的彭大娘，都扑到大娘身上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彭大娘睁开眼睛看到几位年轻的姑娘都来到她跟前，她老人家忘记自己的伤痛，微笑着叫道：“闺女们别哭啦，只要把你们都保住了，大娘死了也甘心！”说到这里，女同志们被大娘感动地哭得更伤心了！
后来，我到过泰山区的新泰县（当时叫新曙县，县长是王醒）。听说：该县的蔺家省庄，在四一年反“扫荡”时也涌现出像彭大娘类似的动人事迹，这是一位蔺大娘，她也是蔺家省庄的村妇救会长，当时为了掩护县里来的一群女同志也被山前的伪军带着鬼子兵，拂晓包围了驻在蔺家省庄的区公所，区公所和区中队，硬打出去了。蔺大娘眼看女同志无法冲出去，她就急中生智，把这群女同志，也都藏在村里的地窖子里，狗汉奸知道她是村妇救会长，还是蔺区长的母亲。她探听到她家里有藏的女八路。汉奸队和日本鬼子为了逼她交出女八路，也接连把她打昏过几次，她表示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敌人走后，她才醍过来。当她得知女同志仍都未被敌人找到时，她虽然全身血迹斑斑，但她不顾伤痛，先要女同志都走过来让她亲眼看一看好放心。我四二年夏天，反“扫荡”时，从抗大学习中疏散到蔺家省庄实习，了解到这位大娘的英勇事迹，到这时大娘的伤势还未全愈。
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中，类似的动人事迹是很多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没有无数的大娘和兄弟姐妹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战士的血肉感情和生死与共的爱国精神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想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强盗，那是不可能的。
在四一年冬季的反“扫荡”中，日寇对沂蒙山区人民实行奸淫烧杀的野蛮罪行。真是惨不忍闻。老百姓都说：日本鬼子像畜生。
这次敌人“扫荡”到沂临边地区时，一个日本骑兵，骑着战马在田野里追上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这个野兽，在田里就要动手强奸这位年轻的妇女，把这位妇女吓得哭叫不止。这个日本骑兵找不到地方拴马，就把马缰绳拴在自己的小腿上，当他用力撕开这位妇女的罩衣要动手强奸时，里面露出火红的新棉袄，这鲜艳的红棉袄被太阳光照射得闪光亮，一下子把战马吓惊了，这匹马撒腿就跑，连踢加叫拼命的向宿营地跑去，鬼子越叫喊，战马跑得越快，一气跑完几十里路，马回到日寇的宿营地，把这位日本“皇军”拖得只剩下一条腿了。真是活该！
我向大家介绍了敌人夜间奔袭到塘子区时，民兵大队长徐梅山打响庙山阻击战的英勇事迹，总务科的孟科长也介绍了他和民兵一起在南沂蒙五区人山上，阻击敌人的经过，同志们也介绍了主力部队，在土门和大鼻子山追歼撤退之敌的丰富战果。
最后，大家也谈到：这次沂蒙冬季反“扫荡”中，也暴露出一些暗藏的民族敌人，日本鬼子到沂蒙根据地来“扫荡”，他们误认为时机已到，有的村子地主加狗腿子带头打起白旗出来“欢迎日本鬼子”。更可恶的是：有的旧乡保安和汉奸地主，竟敢丧心病狂地绑架我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向日本鬼子“送礼”。有的向敌人告密，把我报社的机器和后勤机关的大批军用物资埋藏地点报告给敌人。因此，我有许多军用物资被敌人挖去。有些拿不走的都被烧掉。这样就给我们的坚持抗战造成新的困难。
这就是，四一年冬反“扫荡”结束后，省机关的大多数同志，都在朱家洼子会师后，交谈的一些反“扫荡”情况。（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