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本世居泗水城西音义村，这村的村名，倒有点历史演化。公元1265年（元，至元二年）春，因置锦川县，县城由当时的城址，迁往现在的音义这个地方，建置锦川县治；同年冬，废锦川县恢复泗水县，县治复由音义迁回原址（即现在的泗水县城）。锦川：锦秀川河之谓也，这是对泗河的赞誉。自古有“泗河两岸气死天”之说，长年不息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两岸的白沙细滩，像年轻母亲敞开襟怀的酥胸，用她甘美的乳汁，哺育着两岸勤劳勇敢的儿女，泗河是条母亲河。她从无水患，又是一条幸福河。由此，千百年来也受到诗人墨客的关注，李白“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那是尽人皆知的名句；理学大家朱熹也曾“胜日寻芳泗水滨”，并写出了千秋丽句“万紫千红总是春。”在现代，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在革命初期以塾师为业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时，于他所在的广西紫荆山塾馆，又写出了“泗水文章流泗水，尼山木铎振荆山”的名句。郭沫若为“泗河泗水大桥”挥毫题名，更为泗水增辉添姿。泗水又是名贤大儒、思想家注目之地。为说明这地方曾建置过县治，又因该地地处泗河之南（河南为阴、河北为阳），故该地即取名为阴邑。邑，城邑，县治所在地也。阴邑这村名一直延用很久，但时间长了，特别是后来发生过几次不祥的事件，人们就与阴阳学说联系在一起解释了。阴阳学说本是人类早期对客观事物观察分析的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方法，用阴阳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互相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在不同事物之间又有不同的解释与应用，而阳世人间与阴曹地府又是人们对生死存亡祸福凶吉的认识所在。因此，阴邑这村名就被认为不吉利、不好听，越听越别扭，遂下决心用同音字“音义”改换这个村名，这就是阴邑改为现在通用音义村的历史演化由来。公元1918年，马洪本就出生在现在的西音义村。
马洪本系独生子，其上有姐姐三人。父，宪铭公，曾就读于早期县师范讲习所，因染顽疾久治无效而辍学，后发展为痼疾沉疴失去劳动能力。母，城南五里庙王氏女。马洪本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在县城读完高小后，入县立师范讲习所，1935年毕业。校长汤庆元先生是泗水近代教育之先躯，他严以律己、治学有方，辛勤耕耘，培育桃李，为废塾馆办学校，开创泗水近代初级教育培养师资，奠定了基础。本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日战争及后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经济建设时期，泗水县师范讲习所毕业的学生出现了不少优秀分子，不少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马洪本就是其中的一员。
马洪本父亲患病多年，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务事自然落到了母亲王氏肩上。故此，洪本师范讲习所毕业后，至“七·七事变”爆发的两年中并未任教，只在家中帮母亲料理家务，那时他才是不到二十岁的年青人。
还在求学时期，马洪本即与吴秀森（彭彬）、曹恩榜（济舟）等人结有金兰之盟，这是当时朋辈之间至交的一种结合方式。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初泗水城被日军占领，这时吴秀森已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抗日救亡工作，他又发展马洪本为中共党员，这是马洪本离家以前的事。
马洪本离家去鲁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是尖山村。笔者与洪本系姨表兄弟，故洪本到尖山除系必经之路外，更重要的是到尖山我家向我父母告别，并托我父母分神帮助其离家后的家务事。我记得那天他到我家谈的第一个见闻，就是他路过滋临公路时，正赶上日军的汽车队由西向东往泗水城方向驶去，他在远处隐蔽在林茔中一个坟头的后边，看的很清楚：日军车队的前导架着机关枪，太阳旗很是刺眼，日军头目举着望远镜，向远处指点着什么。当谈到这些情景时，洪本愤慨地说：“大好河山，岂能让外寇践踏？”他在我家吃了中午饭，与我父母谈了些他离家后请我父母照顾其家庭的事，说下午要到三岔河曹恩榜家去。这是洪本离开泗水家乡时的最后一幕情景。
马洪本参加革命后，先做民运工作，这工作使他更多地接近民众，了解到广大民众的疾苦和赶走日寇过太平日子的迫切愿望，后被派往沂水县岸堤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夏天，由中共鲁南区党委委派，任中共滕东县委委员兼县大队政治教导员，当时他用的名字叫“纪农”。为便于开展工作，那时滕东县委对外公开的名称是滕县抗日工作团。1941年11月，滕东县改为滕峄边县，滕东县大队即改为滕峄边县大队。县大队下属一、二、三中队，约二百余人，经常活动在滕东、滕西和邹、费、峄的边缘地区。
马洪本虽生长于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自幼生活条件较为优裕。但自奔赴抗日前线后，经党的教育和实际工作锻炼，很快成为一个年轻有为、作风干练、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与士兵打成一片的政工干部。据当年滕东（峄）县委书记王丹墀同志（建国后任武汉市邮电局党委书记、局长，现离休）的材料说：“纪农同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一到县大队就能和部队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给战士上政治课，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像八路军一样保卫老百姓的利益，还教战士学文化、学唱歌。住老百姓家中，还为老百姓担水、扫院子，这些活动纪农同志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深受战士的欢迎和尊重，同时也受到老百姓的赞扬。1940年以后是山东抗日军民最艰苦的年代，加之敌伪的封锁扫荡物资条件极端困难，当时滕东山区连年遭受灾荒，老百姓生活很苦，吃的是高粱煎饼、菜窝窝头。县大队生活也是艰苦的，一日三餐有时还不能按时开饭，纪农同志能吃苦耐劳，站岗查哨，风里雨里不怕苦、不怕难，多次受到县委的好评。”（引自王丹墀给泗水县政协文史委的信）
1942年6月，县委决定派纪农同志和大队长李贵宾同志带一个中队（约七、八十人）去滕西打游击，打击日伪地方势力，向群众宣传八路军抗日胜利消息，扩大我军抗日影响。后回到滕县二区中顶山，刚住下部队还未来得及休息，就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包围。马洪本与大队长李贵宾迅速商定，组织精干兵力冒着敌人的严密火力封锁，打开一个突破口率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重围，迅速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向西到夏镇附近住下。他化装去夏镇观察了解情况，在一个饭店里，不意露出了所带的匣枪，即被国民党滕县县长周同所部之保安一中队长郝玉福的人发现，郝部以国共协商共同抗日为借口，将马洪本强行武力挟持而去。当时，山东南部的津浦铁路以西、陇海铁路以北、微山湖东一带属老滕县政区，各种势力在这里交错，系国、共与日伪共同争夺的一个狭长地带。这时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敌、伪、顽各种势力都集中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尽管表面上还维持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但摩擦却愈演愈烈。马洪本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历史大背景下被强行挟持而去的。马洪本被抓去后，迅速转到夏镇以北之马家寨郝玉福部驻地。大队长李贵宾找到附近一个村长，动员他去探听情况，该村长回来只说是“该村住的是国民党周同县长的保安一中队郝玉福的人，他们都说没见到纪农其人。”大队长李贵宾又去找中共滕西县委统战部长马奉莪同志，请他去郝玉福部要人，马到郝玉福部后，也没查到纪农同志的下落。不久，中共滕西县委书记生碧泉同志、统战部长马奉莪同志和县的武装力量，都被国民党周同部逮捕缴械，生碧泉等同志在这次事件中也被杀害了。
马洪本同志被捕后，县委多次开会研究分析情况、并直接向周同部要人，然而，他们都装作不知此事，均无后果。事后，经由当地群众和郝玉福部住的房东还有从郝玉福部内传出的消息说：郝玉福以谈判协商抗日为借口强行将马洪本武力挟持至郝玉福部驻地马家寨，并限制了马洪本的行动自由。那时洪本年轻气盛，缺乏斗争策略，愤怒指责周同、郝玉福等人蓄意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消极抗日行径。而郝玉福又是一介武夫，兵痞无赖，易被激怒，马洪本则寸步不让，严厉指斥郝玉福的暴行，双方形成顶牛之势。郝玉福一怒之下下了毒手，将马洪本杀害后，丢到河里去了。一代民族精英、抗日战士就这样惨死于国民党顽固派之手，马洪本时年二十四岁。
此一暴行是触怒了天公，还是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激情？据当地群众说：“当晚天气闷热，就在马洪本被杀害抬到河里时，乌云翻卷，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铺天而降，古老的大运河急流汹涌，微山湖上波澜澎湃，推动着历史潮流奔腾向前”。正如马洪本生前所说：“为完成全民族伟大历史使命，直到把日寇驱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泗水县人民政府为表彰马洪本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英勇壮烈的就义行为，特制巨型匾额一幅，悬挂于马洪本住宅正厅中央，匾额上书写四个金光灿灿的大字：“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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