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辟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早在三八年八月，八路军四支队进驻南沂蒙山区岸堤依汶一带时，我们就争取原沂水五区和九区两位区长和区公所同我们合作。五区依汶的朱区长积极靠拢八路军，并于三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区（岸堤）的马区长和高湖乡的刘乡长也都积极地与八路军合作。马区长不久也参加了共产党。两个区公所都接受了我党的领导。由于这样，南沂蒙山区以五、九两区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较快地全面开展起来。并为创建沂蒙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九年四月底，我到沂蒙工作团报到。工作团长张天民同志，分派我到南沂蒙的东部边沿地区；原来的沂水六区区委任职工科长，参加区委的领导工作，我带着组织关系信和他的指示路线，先到了九区区委所在地岸堤。区委和区公所的人都带民兵上山了，我在街上正巧碰上干校的同学凌育生同志。他留我在岸堤住了两天，为了找到区委，他又带我到汶河南岸的塘子村张学俭（凌的姐夫）家里住了一天。学俭当时是塘子村的农救会长，从此我们就由熟悉而建立起同志式的革命友谊。
为了找到南沂蒙中心区委；我又到艾山北坡找到九区民兵大队部。打听到了中心区委临时住处可能在五区的安乐庄或东里庄，我沿着艾山北坡的山边小路，顺着汶河南岸向东寻去，不到两三个小时奔到安乐庄，五区的民兵大队部驻在此地。他们都在村边的树林里集中休息，并随时准备阻击正在“扫荡”的日军。
在这短短的两天中，我认识了后来同我一起工作的五区青救会长刘树芹同志。这个天真，热情，个性温和的少年民兵。背着马步枪边说边走送我到东里庄。我把关系信交给中心区委的组织部长王照华同志，王按照张天民同志的意见，决定派我到六区区委担任职工科长。，他向我介绍了六区的情况，地处菖沂两县的边界，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只能隐蔽工作。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秘密发展党组织和准备成立抗日武装，争取把边沿地区变为抗日根据地。目前去是开辟边沿地区的工作。条件虽然困难，但当地有党组织，将来组织上还要派人去，工作会很快地开展起来，你们不能过急，要按步骤进行。”
王给我写好了去六区的组织关系信。他告诉我：“到六区要先去埠前庄找刘翔鸥同志接头。”
我当天下午，由五区东里庄赶到六区西部的埠前庄，下午二对找到刘翔鸥同志。他曾在临沂五中读过书。人很文雅，中等身材，对同志诚恳热情，一见面就给人一种亲切感。他热情地留我吃过中饭。过午他带我到六区南部的尤家庄子，找区委书记——张希成同志接关系。
希成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他身材高大魁伟，胖园的黑红脸膛，留着牙刷似的黑短胡须。身穿灰布长大褂，年龄约三十四、五岁。张向我介绍了六区的环境和政治情况。这里党组织仍处于秘密状态，由于没有建立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区政权，党的工作还必须隐蔽地进行。区委的领导成员都不脱产，按原来的职业作掩护。这个区的南北两头都有敌据点。南面的铜井，北部的斜午都是敌人同沂水城的据点一起按上的，常住日伪军百人左右。平时不常出动。但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出来活动，出动’时多半从南北公路，经过苏村。本来六区的旧区公所常驻苏村，因此过去六区又名苏村区。
到晚饭后，张分派我到六区北部的袁家城子和黄捱头隐蔽工作。北部以城前为中心有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城前村的赵西朴同志。希成要翔鸥带我先到黄家坡子地下党员黄玉岗家里，再由黄带我到黄捱头村，我们当天晚上到了黄家坡子。黄玉岗也是小学教师出身，他家就住在本村的小学里。
这次在玉岗家里休息了一会儿，当晚就一起到了东面相距三四里路的黄捱头村，安置在建党对象张士杰同志家里，由于这里离斜午据点较近，白天不能活动，主要是夜间出来工作。从此，我就开始了在六区开辟边沿地区的隐蔽工作。
根据区委介绍：士杰是个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思想倾向进步，有爱国心，靠拢党组织。区委已把他列入发展对象。要我加强对士杰的教育培养，争取尽快吸收他人党，以便再通过他来扩大黄捱头一带的党组织。
我到六区时未带半文钱的活动经费。在黄捱头隐蔽工作时期，都是士杰和他岳父黄子良老先生无偿地资助我的食宿供应。
可巧黄子良先生是我在岸堤中共山东区委文书科工作时的战友黄家三（后改名黄展）的父亲。士杰是黄展的姐夫。我在吃饭时问起黄老先生家中有哪些人，他说起儿子黄家三在岸堤干校学习和工作过。我告诉老人，我和他儿子在岸堤同事过，他一家人非常高兴。因此，他们对我的感情更加亲密了。两位老人对我就象儿子一样。我与士杰以及士杰的四弟士诚都象亲兄弟一样。平时我们也都是兄弟相称。小孩子们都叫我叔叔。
我四月底五月初进黄睚头工作，我来不久，中心区委又派杨传信同志到这里和我一道工作。我非常高兴。老杨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他性情活泼，爱开玩笑，在东里庄时我就听到大家给他起了许多绰号：有人叫他“杨魔道”，也有人叫他“通信员”，还有人叫他“杨宗保”等等。他是个热情爽快的青年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工作从不感觉寂寞。
我俩在黄捱头工作的前半期，白天不敢露面，隐蔽在士杰的柴草园里的一间小茅棚里。很僻静，白天也不大有人进来。吃饭都是黄展的小妹妹送来。我们俩就在这个小茅铺里发展了七、八个新党员。其中有袁家城子的谭永刚，刘敏智（后改名刘俊芝）和城前村的李士修及黄捱头的张士杰，张士诚和张铭鼎等同志先后由我俩介绍入党，有的作为发展对象。我和老杨在黄捱头工作不到一个月，中心区委又派来焦梦晓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向老焦介绍了全区的情况。第二天晚上，老焦要到区委去接头。我们和士杰三人陪老焦到六区南部沂河西岸的金砖村找到区委书记张希成同志。区委把老焦留下，负责六区南部的工作。
以后南沂蒙中心区委书记王耕之同志，也常来六区帮助和领导我们工作。我们曾在金砖召开的区委会议上，商讨拟订六区的工作计划和步骤：第一步，工作中心是发展地下党；第二步，是争取和组织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第三步，有了武装再建立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六区抗日民主区公所。
我和老杨在黄捱头村，隐蔽工作了两三个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党支部的活动能力更加强了，党支部的活动方式，平时都是个别秘密接头，布置任务，也有两次召开了小型碰头会，都是在田野里开短小会议。几分钟就布置好任务散会了。
到三九年的七八月份，区委的工作重点转入争取组织抗日武装。
当时的沂水六区，地处莒、沂两县的边沿。一条沂河贯通南北，沂河以东属于莒县地区。常在这一带活动的小股游击队有七八支，都打着抗日旗号，而背景各不相同。我们初到六区时，还没有一个游击队公开接受八路军领导。其中有莒县的孟永清（约有百多人枪）；有原来莒县县长徐黑子（也有百来人枪）；南部有土匪出身的李德海（约有四十多人枪）；六区境内有马运生（三十多人枪，他首先接受我党领导，马本人也首先加入共产党）；另有于勤小股武装（约三十人枪）；还有王友一，王祚林领导的六区常备队（约五十多人枪）。属于六区境内的三支游击队，在王耕之、焦梦晓和张希成同志的多次联系和影响之下，由于他们感到没有强的靠山，难以长期存在。因此，都希望八路军的岸堤干校派人帮助他们。我们也正好借此机会来做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工作。中心区委先派我和老杨到马运生的游击队工作。我担任政治指导员，老杨任文化教员，后来应王友一的邀请，中心区委又派我和老杨到六区常备队分别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我们到该队接受任务时，他们刚进驻六区西部的姚家店子。当时中心区委书记、王耕之和老焦都和我们一起到姚家店子住了三四天，我们初步了解了常备队人员的情况，并进行了初步的抗日救国教育和组织整顿。队部驻在姓刘的逃亡地主家里的三间砖瓦房里。
六区常备队的正、副队长是王友一和王祚林。队里战士的成分和来源都比较复杂，内部常闹不团结。因此开展工作很吃力。
老焦和李福俭、王垒三同志被分派到于勤部队工作。后来组织上把老焦抽出来担任各部的联络工作。留下李、王两同志分别担任于勤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
三九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谋杀案，那天晚上我们和王耕之、老焦在金砖村开区委扩大会议。晚上九时左右，我们刚睡下休息，王垒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了。我们问他：“老王，怎么啦？”他呆了几秒钟才说：“不好啦！不好啦！”我们都惊奇地追问：“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讲。”他定了定神说：“李福俭同志被人打死啦！”我们昕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都大吃一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平静一下，讲讲清楚。”他尽量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接下去讲：“今天吃过晚饭后，我和老李看过岗哨，就在队部休息，我和老李睡在一副双扇门板上，我头向里，他头向外，对着房门睡着。刚睡熟不多一会儿，一声枪响把我警醒了；我起身向外一看，福俭满脸是血，面孔已看不清了。我立即冲出房门向外跑，看到有个人向大门外跑出去，因我手里无枪，只好走小巷避开岗哨冲出村外，也没有听见有人再追赶我，过沂河时，我衣服鞋子也来不及脱，一口气跑到这里来了。
李福俭，这位红军战士，在长征中跟随毛主席渡过千山万水。他未被敌人的明枪打死，却被混在游击队里的内奸暗杀了。他生前和我在六区一道工作时，曾送我一个牙质印章。未想到，它竞成了我们永别的纪念物。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和艰苦工作，三九年九月上旬，六区常备队正式编成区中队。中心区委决定成立六区抗日民主政权，并委派新党员、小学教师出身的宗明同志担任第一任区长。党外人士黄子章任区中队长。由地下党员武益三同志任中队指导员。还争取了六区西部刘家店子大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刘光谱担任区文教助理。
为了筹建六区抗日民主政权，王耕之同志曾在半年内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具体布置和领导开辟六区根据地的工作，（后来的南沂蒙行署主任）何方宏也曾多次来六区具体帮助筹划区公所的成立。我们几位同志初到六区工作时，原有的旧区公所已经全部瓦解了。日伪势力横行无阻，半年后，在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心区委直接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改变了六区的局面。由敌伪控制下的多方面争夺的游击区，变成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区政权的性质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区的军政干部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我记得六区的抗日民主区政权是在黄家庄子宣告正式成立的。
由于我们对区中队和区政权的人事安排上考虑不周，使六区的抗日新政权成立时间不长，就遭受严重挫折。
大约十月中旬，六区区委曾在六区西北山里的南墙峪一座大庙内（名为落仙院），集中了三十多名脱产和不脱产的共产党员，开办党训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抗日救亡运动方针路线教育。王耕之和老焦担任党的基本知识课，我担任了中国近百年革命历史课。我们在这里办过两期党训班。前一期是区政权未成立时在这里秘密训练的，人数较少。第二期党训班是和抗日民主区公所、区中队一起来的。布置区公所和区中队驻落仙院东面两里多地的小村子担任警戒。区里留下宗区长和黄队长负责区公所和区中队的工作。武指导员也到党训班参加学习。
当时我们对内部情况掌握不够，估计不足。国民党的沂水县流亡县长孔庆铭却掌握了我们的活动情况。利用我们党员骨干暂时离开区公所去学习的空隙，他只带了两个随从警卫人员，就把区中队的几十条枪全部收缴去了。事件发生之后。王耕之和老焦派我速去岸堤向分局领导当面汇报此事发生经过。我由南墙峪一气赶到岸堤镇，正巧，在大街上碰见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同志。旁边还有王照华同志。我就在街上向刘部长当面汇报了事件发生经过。刘听完汇报，笑了笑说：“还算好，他们把区中队的枪缴去，没把你们的人都抓去。”我说：“他们人少，如果人多也就很难说了。”刘部长对我说：“你立即回去，告诉王耕之，把经过情况写个书面报告送来，要好好总结教训。你们今晚不要再住落仙院，要提高警惕！我尽快派人到六区去，帮助你们研究一下今后的工作问题。”
当天下午晚饭时，我又从岸堤赶回六区南墙峪。刚到落仙院，刘部长派来的周洪恩科长也赶来了。在此吃过晚饭，我们转移到另一个村庄住下。当晚开会，周科长传达了分局刘部长的口头指示，并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
区中队被孔庆铭搞垮了，区公所当前不能再正常地活动。没有武器保护是很难公开活动的。为防敌伪顽再来袭击破坏，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区中队重建起来。并要切实掌握在可靠的党员手里。如果有人再来破坏，就要坚决自卫，立即给他们应有的回击。”
不久，滨海二支队司令部的宣传科长王恒同志带着他在莒县南部拉起的一支游击队（约五十人枪）来到六区，区委留他们在六区多驻些时间，以便帮助把区中队重建起来。他们很照顾大局，接受了区委的要求，在六区活动了较长时间，给区公所的工作以很大支持。这时，原来的区委书记张希成同志调分局党校学习，由老焦来接任区委书记，宗明还任区长。
后来由于王恒同志带来的二中队另有任务，被二支队调回滨海区。区中队只剩十几个武装战士，不能公开活动。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并筹建区中队，区委又转入分散隐蔽活动。一切工作又和刚来六区时差不多了，生活供应都依靠地方党员和党的同情者来资助我们。党员中多半是农民出身，本身生活都比较困难，能经常供应我们食宿已经不错了。
为了克服当前的严重困难，扭转六区的不利局面，我们在中心区委直接领导下，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决心把工作坚持到底，一定要重新打开六区的局面。
我们在沂水六区从隐蔽到公开的半年多时间的工作中，除了顽固派的县政府和游击队，给我们制造的破坏和干扰以外，日寇也多次出动，对六区进行规模不大的抢粮和派款活动。有一次在三九年的夏天，我正在西刘家店子，做争取刘光谱的工作时，有一股日军由南向北，途经姚家店子，烧了几间房屋抢了一些东西，年轻人都及时上山，剩下几个走不动的老太太也被日寇强奸了。有几次日军出动，从沂河东的南北公路上通过，有一次中午小股日军（约二、三十人）从苏村经过，被于勤的抗日游击队打了一次埋伏。敌人正在公路上向南走，于勤部队预先埋伏在公路西旁的一片坟地里。伏击战打响后，这股敌人不敢再往前进，被迫在公路边上卧倒还击。由于伏击敌人时的坟地离西面的沂河还有半里多的开阔地，敌我双方都不敢暴露目标，双方相持到日落，在黄昏的夜幕掩护下，又打了一阵枪撤退了。
当时在六区也出现三种政权的对立和斗争；有我们的抗日区公所和区中队，有孔庆铭的国民党只扰民反共不抗日的旧县政府。还有日寇扶持的伪沂水县政府（伪县长叫牛先元）。我在六区工作时曾看到过伪县长的“布告”也看到过顽固县长孔庆铭的“布告”，我们的抗日民主区政府从成立开始也出过多次安民布告。各村的群众和村长有事都主动来找我们的区分所，群众把区中队也称为八路军。把我们的区公所称为抗日民主区公所。广大群众怕日伪政权，讨厌国民党的旧政权，把抗日民主政权，看成老百姓的区政权。我们的区委和区公所也把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当作经常性的中心任务。
北方的十月下旬，夜间已相当冷了，我们都还穿着单衣，鞋子露着脚指头，白天不敢公开活动，主要靠夜晚出去工作。经常由沂河西岸涉水到东岸去各村工作，河里已结成薄冰，过河时要用木棍先打碎薄冰再淌过河去。把裤管卷起淌过河时，两脚和两腿都冻得麻木了。沂河东岸有条南北公路，白天常有日伪军过往，不便住宿，每天夜晚工作之后都要返回河西的黄捱头或金砖村住宿。经常是每夜要来回两次涉水过沂河。到第二天早上两腿都是一条条满是血丝的裂纹，痛得不得了。没有棉衣，也无棉被，夜间由张士杰让出一条破棉絮，我们两、三个人都依靠它来取暖过夜。到十一月份，士杰帮我和老杨先借到两件破旧短棉袄，穿在身上已经感到满暖了。但是老焦还是原来的单衣。晚上来黄捱头开会时，他冻得牙齿咯咯的响，话都说不成句了，我见此光景，心里替他着急。我和杨传信商量，我们都有了件破棉衣，暂时是要好些，可以出去顶住风寒了。老焦没有棉衣，夜间还要出去活动怎么行呢？无论如何要快想办法给他弄一件破棉袄。在会上我和老杨都要把破棉袄让给他，可是他怎么说也不肯要。
我和老杨到袁家城子工作时，有位姓孙的年轻教师对我们很热情，夜晚也常到黄捱头找我们交谈。我们到了他家里时，向他提起：“你能否想办法帮我们借到一件旧棉袄？我们的老焦还穿着单衣，夜间要常出来开会和工作很困难。”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我还有件新棉制服，鬼子来了我不能穿它，刚刚拆掉，我叫你大嫂快缝起来，给你穿，你们把身上的旧棉衣快给老焦送一件去吧。”他马上叫他妻子把一件黑色的线纰机布的棉制服做好交给我。他说：“老张，给你穿好了，不要再送来了。”我说：“这太好了，我要怎样来感谢你啊。”
我们离开袁家城子，当天晚上带着一件棉制服赶到金砖村。老焦正在这里。我们把北部的工作情况先向他做了简单的汇报。接着把一件棉制服给他。他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新棉制服啊？”我向他说：“是一位小学教师送给我们的，你快穿上吧！”他笑咪咪地穿上了，看了看他又说：“不行！我白天还要出去活动，穿上这件新的棉制服很不方便。老张，来，把你身上的旧棉衣给我更合适，你们在北部白天不能出去，晚上出来活动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劝他把新棉衣穿上，他怎么也不肯。他说：“为了工作需要，你还是把旧棉袄给我吧！”我只好说：“好吧。”这样老焦也有一件破旧棉袄，夜间出去可以顶一顶寒风了。
三九年十一月，中共南沂蒙县委和南沂蒙行署都正式成立了。由（小）袁子杨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王耕之任组织部长，老焦调任县委宣传部长。本来要调我到县委任秘书，由于工作关系走不开，后调五区的刘去病任秘书。行署主任是何方宏同志。在这前后，宗明也由六区调到行署改任文教科长。在南沂蒙行署成立不久，六区的抗日民主区政权也重新建立了。
六区的工作，在中心区委和县委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下，由于全区工作干部和全区党员同志的共同努力，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经过六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区中队又重建起来了。本区的党员积极报名参加区中队。又集中起二十多人枪。这时，武益三同志调到蒙阴二区任区中队长。县里派来一位名叫鲁夫的抗大毕业学生到六区担任中队长兼指导员。县里又派来牟正世同志担任六区区委书记。区长一职由当地的新党员教师出身的（老）袁子杨来接替。他在六区也是知名的老教师，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到这时六区的局面又扭转过来了。有了党领导的区中队和区政权，广大民兵和各种救亡团体也恢复起来，六区的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
最初由中心区委派到沂水六区开辟边沿地区工作的三位战友。杨传信同志调离六区到沂临边县任副区长时，在四三年春反“扫荡”中，不幸牺牲了。到四九年我和焦梦晓都南下到杭州省市教育机关工作。相隔三四十年之后，我曾多次到杭州大学党委找老焦交谈，我们谈起四十年前的这段艰苦斗争生活时，他虽然长期重病缠身，但仍然精神焕发，深表快慰。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久病不愈，过早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我将永远怀念这位党的忠诚之子和与我共患难的老战友。（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