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从“七·七”事变后的三七年，俎徕山起义开始创建的。到三八年八月，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开进沂蒙山区岸堤一带，正式开避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三八年冬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简称“山纵”）正式成立，把分散全省各地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组成了由山纵统一指挥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是战时山东省级军政领导机关常驻的地方，形成全省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所以对其他兄弟根据地，常以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来代表山东抗日根据地。
一、成立“山纵”
三八年底，中共山东分局驻岸堤时，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简称山纵）。山纵总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长王建安。
山纵成立时，相当于师级单位，直辖八个支队（等于旅级），分驻全省各战略区。沂蒙区有一支队，滨海区有二支队，清河区（后改为渤海）有三支队，泰山区有四支队，胶东区有五、六支队，鲁南区有八支队。（七支队驻何处我记不清了，可能驻湖西区）。以后又成立若干地方性的游击支队，如：鲁南区还有沂河支队、运河支队，这时部队番号都统一了。
在山纵司令部成立之前，有些地方游击队的番号是重复的，如：清河区有八支队（司令是马保三同志）和十支队（司令是李人凤同志），同时鲁南区也有八支队（司令王麓水）和十支队（司令是于翁），后来都统一了编制和番号。
各战略区的支队都直辖若干个团和县的独立营。在山纵司令部成立时，为了充实和健全山纵领导机关，由各单位又抽调一些工作人员到山纵机关。这时分局的文书科里，也抽调我和凌育生两人到山纵政治部的文书科工作。我在分局文书科工作了一个多月，刚刚熟识了，同志们相处也很好，我感到有些留恋。但想到入党时张毅同志曾告诉我：“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需要和统一分配”时，我也就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走向新的岗位。
我和小凌带上介绍信从岸堤出发时，山纵司令部已经先走了。李秘书长叫我俩直接到北沂蒙的王庄去找政治部报到，当天下午翻过几座大山，赶到北沂蒙山区的王庄时，司令部也刚到这里，宿营地尚未分好，我俩走到街上问同志们：“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都驻在北头的天主教堂里。我们直接走进教堂的大门。看到两位首长在站着谈话，其中之一是郭洪甫同志，我认识他，便走向前行了个举手礼，问道：“郭主任，政治部住什么地方？”他哈哈大笑起来，告诉对面身穿灰色旧棉军装的首长说：“老江啊！，你的兵来啦！”他向我们介绍，这就是你们政治部的江主任，江华同志。”江主任热情地给我们握握手，讲道：“好吧！你们跟我来。”他带我们到教堂的三间北屋，他对屋里的一位身穿灰色旧棉大衣的女同志说：“这两位同志刚来，你安排吃饭和休息。”旁边的一位男同志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我们组织部的吴部长，吴仲廉同志，你们把介绍信交给她吧！”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准备休息了，我看到屋里用茅草铺成很长的通铺，有二十多个男同志都要睡在上面；其中这位女同志，她只有三十岁上下，也要睡在此地。我参军后，这是第一次要和女同志睡在一个通铺上，感到很不习惯。而且她把我们两个安排在她身边宿营，我感到很不自然，迟迟地不肯躺下。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便告诉我：“同志啊！你们还封建吗？小鬼，还怕什么？你们就在我旁边睡下好啦，战争环境，经常都要过这样的生活，以后就习惯了。”在王庄住了四五个月。山东分局和山纵司令部移驻王庄时，干校未动，仍驻岸堤。到了冬季，他们的学习生活，比我们二期干校更加艰苦了；冬天洗面无热水，师生都到汶河里打开厚冰取水洗面。我从《大众日报》上常看到有关干校师生艰苦学习的生活报道。
我从干校结业，进入省机关工作，由岸堤到王庄这段机关生活，使我深刻感觉到革命的领导机关也象个革命学校，作为初出茅庐的革命战士，在领导机关工作，对自己接受革命教育，增长理论知识是很有利的。
山东分局和山纵司令部，驻在王庄的这段时间，为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整顿机关、培养训练干部和发动群众方面，成绩很显著，政治部的领导骨干，多半都是江主任从延安杭大学生中抽调来的。例如：宣传部代部长于平、秘书主任王觉、总务处长赫亮、敌工部代部长范筱文等，都是杭大学生。原来的文书科长也是杭大学生。他们都经受过较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都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我们青年同志都把他们看成老师。
在革命战争环境里，机关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十分重视，学习制度都能坚持经常化。驻王庄时，机关党支部书记是解瑞夫同志，他有个绰号，大家都叫他：“老红军”。党支部规定，每周六下午过党日（开党小组会），每周三党员向小组长个别口头汇报一周的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还规定每天早上坚持一至两小时的政治和文化学习，每天晚餐后做驻地群众工作。机关干部能看书的都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学习文件和油印的党机关报，不识字的上文化课。我后来调收发室工作，曾负责给通信班战士上文化课。当时缺乏革命书籍，日常的政治学习，主要方式是请领导机关首长作报告，然后分小组讨论。我们驻王庄时，曾经较系统地学习了郭主任的哲学报告，总题目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他在教堂院子里讲了四、五个半天。江主任给我们讲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等专题。我们听报告时向他提问：你看抗日战争要打几年，我们才能胜利？”他说：“我个人估计，大概要打他个三到四年吧！”我们说：“哎呀！时间太长啊！”他补充道：“三、四年可能还不够呢！”还请于平代部长讲了《列宁主义问题》。结合各种节日和革命纪念日，常举行军民联欢大会，机关干部战士大会，请首长作报告，会后还常举办文艺演出。这也是一种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形式。机关的学习文娱生活搞得很活跃，干部战士都有一股旺盛的革命热情。
我记得刚到王庄不久，过阳历年和欢迎延安来的干部时，都举行了文艺演出。延安来的杭大学生，演出了大型话剧《流寇队长》。靳怀刚（他是北洋军阀靳云鹗的儿子）主演流寇队长、卓明（后来的宣传科长）扮演女浪氓“大红鞋”，于平（后来的代宣传部长）扮演吴老憨，徐源泉（后来的杭大五分校教务主任）扮演老学究沈暮铎。在王庄后面的晒场上举行了几千人的军民联欢大会，演出得很成功。
我们在这里还热烈欢迎了从国民党中央派来视察敌后抗战工作的特派员梁漱暝先生。后来在反击敌人春季大扫荡时，他要求跟随八路军山纵司令部活动。我们派了两个战斗班来保护他。他当时表示十分感激，说了很多好话。但他不久回到香港答记者问时，又翻脸不认帐，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破坏团结”，“游而不击”等等。我们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可笑。为了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三九年春天，在王庄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群众大会，大会开得很好，还请国民党沂水县党部代表到会讲话。这位先生身穿灰色棉布长袍，面色黄瘦，都说他象个大烟鬼，讲话少气无力，一句一个“我们”，讲了不到十分钟的话，光“我们”就讲出几十个，台下的听众都称他“我们”先生。
过春节时，在王庄教堂后面山上的天主教礼堂，举行了春节军民联欢文娱晚会，会上请黎政委做了政治报告，会后举行了文艺演出，都是机关干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我也参加了演出抗日救亡话剧《一条活路》。为了创建巩固的沂蒙抗日根据地，省机关到北沂蒙后，发动起各部门的干勤人员，除了坚持紧张的日常工作外，大力开展了业余的驻村民运工作。向驻地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发动组织群众救亡团体。我们到这里时，由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长期反共宣传，群众对我们不敢接近，尤其是年轻妇女，不敢穿新衣裳，故意把脸上抹得象鬼一样。我们首先接近贫苦农民，分散到各家进行访问调查，帮助他们干些推石磨、挑水、扫地等劳动活，不怕他们家里脏、衣服破。热情地把贫农的娃娃抱在怀里亲吻。他们马上劝阻：“老总啊！可别亲他，脏死了。”我们说：“大娘，不要叫老总，叫同志，不要紧，娃娃不脏，蛮漂亮嘛！”慢慢地贫下中农先与我们接近起来，很快地影响到各阶层群众也都和我们接近了。开会时他们也敢参加了，不愿参加的也不勉强。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广大群众组织到各种救亡团体里，一般地都是先从抗日救国儿童团和青救团组织起，因为青少年顾虑少，比较容易教育和发动。我记得有省青委派来的一个姓李的小同志（十三四岁），他来找我去帮他到各村发动组织儿童团。我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带他走访了王庄周围的七八个农村，不到两周时间，把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为了加强青年工作，政治部设立了青年科，由杭大来的学生张迅如任科长。开军民联欢大会时，儿童团最活跃。我们在王庄开展民运工作中，还发现了一些谣言，其中一个是说：“谁参加八路军都要事先割掉“鸡巴”（指男子的生殖器），否则八路军不要的。”这个谣言是怎么出来的呢？八路军开到北沂蒙山区以前常有国民党军队驻这一带，有些半明半暗的土妓女生意很兴旺，八路军一来，她们都没有生意了，都感到奇怪，就胡猜：“八路军也是人，他们怎么与国军不一样呢？”想来想去，想出个道理来，“谁参加八路军，事先一定要割去“鸡巴”，不这样他就不安心不坚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别看谣言滑稽可笑，当时对发动青年参军倒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有些青年想参加八路军，但有顾虑不敢来报名。问他：“怕什么？”他们说：“怕割鸡巴，不敢来参军。”有的青年在战士们小便时，让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知道八路军不割鸡巴。时间久了，这种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随着儿童团，青救团的成立，其他救亡团体如：农救会、妇救会、农民自卫团、民兵也都接着成立起来了。在广大群众组织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民主改造村政权。儿童团和民兵自卫团成立后，都自动扛起了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只有把群众各种救亡团体都组织起来，改造了村政权，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经常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到这时抗日根据地才算建立起来。
在八年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前期，领导机关和战斗部队，都把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救亡宣传教育，当作经常性的重要任务。正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八路军新四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
三九年的春天，北沂蒙山区，曾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中心，中共山东分局和山纵司令部驻防王庄，国民党山东省的军政机关，驻在王庄东北方向三十五里处的东里店，相隔三十多里路的两个战时领导中心，简直象两种社会两个天下。人们走进王庄地区，到处是辽亮的抗战救亡歌声，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处是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到处看到各种群众集会，王庄军民逞现一派艰苦奋斗，蓬蓬渤渤的抗战救亡群众热潮；八路军和农民群众形成鱼水般的亲密团结关系。人们再走进东里店时，气氛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到处大兴土木、大戏院、大会堂、高级旅馆、电影院和官员住宅，他们妄图把战时的东里店修建成第二个山东省会——济南。虽然是抗战困难时期，他们被迫逃出济南，流亡到北沂蒙的山沟里，但照样大肆挥霍，花天酒地，大讲排场；原来的穷山沟，一时变得热闹反常。但是好景不长，到三九年春夏之交，日本“皇军”一次“扫荡”，就把这些都化为泡影了。（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