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省机关东蒙山突围记
四一年冬季，日冠集中六万多精锐侵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的毁灭性的残酷大“扫荡”，他对山东抗日根据据地的党政军民，是一次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历史的实践告诉了蒙沂山区的每一个人，谁能经得起这种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谁才能争得到最后的胜利。
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场的八路军。没有固定的前方与后方。敌人不“扫荡”时，有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与前方战斗部队的分工，一到反“扫荡”时，到处都是前线和战场，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也要实行战斗化的编制，随时要准备进入战斗。机关的行政首长，也要一马当先指挥作战。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在第一线，不但要与普通战士同生死共患难，而且指挥员的岗位比普通战士的危险性要更大一些，实际上他们的伤亡比重也更大。
在四一年冬季的大“扫荡”中，日冠妄图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我军主力歼灭在沂蒙山区，同时用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毁灭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在这两个半月（长达八十多天）的残酷“扫荡”中，我主力部队虽有伤亡，但不是很大，相比之下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的伤亡损失更严重些。虽然如此，我沂蒙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经受得住这场历史性的严峻考验，我觉得保住了基本实力和革命的种子，也赢得了时间就是胜利。
十一月上旬末，山东省级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在反“扫荡”开始突围后，夜间行军转移到东蒙山的羊山上，遭到大批敌军的追击与合围。由于我本人和王济让同志在反“扫荡”开始的第一天夜间突围时，为抢救两只文件箱子掉了队，没有亲自参加东蒙山的突围，最初听到这次突围的消息，是刘干同志到塘子村告诉我们的，后来回到省机关又听到其他同志的亲身经历的介绍；经过的情况如下：
从十一月三日，反扫荡开始后，省机关先按原计划向马牧池的西北方向突围。由于夜间在高山上转来转去，把方向搞错了，转了两夜，结果又转回马牧池的北山上，这时被敌人发现，遭到敌人两面围攻，山纵司令部和省机关都在一起行动，依靠教导营在北山上同敌人顶住打了半天，我军在山上，敌人往上冲了几次都被教导营几挺机枪压下去了。坚持到黄昏，利用天黑时夜幕的掩护，我省机关随山纵司令部又转移出去。我们听到刘干同志介绍到这里，我便告诉他：“就是在这一天，我和王济让想去找机关，因为白天听到北山上打了半天，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离开老和山到马牧池以北去找部队和机关。在晨雾中，走到跌窝村西，发现跌窝村有敌人，我们刚回头向老和山走去，敌人的哨兵向我们开了枪，还算运气！敌人朝我们打了六枪都未打中，我们又跑回汶河南岸，终于脱离险境。”老刘说：“这就算老天保佑啦”我说：“老天爷倒没有保佑，而是鬼子的枪法还不够准，否则，也就见不到了。”他又继续谈下去。
可能是十一月的七八号，省机关和115师部都在夜间转移到东蒙山的羊山上，山前就是石栏。午夜前后，被敌人跟踪追击，合围上来。当时的行军序列是：师部和教导营在前面，先冲出去了，师直机关后面是分局和战工会等党政机关，战工会的警卫排在后尾掩护。敌人先抢占了东面和北面的山头。敌人的先头部队向分局机关冲过来，把前面的行军序列分割成前后两段。分局后面的战工会，各救会机关都被敌人冲散了，刚好化整为零从四面八方分路冲出去，机关的大部分人虽都突围出去。敌人的机枪向我行军队列疯狂射击，敌人对骑马的首长和战士用机枪扫射的最凶，因此省机关的领导干部遭受很大伤亡。我问刘干同志：“省机关的伤亡情况怎样？”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哎，伤亡不轻啊”。
据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在这次突围中，有省战工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和他的爱人辛锐同志都牺牲了。省联合机关的总务处长季月圣同志下落不明（后来证实牺牲了）省联合机关的政治指导员刘鸿基同志也牺牲了。战工会的副主任，爱国民主人士李澄之先生不幸被俘了。省机关刚成立不久的姊妹剧团损失很大。当场牺牲的有团长辛锐，指导员甄垒，还有团员李倩、张杰等同志，被俘失踪的有：张琦、倪振华、王永惠等，她们都是女同志（后来：张、倪两同志被我党从敌占的临沂城营救出来）。还有省战工会的粮食局长王子文同志和他的夫人都在马身上被敌人的机枪打成重伤。
我又问老刘：“分局机关的损失怎样？”他说：“也不轻啊”据后来了解：分局的宣传部长刘子超同志在局埠牺牲了，总务科长王洪池同志牺牲了。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同志和秘书主任谷牧同志都被敌人的机枪打成重伤。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爱人陈若克在医院里被俘了。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领导干部还有鲁中区党委的保卫部长朱玉干同志和鲁中一支队的鲁司令。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国际友人，太平洋记者学会的著名记者，波兰籍的共产党人希伯同志也在东蒙山突围中不幸牺牲。
（注：希伯同志四一年到山东八路军采访自称德国人，我五五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三科任科长时主管波兰业务他夫人来信询问证明他是波兰人）
他不会爬山，分局首长给他一匹马，他骑在马上向外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连人带马都倒下了。这些牺牲的同志中有一些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导和战友，每当回乙起这段历史，我都无法忘记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他们一起生活、工作的日子。
陈明同志：
据我所知，他是福建人，红军时代他担任过闽西某地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战初期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曾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和分局五部（政府部）的部长，四0年秋成立山东省战工会（抗日民主政权），他担任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到四一年冬季反扫荡前，他只有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身体健壮，他常戴深度近视眼镜。经常带头上早操跑步、攀杠子。甚至比别人都要提早到操场。对下级态度和霭，作风平易近人，对下级的工作思想，学习生活也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
在东蒙山突围时，他跟随省战工会机关，骑在马上指挥不幸中了敌人的机枪。双腿都被打断，当时警卫员不在身边只有秘书江陵同志跟在他后面，江要背起他向外突围，但由于江身材矮小年纪又轻背不动他。陈明同志劝阻道：“江陵，你不要背我了，把文件包带上，把这只金戒指代我交上最后一次党委，手枪给我留下，你快走吧！”就这样，当日寇快接近陈明同志时，为了不做敌人俘虏，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辛锐同志：是省机关姊妹剧团的团长，我是三八年夏天，随四支队二团行军中在滕县开往沂蒙山区途中认识她的，后来我们又一同到岸堤军政干校二期学习，结业后她分派到战地服务团当演员，我到分局文书科工作。她从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和陈明同志结了婚。成立省姐妹剧团时，担任了剧团团长。她的父亲是一位进步的爱国人士，抗战开始后，四0年秋我和辛锐同志一起在省战工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党支部和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
辛锐同志虽然出身于大资本家的旧家庭，但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进步也较快，在我印象中她在三八年的行军途中，还像个城市出来的小姐，到省战工会工作时，已经变成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战士了。可惜，我没有想到，她还那么年轻，就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她的全部热血都洒到东蒙山的反“扫荡”战场上，她牺牲时的年龄也只有二十二三岁。
我同辛锐同志的父亲辛葭舟同志也很熟悉，辛葭舟是个进步的爱国人士，抗战后他带全家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省战工会成立后，他担任省政权机关的贸易局长，常驻战工会，他和他的夫人王克同志都喜欢唱京戏，我也爱好京戏也喜欢拉京胡，敌人不“扫荡”时，我们只要工作不太忙，吃过晚饭就要凑到一起清唱一段京戏，他夫妇两的拿手好戏是《打渔杀家》，在拥军文艺晚会上，他们也曾化妆登台演唱过这出戏，辛老扮演肖恩；王克扮演肖桂英。
回忆起那段战时的生活，虽然过去四十多年，至今还使我记忆犹新。
希伯同志（是波兰籍共产党员）是以太平洋记者学会的名义来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采访的，他以共产党人的英勇精神，深人敌后战场，采访八路军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本来他打算写一部书公诸于世，让世界各国的正义人士都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团结广大爱国人民，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战的英雄事迹。
可惜，他的这一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后来他的骨灰埋葬在山东滨海区的马鞍山烈士墓，到一九五四年冬，我调中央外交部工作时，希伯的夫人曾通过波兰驻华大使馆来了解希伯同志的牺牲经过。当时，正巧我在主管波兰地区的外事业务，我便向波兰大使馆提供了希伯同志牺牲经过情况和他的骨灰埋葬地址（据了解：后来又将他的骨灰迁到临沂城东琅琊亭烈士墓）。
在东蒙山突围中，还有一位同志，我觉得也很值得一提：他就是孙陶林同志，他是我三八年秋天在岸堤军政干校学习时的老校长，他也是我到省战工会工作期间的老同志。这次省机关东蒙山突围，他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万分紧张而危险的情况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敢、沉着、机智。他当时曾和省姊妹剧团的十几个女演员走在一起，这些女同志也都想跟他一起冲出去。但敌人临近情况已经不许可了，怎么办呢”陶林同志急中生智，把这十多个女孩子一个一个都安置到山洞里掩藏起来，临到他自己隐蔽时，敌人已快接近了。他只好临时躲进路旁边的半截山洞里；这个小山洞能够一眼看到洞底。幸而洞门上有块岩石，正好挡住一个人；再多一个也挡不住了；他就藏在岩石后面。据他刚回机关时讲：我把小手枪推上子弹，如果敌人发现我，叫我出去时，我第一枪先打敌人，第二枪就对准自己的脑门来他一下就算了。反正我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敌人大队人马都从洞门外经过，我听得清清楚楚，有的敌人要往洞里开枪，有的敌人向洞里扔石块，反正你不进来我不理你，待敌人全部过去了，我等了很久没有动静了，我才走出洞门一看，敌人走远啦！我再去把十来个女孩子都找回来，数了数一个也不少，我就放心了”。
他们在这次突围中，就这样脱了险。突围之后，他又带着这十来个女同志都安全回到省战工会机关。这对陶林同志来讲，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经验。他在这次考验中表现很好，受到省机关同志们的一致称赞。“文革”中曾有外调人员向我调查了解孙陶林同志的这种历史情况，我把自己所记得的上述情况，如实地写了书面证明材料。由于我当时还被关在牛棚里，也不便问其他人，他在何处工作，所以一直不清楚他在何处，深为遗憾！（注：我于文革十年后的九0年曾与孙陶林取得联系，当时他在安徽大学任名誉校长）。
十二、西奔泰山区
我们在塘子村和刘干同志相遇时，正是敌人疯狂地到处寻找我主力作战的时候。到李林突围战斗发生之后，敌人的大部队暂时东移，塘子区又出现暂时平静状态。
我们三人，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天过午，回到区公所驻地——刘家岩麓。找到刘区长和徐大队长，他告诉我们：“区公所的同志都已采取分散活动。都和当地群众一起行动。老徐要带着区中队到山上打游击，他要随时来对付西面的王兰庆的汉奸队。区里早向各村布置过：关于在反扫荡中疏散到我区的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只要群众还有的吃，就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如果身上有粮票就按政府规定交，有的同志可能把粮票丢失或存放起来，身上无粮票就可以写个欠条或以后补个条子都行。到反扫荡结束后，由区里给群众一起总结算”。我们听到这里，都感到：区里和根据地群众对反“扫荡”工作准备得很周密。所以我们也切身体会到，在反“扫荡”的最困难时，各村的群众和村干，都主动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我们身上时常不带粮票，群众也照常地热情供给我们随身带的干粮。我们向区长表示：“只要我们能够活着回省机关去，我们要机关写证明来，并要写信感谢群众；如果牺牲了，那就寄不成了”。刘区长和老徐都笑起来说道：“你老张尽说不吉利的话，群众会掩护你们的，只要随时提高警惕性，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临走时，刘区长又告诉我们：“根据我们了解：敌人的大部队已向东面转移。目前敌人“扫荡”的重点已转到五区依汶庄一带，敌人在那里集中很多兵力，我们区里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根据敌人的“扫荡”规律，他要反复地合围拉网，所以我们还要作充份准备，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我们还要随时准备对付西面的汉奸队王兰庆，那个免崽子在每次敌人来“扫荡”时，他都要狗仗人势，跟着鬼子屁股后面来抢东西，过去曾经多次被老徐打回去。他们到塘子区没有得到什么便宜。
东面的五区，敌人合围搜山搞得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三人曾和本区的青年妇女干部张淑凤同志在一起，转到汶河北面的岸堤区西部的大山上活动了七——八天。小张是本区塘子村人，她对当地群众很熟悉，我们和她一起活动有很大的方便之处。但后来敌人又返回来了，当敌人来搜索这座大山时，小张为了行动方便，就同农民妇女们在一起行动，我们两个男人掺到妇女中间行动也不好意思；于是和小张商定了分开活动。有一天，我们爬到岸堤西北的一座高山上，发现山顶上到处布满大块的云母石，最大的有一尺见方，像一把芭蕉扇，在阳光照耀下，到处闪闪发亮，反射出各种颜色的光彩，真像五彩缤纷。我们捡到大块的云母石把它揭成像纸一样的薄片，很像彩色玻璃纸，放在眼上透亮晶明好像是彩色玻璃。十分好看，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大块的云母石。自己虽然不太懂矿物学，也知这是将来发展工业很贵重的原料。
反“扫荡”的生活，也促使我们变成“地质勘察队员”了。我们走到沂蒙山区各个山头和各条山沟里，曾在无意中发现很多贵重的矿藏。我在岸堤北山里，也曾见到大块的有色和无色金属矿苗（可能是锡或铅矿）。
往后的一段时间，敌人又曾返回岸堤，塘子一带山区进行搜山拉网。我们两人又转到东面的老和山和道土帽子山上活动；有时也从山上再往东活动到戴家城子和安乐庄一带。我们有一天下午到戴家城子北山上，又碰到省战工会文教处的洪林同志，他换上一身农民的破旧衣服，头上带着破毡帽，我简直不敢认了，碰到一位老同志老战友真是高兴的无法形容。从此以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又活动了七八天，我记得这时山半腰和岭上还有些高粮秸堆成的：“蒙古包”山东人叫它“秫秸璇”，都是圆型的，每个里面可能睡四到五人，天空落小雨也淋不透的。这些天，我们曾有多次夜间睡在山坡的“秫秸璇”里，别人不钻进来，也发现不了里面有人住。
我们四人（刘、洪、王、张）一起活动的后半段，敌人天天 出动搜山、拉网，形势非常紧张，我们感到四个人在一起，目标也太大了。我记得洪林同志先提出：“需要把四个人再分成两组活动。尽量在行动时缩小目标。”他又碰上大众日报社的一位熟悉的同志，他决定和他两人一起活动，最紧张的 时候，我们每天同敌人转圈子，由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力争主动，摆脱敌人的包围。我们三个人跳出一个包围圈之后，坐在道士帽子山上休息时，刘干同志提出：“我想一个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地区”我问他：“你打算向哪个方向冲出去？”他说：“我打算向北去，再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地区：冀鲁边”。（他来战工会以前曾在冀鲁边地区×县任过民政科长，他是先到抗大山东分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战工会民政处工作）。我当时不同意他一个人去，因为路太远，情况不明，太冒险了”。王济让提出：“我们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西面敌人不多，我们不如到泰山区去，那里我熟悉”。（因为王济让是莱茺县常庄人），我倒同意济让的意见。我们三人又活动了两天之后，在紧张地“跳圈子”中，老刘告诉我们：“我不能再等啦，我决定今天就向北冲出去，回冀鲁边”。我说：“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再留你，希望你路上多加小心，我们争取到反“扫荡”胜利后再见吧！”我和济让站在道士帽子山上，目送老刘到看不见为止。后来我同济让回到省战工会时也未看到他，我把当时的情况向机关党支部做了汇报，我们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到十年浩劫之后，我听山东一位老同志说：刘干同志现在山东省检察院工作，不知是否我说的这位刘干同志，尚未查明。
在这次冬季反“扫荡”中，我和本科的王济让同志，在塘子、岸堤和五区这一带山区，活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山上，天天同日本鬼子周璇。
最后一段时间，由于敌人反复拉网的地区又向东移去，我们也照旧再向岸堤区西部山区转移，有几天我们两人从山上转到高湖乡靠近蒙阴县的旧寨和旦埠时，有从蒙阴城通往沂水的一条公路经过旦埠，这几天还常发现鬼子的汽车队从公路过往。岸堤西北山区已有几天不见敌人活动或拉网了。看样子，敌人“扫荡”的重点又向东转移了。这一带也出现相对平静。
有一天，我们在高湖乡的山上，碰到一位山纵后勤部的工作同志，名字叫不出，面孔都彼此熟悉。他告诉我们：“现在从这里到泰山区的路线已经打通了。有不少同志由高湖一带到四支队驻地——莱芜去。”在此以前，我也听刘干讲过：“不久前后勤部马馥堂部长曾经一个人身上带着一支廿响匣子枪，由岸堤区冲到莱芜县去”。
根据这位同志提供的情况，我和济让决定：再打听一下，如果消息确实这样，我们就西奔泰山区，找四支队去。
大约到了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活动到高湖乡北部的山上，又碰上两位刚从泰山区过来的，山纵后勤部的同志，我们四人在山上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交谈反“扫荡”情况。他告诉：“泰山区已无敌人“扫荡”，那里现已恢复正常的活动。”他还提到：看到有不少省机关的领导同志，都已到了四支队司令部。他还提到：在四支队看见过吴仲濂、王觉同志。我们听到这个可靠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当即决定：明天上午就动身到泰山区去。当时，我们问明这两位同志：“四支队司令部驻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来时还驻在莱芜县的亓山后，现在可能还未搬走，你们去时，可先到常庄打听一下，那里有四支队的联络站，莱芜县政府也常驻常庄。”
济让告诉他们：“那里我很熟悉，我的家就在常庄。”十二月下旬末的一天，我和济让离开南沂蒙县的高湖乡奔往泰山区莱茺县去。临走之前，村干部为我们准备好路上两天的煎饼和咸菜。这时，我们两人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临走的这天早上，天朗气清，万里无云。
我们沿着两位同志告诉的路线，一早离开高湖乡，穿过沂蒙公路，奔上通往西北方向的一条山谷。走进山谷不远，就看见有许多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真是川流不息。行人中有穿便衣的后勤人员和机关干部，也有穿军装带枪的八路军战士。大家走在路上都有说有笑，好像根本不存在鬼子的“扫荡”一样。我们为了尽快地赶到四支队司令部驻
地，早些找到省机关的领导同志，也无心再去过问路上的行人。真像“归心似箭”。当天晚上，住进一个兵站，晚餐时喝了碗白开水，吃了些自带的煎饼。就在地铺上合衣而卧。泥墙垒起的草屋，里面很暖和，一夜睡得也很舒服。
第二天一早，我们爬起身来，脸也未洗，就忙着赶路了。来往人多得很，也用不着打听路线。中午进入莱芜县境。这里的路线，王济让更熟悉了，这天过午，先赶到常庄，找到莱芜县参议会，见到了徐议长，和由文书科下放来此地担任秘书的张浩同志。他还是那么瘦小，我们在县参议会吃了中饭，稍微休息，就动身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亓山后去。离开常庄往南走，从老远就看到高耸人云的亓山。它比南沂蒙的艾山还要高大得多。向南走了不到十里路，来到亓山后村。这个村子很大，座落在半山腰，在街上先碰到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同志，向他说明：“我们由沂蒙山区来的，到此来找省机关的首长”。他很热情地问起我们，南沂蒙敌人“扫荡”的情况，我们向他作了简要地介绍，他告诉：“省机关有几位首长在这里，还有战工会的王主任”。我听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在此地就更加高兴。我请他先带我们去找王主任。他带我们先到了吴仲濂同志的住处。正巧王主任也在此地，我们从反“扫荡”开始那天夜间失散，到今天会面已有两个月了。王主任十分热情地关照我们。他说：“你们都能胜利地回来就很好了，两个来月听不到你们的消息，大家都怕你们牺牲了呢？今天都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我问他：“分局的首长也到此地吗？”王说：“李部长、谷主任都在此地养伤。”我问他：“这两位首长的伤情如何？”他说：“已快好啦！过一会儿你们可去看看他们。”
接着，王主任带我们先到谷主任的房间，也是一间普通草房，谷主任还躺在病床上休息，王主任先告诉他：这两位同志来看望你，谷主任未睡熟，他自己从被窝里坐起来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我问他：“谷主任，你伤口恢复得怎么样？”他说：“已快好啦，没有问题。”我问他：“这次东蒙山突围，省机关的损失怎样？”他告诉：“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脱离危险，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子，在这次突围中，我们的损失也不小。”我问他：“九号首长现在怎样？”他说：“九号已经转到安全地方，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又问他：“陈秘书长的情况如何？”他叹了一口气说：“陈明同志和大辛都在突围时牺牲啦，陈明同无负了重伤，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很可能用自卫手枪自杀的，他受伤后不能站立也不能走了，在这种危险情况下，把身上的文件都交给秘书，自己只留下自卫的手枪”。 我们告辞了谷主任，又去另一个房间看李部长时，他已睡熟，我们就不再打扰他了。接着王主任又带我们到吴仲濂同志住处。吴这时担任分局的秘书长，我们交谈了几句后，王主任向她开玩笑道：“吴仲濂同志，今年过春节，你和江华同志准备怎样团圆啊？”（这时江华同志已调到陇海南进支队担任司令员）吴说：“要等老江从苏北打回来再团圆吧”。
这次来到泰山区四支队司令部，住了半月光景，同省机关来到此地的同志和四支队的同志一起，在这里过了阳历年，还分到面粉和猪肉吃了一餐水饺子。除夕晚上，四支队政治处宣传科的徐科长还请我们省机关的一些同志和他们一起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除夕座谈会，对几位领导同志他都作了介绍：我记得有王觉主任、于寄愚科长，有记者于冠西同志还有分局宣传部的李新同志。我和王济让也都参加了这个除夕晚会。
我们来到四支队司令部，还专门参观访问了我们的同行文印股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他们正忙着赶印贺年信和贺年片。在此还碰到过去在山纵政治部工作时的老同志，金石秋同志。金这时担任宣传科的副科长，徐大嘴是正科长，到四支队的这段时间，司令部都驻在亓山后，他们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在按部就斑的进行。各种活动都已正常，好像没有发生过敌人的大“扫荡”一样。
待到后半月，我们在此地听到，我军在沂蒙山区已经开始转入内线反击日寇的好消息。敌人的“扫荡”计划已暂告一段落，日寇大军集中沂蒙山区企图找我主力部队决战的梦想未能得逞。由于到处扑空，只能靠野蛮的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烧杀破坏，借此发泄他们的淫威。这次大“扫荡”到四二年一月中旬为止长达两个半月。共八十多天，这时敌人已大规模撤退，临走时除了烧杀抢之外，还在我根据地内，新安上一些敌伪据点。我军为了追歼敌人，拔除临时据点，我四支队主力部队在沂蒙山区西部的土门打晌了反击战并歼灭敌伪军几百人，取得初战胜利。还听到陈师长和罗政委指挥一一五师主力一部队挺进临沂城郊，直接威胁日冠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部。迫使敌人不得不抽回一部精锐兵力去看守临沂城，从而也分散了敌军的“扫荡”力量。
另外，还听说：我山纵司令部指挥的一部主力部队在南沂蒙南部的大鼻子山打响了反击战，也歼敌几百人。取得较大胜利，这时，我各个部队都已向中心根据地靠拢，准备尽快拔除敌人刚安下的据点，趁他们立足未隐就来一个趁火打击。敌人安在孙祖的据点已经拔掉，安在垛庄的据点正在围困。敌人在南北沂蒙县内新安下十来个据点，估计在短期内都要全部拔除的。对于个别敌人固守较强的据点（像垛庄）时间可能要拖长一些。先把内地的敌人据点拔除掉，再进一步对付边沿地区敌人刚安上的新据点。
四一年冬季“扫荡”之后，敌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实行了分割封锁。在我沂临边平原地区沿公路挖成很深很宽的封锁沟，妄图隔断我鲁中和滨海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敌人在沂蒙根据地和鲁南根据地之间增修了“封锁墙”，沿着“封锁沟”和“封锁墙”又增修了很多碉堡，白天黑夜都派驻敌伪军看守。总之，这一切新增添的日伪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设施。使我沂蒙根据地缩小很多，使我军活动也更加困难了。
但是，在共产党和八路军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为广大群众都心向我们。成为我军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强后盾。
到四二年的春节前，我们决定从泰山区返回沂蒙山区中心根据地，过个团聚的春节。（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