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记“磨擦”与反“磨擦”斗争
抗战初期，我党在山东敌后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严格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则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不利于团结抗战的纠纷和冲突，以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战。
抗战初期，彼此相处还好。我八路军山纵司令部，在东里店设立“驻省办事处”，主任是后来的泰山区专员赵笃生同志，为了共同抗战，彼此互通情报。有一次，我们在王庄教堂里，抓到一个由东里店派来的特务，问明之后，即派人将他送回东里店去，没有拘留。
当时，我们和国民党的临沂地区行政专员张里元的关系相处得也比较好，他乐意接受八路军岸堤军政干校名誉校长的称号，还派来不少军政干部到岸提于校学习。为了搞好与张里元的合作关系，三八年春，我们改编了他们一个营到四支二团来，山纵成立后，我们交还他一个团（番号为“直辖四团”），军事上听他指挥，党内由我山东分局和山纵政治部直接领导。团政治处的薛政委和马子昇主任都住王庄。我和该处的许秘书都生活在一个“民先”支部里，我俩都是党员兼民先队员（当时按规定要过双重组织生活）。
由于上述原因，从三八到三九年，除了秦启荣系统的反共顽固派以外，我山东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冲突比较少。
后来李仙洲两次入鲁，先后带领中央军进入我鲁南地区。他一进山东就公开扬言：“要把共产党的势力赶出山东去。”在他的反共叫嚣怂恿下，山东未逃走的国民党反共残余势力，都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了。使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但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李仙洲入鲁给山东敌后抗战斗争形势带来的新危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三九年春天在王庄教堂院内，郭主任（郭洪涛）针对当时形势变化，做了长篇的政治形势报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山东抗战形势的新变化。他指出：“蒋介石要李仙洲入鲁，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强敌后抗战，而是为了加强限共、反共，企图在反共和曲线救国的旗帜下，由李仙洲来统一山东敌后国民党的各地武装势力。实现其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
当时山东境内的敌伪顽等反共武装力量共约五十万人（内包括国民党的各派反共武装力量约三十万人，敌伪军和公开勾结敌伪的地主武装二十万人）。而山东八路军经过整编有主力部队十个支队，加上特务团，独立团约两万多人，分散在各地方的抗日游击队约五六千人，共约两万六千多人。我军人数和各种反共武装力量相比，还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面临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首先要做好最困难的思想准备。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磨擦事件越来越严重，为了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我们仍然坚持抗日民族统战方针。为了政治上争取主动，我们对未公开投敌的一切国民党军队，仍作为友军看待。只要他们不进攻我们，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他们先开第一枪，否则，他们如果先动手打我们时，我们能够忍让求全的，也可以暂时忍让，以我们争取团结抗日的行动来争取群众的同情。如果他们逼人太甚，使我们忍无可忍时，我们也必须采取坚决自卫，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遵照毛主席指示，做到打得有理，打得有利，还要有节制，打到一定程度，再和他们谈判，搞合作团结。
军事上要争取主动，克服被动，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可死拼硬打。我和战士们听了上述的形势分析之后既认识到情况的严重，也感到有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依靠全党的团结一致和英勇斗争精神，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四三年春李仙洲第二次人鲁前后，敌伪顽三方面武装力量都争向鲁南地区蚕食，在此期间，鲁南地区的敌伪据点增加到1441处，平均每十二个村就有一个据点，后来我们才明确认识到，这就是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后，一手挑起反共高潮。在山东是以李仙洲人鲁为公开的反共信号。三九年春天，自称“反共专家”的秦启荣制造的，屠杀我大批鲁北地区派来鲁中学习的军政干部的“太河惨案”；东北军的五十一军、三三四旅在鲁南制造的“银厂惨案”，对八路军搞突然袭击，包围我区党委机关，杀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他们公开扬言“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等反动主张。四一年三月胶东地区国民党行政专员赵保元为首，联合十多个反共通敌的国民党县长在胶东地区公开组成“抗八联军”，进攻我蓬黄掖抗日根据地，以及清河区的顽军头子张天佐、张天佑和厉文礼等顽固派搞什么“扫马大队”等一连串流血事件。在山东敌后战场，最早公开“反共不抗日”的是秦启荣，他从三八年春，就在秦山区向我八路军四支队所属部队挑起多次武装进攻，经我一再劝告，仍不停止进攻的情况下，也曾被我四支队多次有力回击。到三九年春，他们趁我鲁北地区派来鲁中学习的一批军政干部，远道转来我沂蒙根据地北部的太河镇，情况不熟的弱点，夜间突然包围了太河镇，我百多名军政干部除个别人脱险，几乎全被杀害，给我山东的抗战救亡运动造成严重损害。在挑起太河惨案的同时，又向我沂蒙山区的八路军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秦启荣的部队实行了自卫反击。我集中兵力歼灭了他几个团。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之后，再向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鸬烈提出严重抗议，并在国民党省机关驻地——东里店组织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军政方面爱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八路军驻省办事处主任赵笃生曾约见沈鸿烈，为“太河惨案”当面交涉并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严惩祸首秦启荣，沈企图为秦启荣的罪行辩护，以推卸其罪责。他说什么：抗战时期嘛！自家人发生了一点小误会，还搞抬棺游行干什么？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嘛！我看不必小题大作吧！”赵主任立即予以反驳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死了人总要哭一场，我们的同志被不明大义的国军杀害了，人民群众抬着棺材哭一哭，难道不应该吗？”沈鸿烈也只好承认，“这个应该！应该！”鲁南区的“银厂惨案”，杀害赵鳟同志的是东北军的五十一军，当时我鲁南区党委机关驻银厂，夜间被五十一军突然包围时，机关和警卫部队，大部都突围出去了，还有小部分人员包围在里面。赵镈同志本来也带领警卫部队冲出来了，由于文件包丢在住处，警卫员未带出来，他为了销毁和枪救党的秘密文件，又带着警卫员冲进银厂村里，警卫员守住院子用长短枪阻击敌人。赵镈同志急忙在房内烧毁文件，当他把文件刚烧完时，警卫员牺牲了，敌人也冲进院子。赵镈同志把子弹打光后被敌抓住。敌人软硬兼施要他交出党员名单，他面对敌人的屠刀义正词严地责骂他们的破坏抗战自相残杀的卖国罪行。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服，不泄漏党的任何机密。最后，五十一军的三三四旅六八三团的团长下令把赵镈同志挖坑活埋了。赵镈同志在敌后抗战中，未死于日寇刀下，却死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四O年九月东北军爱国将领万毅（他当时任五十七军的旅长）所属的部队查获了军长缪正流送往日军据点的密信，在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下，万毅旅长在临沂城东南的东盘村，决定逮捕投敌叛国的大汉奸缪正流。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万毅同志锄奸爱国的正义行动，反而阴谋包庇缪正流并加害万毅同志，密令于学忠暗杀万毅旅长。当时蒋介石的这一阴谋被东北军的另一爱国将领共产党员常恩多师长（百十一师师长）及时察觉，把万毅同志保护起来，才使其免遭陷害。我当时阅读了这次锄奸事件的油印文件，对这次东盘锄奸的经过，还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在这前后，还有胶东地区的国民党行政专员赵保元搞的“抗八联军”（意思是专抗八路军的）围攻我胶东八路军第五旅和五支队的大规模反共磨擦事件。胶东的“抗八联军”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由胶东的国民党行政专员赵保元。纠集了大小二、三十个反共司令，联合组成的一支不抗日专反共的武装力量，总人数约五万人，以赵保元为总司令蔡晋康为副总司令。他们妄图依靠人多势众来包围消灭我胶东八路军，妄想把我刚成立不久的胶东八路军扼死在摇篮中。 当时我胶东有五旅三个团加上渤海独立团和五支队的主力部队只有五、六个团，加上分散的游击队也不足万人。为了打破赵保元的疯狂围攻和嚣张气焰。
41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把许世友同志由渤海区的三旅调往胶东区负责领导反投降指挥部，由他统一指挥胶东的五旅和五支队开展反投降武装斗争，他带着清河独立团来到胶东地区。为了研究反击“抗八联军”的作战方案，胶东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的领导同志提出“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从哪里把他打回去”。也有人提出“敌人兵多不如突围出去……”。许司令针对上述议论提出自己的作战方针：四面迎敌和突围出去都不是好办法。我们要主动出击，奇回被蔡晋康夺去的牙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主动，3月15日召开军政干部动员，许司令公开亮相出面作动员报告，他提出“这次要打硬仗，不能像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仗是只准进不准退，请指战员们要牢牢记住：谁敢临阵脱逃就杀头，动摇军心者杀头，见死不救者也杀头”。晚上开动员大会，当夜就开始行动，许司令把十三团，十四团和清河独立团集中起来，兵分三路向“抗八联军”的二号人物，副司令蔡晋康的司令部住地——牙山展开围攻。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和肉搏，彻底打垮了蔡包子（胶东群众给蔡叫蔡包子），所属的“抗八联军”。到3月18日夺回牙山。蔡部大部被歼，小部分残余狼狈逃蹿、蔡本人也负伤逃跑了。这是许司令来胶东地区打的第一个胜仗。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我军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为此，大家纷纷议论：我们手里拿的还是那些枪，我们的人也还是那些人，为什么过去被蔡包子打败，还被夺去牙山？现在也是那些兵和那些枪，我们不但夺回牙山也打垮了蔡晋康，这是啥原因呢？许司令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他说：只有软弱的领导，没有软弱的兵，如果指挥员能敢于拚命身先士卒，当兵的也会跟上去，不怕死的拚杀，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在打垮蔡晋康和夺回牙山之后，许司令又马不停蹄的提出下一个作战计划。要趁热打铁，南下海、莱，向赵保元的“抗八联军”总部发起进攻。这时又有些领导人提出“刚打败蔡部，收回了牙山，应该让部队休整一下，也有人提出，打赵比打蔡难度要大得多；赵不但兵多而且战斗力也比蔡强，我们不能与强敌硬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许听到这些议论，气愤得大声叫道：青山保不住，哪还有柴烧呢？青山是打出来的，只有打垮了敌人，才能保住青山。许提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要立即发起进攻。我军士气正旺，赵保元已经乱了手脚，许司令分析了我军攻打赵部的四个有利条件，特别是我军能集中使用兵力，在战场上可以改变成压倒敌人的优势。许还提出：打蔡只是反投降作战的“序幕”。打赵才是“正戏”哩！
赵保元听说蔡部被八路军打垮，他已经吓慌了。我军南下攻打赵保元，首先夺取了胶东腹部的战略要地——榆山。赵为夺回榆山提出要在榆山同八路军会战。许司令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说：“正合我意，“会战就会战’送上门来的‘礼物’怎能不收下呢？”
4月27日赵保元倾巢出动，纠集了四千多人向我坚守榆山的部队发起猛攻，在此激战九昼夜经过多次肉搏，我军坚守阵地屹立不动，赵眼看对榆山久攻不下，更加着急，他想靠日本鬼子来扫荡为救命稻草。+但当时日军在西部扫荡已被我军拖得精疲力竭，顾不上汉奸奴才了。赵又向五十一军于学忠求援，于派出一个团到胶东来援助赵部，赵见援兵来了，又嚣张起来。赵再次收拾残部，在东北军一个团的支援下又向榆山猛冲过来。许司令大喊一声：“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他亲率部队冲向敌阵，指战员们都跳出战壕，齐声喊杀，随军民兵和当地农民也拿起铁锹锄头投入战斗，一时间枪炮齐鸣，杀声震天，许司令带着一个营冲向东北军，把一个团歼灭大半，剩下的少部分残兵狼狈逃回沂蒙山区。
这一仗打得赵保元全线崩溃。赵的“榆山大会战”变成榆山大溃败。但他还不甘心，又强迫群众给他修筑碉堡妄图依靠碉堡来长期顽抗。他知道我胶东八路军没有大炮来摧毁碉堡，那时连炸药都没有。许司令针锋相对来个碉堡对碉堡我们夜间发动群众配合我军在敌堡之间修成简易碉堡不分昼夜围困碉堡的伪顽军，使他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逼迫大群守碉堡伪顽军逃跑，有些战士直接投向八路军。赵见此光景不妙，又想办法把守堡的士兵用绳子，拴成七八个一串，防止个别逃跑，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串的逃跑。最后，弄得赵保元只好放弃碉堡溜之大吉。到41年7月27日，我军发起围攻，把赵保元的“抗八联军”全部打烂，并把他们的残部赶出了胶东腹部地区。
许司令指挥胶东的第五旅和五支队从三月15日到七月27日，激战五个月打了两个硬仗，生俘敌军8000多人，打散伪顽军两万多人。我军在作战中成倍增长，我根据地也成倍扩大，大大改变了胶东地区的战略局势。
通过上述反磨擦斗争，蒋介石企图通过李仙洲在山东各地掀起的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基本上都被我八路军打垮了。
经过这场斗争，我八路军更加壮大了，抗日根据地更加扩大与巩固了。当日伪军向我实行大规模“扫荡”时，我八路军也有力量对付他们，这正象毛主度讲的，蒋介石的反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三、记三九年春第一次反“扫荡”
三九年四月中下旬，日寇集中上万兵力，向我山东的北沂蒙山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敌人这次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我山纵司令部仍驻王庄。
由于国民党省政府，平时只顾大兴土木，搞挥霍，讲排场。把东里店当成“大后方”，很少有反“扫荡”的战略部署。当上万日军向东里店进攻时。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仓惶应付，手足无措。敌人未到东里店，他们一枪不发就狼狈逃窜了，省府机关乱成一窝蜂，各级旧政府也都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陷于土崩瓦解状态。
日寇未遇抵抗就侵占东里店，把沈鸿烈经营两年而又热闹一时的国民党临时省会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沈鸿烈平时自己手里的武装不多，全靠秦启荣的反共武装给他撑腰。当敌人大规模地进攻东里店时，秦启荣为保存实力，根本就不管沈鸿烈和东里店。只顾自己逃命去了。
尽管国民党军平时多半都是只反共不抗日。但在日寇大举扫荡时，我八路军仍然本着团结抗战的大局，主动配合友军作战。尽可能阻击日寇的进攻，掩护他们撤退。尽量减轻日军对他们的压力。当时的东北军，有些分散活动的营或团也来主动靠拢和配合我八路军作战。共同阻击敌人。
这次反“扫荡”开始前，我山纵司令部仍驻王庄。“扫荡”开始前的半个月，我们根据情报和针对敌据点的调动情况，就及时做了反“扫荡”的备战动员。每个战士和机关干部都进行了轻装，备好几天的干粮袋，清理文件。敌人进攻东里店时，山纵司令部及时离开王庄向北转移。主力部队都开往前方阻击敌人。警卫部队随机关担任警戒和掩护转移。山纵司令部经过东里店里，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焦土。随后我军隐蔽在山上。这时我们看到东北军的一些分散的营和连都来靠拢我山纵司令部一同行动。我在沂水城西的山上还碰到东北军一个武装排，用担架抬着梁漱溟先生爬山越岭，十分惊慌。梁先生要求张指挥让他随同山纵司令部一起行动，我们同意了。并派出两个战斗班来保护他，这样他才放心。梁先生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才安全渡过这次反“扫荡”。在这次反扫荡转移行军中，张指挥严厉指出：“在反“扫荡”中，司令部机关和后勤部门共有几千人的庞大机构，只有一个警卫营来掩护是十分危险的。”如果途中和敌人遭遇那要受到很大损失。行动也很不方便，为了避免损失，保护干部和行动方便。他主张立即精简机关和后勤人员；把大批机关干部抽出来组成工作团，分散到沂蒙山区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发展地方党的组织，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把沂蒙山区建立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决定成立沂蒙工作团，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民同志担任工作团长。后来又分成南北西个沂蒙分团，共有几百名干部。搭成两个县委的领导架子。
我和政治部的几十个干部，都抽调出来参加沂蒙工作团的工作。从此调出山纵机关。当时我对政治部的首长和同志们，感到非常留恋，但我表示要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到临别时，革命的同志感情促使我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同志们都勉励我：“老张啊！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革命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
我和其他同志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书包，在反“扫荡”途中奔向沂蒙工作团。
日寇对鲁中沂蒙山区的第一次大“扫荡”，虽然打击的主要目标还不是八路军，但在沂蒙山区的八年抗战中，它的确给我们上了第一次反“扫荡”的实习课。（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