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从十一月三日夜，反“扫荡”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半月左右了；我亲眼看到日寇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和反复拉网以及日酋冈村宁茨发明的妄图毁灭我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在这次空前残酷和特大规模的大“扫荡”开始之前，我主力部队已大部转到外线机动歼敌。六万多日军精锐部队闯进我沂蒙山根据地到处扑空。当敌人集中到沂蒙山中心地区南北沂蒙县时，仗着绝对优势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山下的所有村庄，在合围拉网时都被日寇占据。并实行极其疯狂的烧、杀、奸淫。白天一早，我们在山顶上就看到山下的敌人每到一个村庄，都要点燃起一股白烟，像一条白线直插天空，隔着高山都可看见。这就是敌人白天的联络讯号，夜间长途奔袭到一定目标时，就朝天空打讯号弹或照明弹作为联络讯号。敌人到达之前，广大群众基本上都转移到山上隐蔽，但也有少数男女被敌人抓去的。在敌人准备拉网搜山的时候，南沂蒙的塘子区和岸堤区差不多村子里都住有敌军。当地群众几天都被困在山上，无法下山到村子里取干粮。到夜间，我和济让常露宿在老和山上，只听山下的村庄里被敌人弄得鸡飞狗叫，偶尔也传来婴儿的惨叫声。我和济让听到这种惨不忍堵的哭叫声，可以想到，这就是日寇实行奸淫，兽性发作之时，有时也传来男子的惨叫声音，这就是日寇对于被俘的村民或我军伤病员的残暴屠杀。敌人每天每夜都在到处屠杀我沂蒙山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在这万分险恶的反敌大“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几乎每天都要同魔鬼和死神打交道，我们自己也曾多次从虎口里冲出来。我们在敌人搜山期间，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紧张复杂而急剧变化的斗争环境中。随时都有伤亡或被俘的可能。必须从思想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天早上，天未亮，我们就离开于大娘的隐蔽住所，又奔向南面的老和山。沿着后山坡边走边低声交谈，山上静得不见一个人，到处都呈现出紧张的战斗气氛。我们从北面爬到老和山的半腰时，天已黎明，还看不出山下有什么动静。想快些爬上山顶，以便观察四周的敌情。
太阳从东面刚离开山坳时，我们爬到老和山顶。从远远看到南面的鲁山附近有许多群众向北，有的向东移动，西面的艾山和我们所在的老和山附近都不见行人。出现一种恐怖的平静。看来，今天敌人搜山的重点可能转向南面的鲁山上去。我们又来到前几天曾睡过的地方。我说：“咱俩离开省机关已有半月了，和上级领导以及党的组织都暂时失去联系，塘子区委和区公所也都分散活动无处寻找，为了应付当前急剧变化的险恶环境，全靠我们自己冷静地分析和观察周围的敌情，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来沉着机动的对付当前的敌人，这也正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这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我们今天利用这暂时的平静，抓紧时间，过一次党组织生活吧！”王说：“非常需要，马上就开个会吧！我们这里有党支部委员（指我）”，我补充道：“也有党的小组长（指济让）”。他要我先讲一讲，我就先发言了：“敌人这次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是空前的残酷与野蛮，上级党早有指示，到目前看来，敌人的“扫荡”还处在开始阶级，更残酷的斗争可能还在后面，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敌人妄想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摧毁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我主力部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机动歼敌，早已转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到处扑空，找不到我主力军决战。敌人抓不到我军主力，就只好用三光政策来野蛮地摧残我沂蒙根据地，敌人的搜山拉网已经开始了，敌人的“三光政策”我们也亲眼看到了。分局首长号召我们要“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在敌强我弱的时候，只要赢得时间，保住我军有生力量，只要保存住革命种子，就不愁将来的发展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两周的反“扫荡”生活，我们也初步认识了敌人的行动规律，我们是机关干部非战斗人员，手中无枪不能与敌拼命，战斗部队也不能硬拼，在敌人搜山，合围，拉网时，我们已初步学会，随时观察敌情，大胆主动地跳出合围圈，要机动灵活的同敌人兜圈子，争取跳出虎口，我们向好处争取，也要做好最坏打算，万一跳不出敌人包围圈时，要力争不当俘虏，宁叫他抓死的也不让鬼子抓到活的，也有可能打成重伤不死不活的被敌人抓去，如果到了这一步，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叛党，更不能给共产党，八路军丢脸，到死时也要喊两声口号“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也不要轻易冒险，更不需要惊慌失措，越是环境险恶越要头脑冷静。也不必怕，怕也没有用，只有随时提高警惕，冷静观察和分析敌情，才不至于盲动”。王说：“前两天我们已经有了教训，敌人那六枪如果打准我们两枪，今天的会也就开不成了。”济让再次表示：“宁可牺牲自己生命，也不给八路军丢脸。”我说：“对！我们是党员，应该有这个准备。”
我们在这个两人的党小组会上，都表示了决心，向好的方面努力争取，在敌人的合围拉网时期，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勇敢机智，尽量摆脱敌人，及时跳出合围圈。不让敌人抓活的。同时也作了三种坏的准备：一是被敌人打死；二是被敌人打伤；三是如果被敌人抓去时，一定要保住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宁可牺牲也绝不出卖党当叛徒。
这时，我的年龄是二十三岁，济让只有十九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虽然是极端困难，处境也十分艰险，但我们有信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国内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加上国际上的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援助，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后来，回顾起这段生活，自己还记得当时能估计到的各种情况都做了思想准备，包括牺牲在内。唯独没有想到逃回家去，由于日寇早已侵占了我的家乡，只要我还活着，绝对不当亡国奴。法国人都知道“不自由，勿宁死”，我国人民也只有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才有中国人的自由和解放。国家民族不得自由，任何个人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作为当时的爱国青年和八路军的战士，这些想法，都是在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长期教育下形成的，我们刚离开家乡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时，什么革命理论也不懂，只凭一股爱国热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促使广大青年也包括我们个人在内，产生对日本侵略强盗的民族仇恨心。时事造成了广大青年的提早成熟。
总之，在沂蒙反“扫荡”中的极端困难时期，我们通过党员的组织生活，及时从思想上来武装自己，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们两人的小组会结束时，济让提议：“我们唱支歌吧！”，我说：“请你起个头吧”，“好，咱唱一支，困难是炬头”，接着我们就低声激昂地唱起来，“困难是炬头，把我们锻炼，我们是坚钢越炼越坚强，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谁能熬过这革命斗争的锻炼，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唱完这支歌曲后，我们又从老和山上转移了。回想起来，这支歌曲，不单在当时鼓舞了我们的对敌斗争勇气和抗战胜利信心，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使这首歌曲中的理想变成现实。
八、半亩地瓜“鱼水情”
在八年抗战中，朱总司令多次教导我们，八路军像鱼，老百姓像水，鱼是永远离不开水的。我在41年冬季的沂蒙山区反“扫荡”中，作为八路军的战士，也亲身体会到这是一句真理。
四一年的十月中下旬，大概就在日寇合围鲁山的那几天，老和山的南面鲁山附近有大批群众一早就转移到老和山的南山坡，从远处也可看见，大部分是当地农民，其中也有不少是地方和后勤机关的干部，还有少数穿绿军服的荷着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大多疏散在山前坡稀疏的树林里隐蔽休息，也有些人走来走去。我和济让为了打听南面的敌情，也从山顶上走到南面山半坡。
当我们走进山半腰的树林里，发现树林里住着一家农民，可能是个农救会员。说不定也可能是个乡村干部。这户农民有三间座北朝南的草屋，有残破的小院墙，院内有盘石磨，屋内还养着一头小毛驴。大门是向东面开的，他们全家约有五、六口人。这时，有许多逃难的农民和机关后勤部门的疏散人员，都坐在院内休息。北屋里有一口烧饭的大铁锅，正在煮地瓜。我和济让也走进这个院内，原来目的是想了解一些南面敌人的“扫荡”情况。
经过访问，了解到南面“合围”鲁山的敌人，出动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这段时间，由于敌人天天在搜山拉网，山下的农民群众都隐蔽在山上。当敌人拉网搜山时，。群众都钻进山洞，或者跳出包围圈与敌人转山头。我和济让在敌人开始搜山时，为了行动方便，除了身上的便衣，早把棉被、书包、干粮袋等都塞进山洞隐藏起来。常常是在敌人搜山时一走就是几十里的大圈子，群众也都不敢下山。在这种情况下，军民的吃饭问题，都发生严重困难。我们两人从敌人合围艾山那天开始也曾有两三天内吃不上一餐饭，口渴了就找山泉水解渴。当我们进了老和山前的这户农民家里时，他也像对待其他的战友一样，热情地问我俩和大家：“你们都饿了吧？”，大家都说：“已有几天吃不上饭啦，没有关系，再饿上两天也不怕。”
我看这位农民同志，约有三十岁上下，他同大家虽然都素不相识，但从言行中也看得出都不是外人，除了当地农民都是些地方干部或八路军后勤机关的同志。他说：“同志们，都不必客气啦，趁着敌人还未到这里搜山，我屋后有半亩多地瓜，快挖出来煮给大家吃吧？”有的同志说：“不行啊！我们人多给你吃光了，到冬天你可怎办啊？”，他说：“敌人就在眼前，不必考虑这么多啦！快去挖吧，你们需要地瓜垫垫肚子，几天不吃东西，敌人再来搜山还能走得动吗？”，也有的同志提出：“我们都是来自各个单位，怎样来给你记帐呢？”，他干脆告诉大家：“还记什么帐，到反“扫荡”胜利后再说，区里早给我们开会布置过了，还不还都没有关系。”，这位农民同志，他一边交谈，一边就扛起锄头到屋后去挖地瓜，由于山上干旱，这块地瓜长势不太好，每孔平均只有半斤到一斤光景，他先挖了一筐子，用屋后小池塘里的泥水，冲洗了一下，因此地缺水不敢多用。地瓜放在铁锅里，只煮了半熟，就听到南面鲁山上响起了枪声，这位农同同志催促大家：“你们快吃吧，等煮熟怕来不及了”。
大家都很注意影响和纪律，当时推举出两位不相识的同志负责分地瓜，我和小王每人都分到两小块，有半斤多重，几分钟就吃光了。还有许多后来的人未分到，这时，南面的枪声也暂停了，这位农民同志向大家提议：“请跟我来几位同志，一道挖地瓜去，后来的同志也要吃上一点……”，这样不多会儿就把这半亩多地瓜挖光煮着吃光了。一连煮了几锅，都是煮到半熟就分开吃了，最后锅里剩下的煮地瓜的水也无法吃了。都是很浓的黄泥浆，实际上煮过的地瓜
也都包着一层黄泥，大家也顾不上讲卫生了，一只地瓜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肚里有了饭，不管饱与不饱，再走路爬山感觉就不累了。今天总算是吃了半餐饭，走起路来也就不再感到头重脚轻啦。
这位农民同志的革命友爱和爱国主义精神深刻地教育和鼓舞了我们的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亲眼看到，不到两小时，接连煮了四、五大锅地瓜，都分给大家吃了，他不取分文。当我们走出小院来到屋后时，这半亩多地瓜也全都挖光了。当天下午，我和济让又回到老和山顶，四面的山下仍不见行人。说明山下还有敌人。否则村庄附近会有群众活动的。
我们两人上山时边走边谈，看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他宁可准备自己挨饿，也把自己亲手种起的地瓜，无偿地分给不相识的难友吃，而且是一气给他吃光了半亩多地瓜，看样子他不是下中农就是贫农。他能自觉自愿地把一块地瓜全部贡献出来不取分文的分给大家吃光，这在过去能办到吗？从此，教育了我们：八路军有了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支援就有了靠山。这的确体现出抗日根据地里广大军民的“鱼水感情”啊！
在这次反对敌人大“扫荡”中，我们渡过了两个半月的极为困难与艰险的战斗生活。在反“扫荡”开始前，在省机关，每人都发给两个月的流动粮票，当时规定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是粗粮二斤半，其中有五分钱的菜金在内。这就是那时的正常供给标准。后来常听见有这样的口头语“干不干，两斤半”，就是根据那时的生活供给标准传起来的。当时每人每天两斤半粗粮还不够吃。我记得那时吃高粮加地瓜粉做成的窝窝头，我每餐要吃六、七个才能吃饱，因为平时吃不上肉，油也很少，显得肚子太空食量很大。
反“扫荡”疏散到农村，本来都按规定交给农民粮票，但在这次反“扫荡”中，时间特别长，敌人大量集中也“扫荡”得特别残酷，有些人在反“扫荡”中把粮票埋藏起来，有的在突围时丢掉了。有的人把临时仓促埋藏的地点也忘记了，什么也找不回来。为了应付这种非常时期的困难情况，抗日民主政府，曾在反“扫荡”初期通知和布署各村的农救会和村政权，如遇有不带粮票的部队和机关的同志用餐，也要照常供应饭菜。所欠各村的粮菜票，到反“扫荡”结束后，由区里结算。只要有个人或机关寄来的证明条就可以凭证明信来报账。
到这次反“扫荡”结束时，据县的干部检查结果，各村都上报的很准确。也有些农救会员少报和不报的，但就是没有多报冒领的现象。
在敌人“合围”塘子区的那几天，我和济让，除了常到于大娘家里和学俭家用餐之外，环境恶化时期也曾在老和山后坡上和一家挑担子的农民走在一起，他问我和济让：“是从哪个部队下来的？”，我们见他是一户农民，就如实地告诉了他，他问我们：“今天吃过饭没有？”，我们告诉他：“虽然两天未吃上一餐饭，但肚里并不感觉饿”。这家农民大哥和大嫂听说我们已有两天未吃上饭，都说：“这怎么行啊，一顿饭不吃也难爬山啊，我们筐里还有煎饼和咸菜，你们快吃吧！”，我们想谢绝他们，告诉他们说：“同志啊，可不成啊，我们把粮票都埋藏起来，不好记帐啊？”他说：“同志啊，你说到哪里去啦，还记什么帐？先吃饱了肚子再说”。我们看他的筐子里的煎饼也不多了，每人吃了两个干煎饼就不好意思再吃了。
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环境中，沂蒙根据地里的广大爱国军民，到处都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和“军民团结一条心”的革命情谊，八路军没有如此好的群众条件，不要说坚持抗战八年，就是坚持五个月也难啊！在八年抗战中使我懂得“觉悟起来的广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钢墙铁壁”。
九、半夜的枪声
十一月上旬末的一天，当大批敌军集中到沂蒙山区时，部分地主富农丧心病狂地投敌叛国，敌人来时他们打着白旗去欢迎日本鬼子，南沂蒙县五区孙隆村的地主带着几个狗腿子去欢迎日本“皇军”。他们为了讨好日本侵略强盗，绑架我八路军的伤病员作为投敌叛国的见面礼物。也有的坏蛋把我八路军埋藏的军用物资（如机器，被服等）向敌人告密，给我军造成很大损失。
当时，我中央山东分局机关的党报——大众日报社以及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经常隐蔽驻在岸堤区的东西辛庄和于家庄子一带。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夜晚，报社后勤部主任刘力子同志，在岸堤区的于家庄子的村公所，正在和几个村干部商讨反“扫荡”中的措施，听到房门外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坏家伙，拿着绳子叽叽咕咕的，就要动手绑架刘力子同志。力子见势不妙，就在屋子里先把油灯息灭，接着又哗啦一声，把匣子枪堆上顶门火。又骂了一声：“他妈的，你们想干什么”。几个坏家伙一听屋里要开枪，吓得连滚带爬地跑掉了，力子也冲出房门脱了险。
当敌人进占西辛庄的时候，该村一户地主（姓孙的），也曾强迫部分群众由他带着去欢迎敌人，并把我报社与后勤机关埋藏的军用物品，凡他知道的地方都报告了敌人。作为他投敌叛国的见面礼物。
十一月中旬，敌人接连几天来“合围”老九区的艾山和道士帽子山。有一天下午在敌人搜山拉网之后，我和济让又于黄昏来到了道士帽子山西半腰于大娘隐蔽的石屋子。这天傍晚和夜间都有小雨，于大娘留我们住在她的石屋里。天气更冷了，这间石屋里暖和一些。在这里好像精神上都有了依靠，休息也感到特别放心。我俩躺在用山草铺好的地铺上，感觉既暖和又舒服。躺倒半分钟后就睡熟了。睡到半夜光景，被山下（西辛庄）嘭，嘭地两枪惊醒了。我们坐起一看，于大娘早起来了。我们问于大娘：“刚才是哪里响枪？”，她说：“我听像是西辛庄”。过了不多会儿西辛庄的民兵上来了。我们问他：“枪响的原因？”他说明：“刚才不知是哪一部分，直接扒过欢迎鬼子的那个地主的院墙，把那个汉奸地主从床上拉下来，就地打了两枪打死了。”于大娘说：“活该！谁叫他当汉奸哩！罪有应得”。
天亮时，听说山下暂时没有敌人了。我和济让就离开了于大娘的隐蔽处到山下去。过了汶河，走进西辛庄，看到村里已有许多人回来了。我们先打听到那家受惩处的汉奸地主，走进他那朝东的双扇大门，又到他的卧房门口，只见死者的小老婆头上扎着白布，哭哭啼啼的，没有看到死者的尸体。
我们走到街上，碰见好几个大众日报社的同志，平时在省机关工作，大家开会听报告时都常见面，彼此都很面熟，又加上战时的领导机关和报社里，人数都不多，吃饭开会都常在一起。彼此之间，大部分的名字都能叫得出来。我这次到此地也遇到报社的秘书主任仲星帆同志。从此，我和济让跟他和报社同志一起生活了十多天。至于这个汉奸地主是怎样打死的，当时也来不及详细问了，反正是个坏家伙，打死也就算了。没有把他当成一件了不起的事。（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