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沂蒙山区进军
为了扩大武装并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三八年的八月上旬，山东八路军四支队二团接到上级命令，停止攻打东蒋，向沂蒙山区进军。
我和赵连长、卞洪坤、刘班长四人，由旦埠区返回腾县时，二、三团已撤出东蒋阵地，正在准备出发。
那天上午，谢营长先集合全营战士，为英勇牺牲的八连王连长举行了追悼会。
接着，谢营长布置了向沂蒙山区进军的任务和行军要求。
提前开过午饭，三营和团部一起从东蒋地区出发，朝东北方向挺进。
八月的腾县山区，微风吹过，也是一股一股的热气。走到山顶上，才感到有些凉爽。但山上树木稀少。有些山上草都不长，只看见红褐色的石块。行军的行列像一条长蛇，翻山越岭，在起伏不平的山路上，蜿蜒前进。
二团的钱钧团长和汪洋政委。一路都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号和体弱的女同志骑了。钱钧团长人虽瘦长，走路倒很轻快。他脚穿着草鞋垫，头戴米黄色防雨帽，披一件灰色的长雨衣。腰里的窄皮带上挂着一把小手枪。团部的几位首。长，一路上谈笑风声。钱团长还有时到前面看看，有时去后面看看随时注意有无掉队的同志。
三营的谢营长有马也很少骑，只有营教导员孙皓同志，由于生脚气病不能走路，才骑在马上。我们九连走在后面，我和一排的政治干事张子昇同志走在一起。他向我讲述了廖容彪司令，为了掩护群众撤退。英勇阻击敌人的战斗故事。由于廖司令一贯爱护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抗击敌人。泰山地区的老百姓，都叫他“廖菩萨”。他又讲到钱团长：别看我们团长人那么瘦，平时像个教员，文质彬彬的。他打起仗来却非常勇敢，有一次反顽战中打秦启荣的部队时，有一颗飞子把他的帽子打掉，人未受伤。他从地上把军帽捡起来，拍了拍土，仔细一看，帽沿上打了个洞，他满不在乎照常和大家开玩笑，笑了笑说：“这小子枪法倒很准哩，可惜他打偏了一指多”。
当天下午太阳落山时，队伍到达费县南部的梁丘（鲁南老百姓叫“狼丘”）这是鲁南地区的封建堡垒之一。里面几十户大地主，长短枪有一百多支。有坚固的石头围墙。过去在北伐时期，兰陵起义的农民军，曾围攻梁丘一月有余未攻破它。这次二团夜间行军经过该村时，围门不开，围墙上布满崮哨，不让我们进村。我们为了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全团同志都在村外的大路两旁就地休息。他们没有鸣枪，看到我们在村外露宿休息，比较放心了。一会儿给我们送出开水和煎饼来。我们吃了点开水和煎饼。天不亮就互相叫醒，起来向蒙山进军了。到第二天上午八时，二团先头部队到达蒙山前的紫荆关附近。后续部队也都能抬头看到那高耸入云的龟蒙山，都齐声喊叫“蒙山到了！蒙山到了！”
的确名不虚传。远看蒙山高耸入云，走近一看的确气势磅礴。自古以来，它就给山东人民留下许多美丽的神话和动人的传说。我童年时代，生长在鲁南地区，家乡流传着一首童谣：“抱犊崮、万丈高，不到蒙山半截腰。”前者是鲁南地区最高的山，虽不到万丈，蒙山却比它要高得多。我先头部队已进入蒙山前的险要关口——紫荆关。后续部队也先后到达此地，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吃了中饭。午后，由此进入蒙山向北陆续前进。蒙山位于山东中部，东西走向，绵延数百里。由紫荆关进入蒙山，南北宽约三十华里。到中间最高的分水岭，是九女关。传说古时候，有九姐妹曾在此占山为王。高山顶上的这道关口，可称得上天险要塞。在古时候也算是“一夫挡道，万将难抵”的险要之地。我们往上爬时，活象爬墙壁一样。到山上，居高临下，眼不见底。翻过九女关口，再往北去是陡峭的下山坡，羊肠小道，十分难走，一不小心就要滚下深谷。有的同志边走边叫“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下午三点多，终于走出蒙山这道峡谷。出了山口就是蒙阴三区的政权所在地桃墟镇”我们在此地休息了半个小时。翻过蒙山，大家都累得全身是汗，两腿发酸了。谢营长走来给大家鼓气：“同志们，累不累？”都说：“不累”他又说：
“同志们，要继续加油啊，目的地快到啦，前面不远就是岸堤镇。”
行军的大队，离开蒙山后的桃墟，向东北走了两三个小时，谢营长又来鼓励大家道：“同志们！再加把油啊！目的地快到啦！前面不远就是岸堤镇，要把队形整好。步伐整齐地开过去”。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岸堤西门外。我们全连同志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走着整齐步伐进入一条东西街。几分钟就走出东门，向南转弯，进入汶河北岸上的一片树林子。这时三团也赶到此地，二、三团的战友胜利会师了。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啊，先到此地的二团同志齐声高呼口号：“向三团老大哥学习！向三团老大哥致敬！”三团的同志们也向二团高呼：“向二团老大哥学习、致敬！”过了不多会儿，两个团的同志突然又发出热烈掌声、吹呼声，我一看，原来是四支队首长廖容彪司令和林浩政委来了。
瘳司令先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啦！”大家齐声回答：“首长辛苦啦！我们不辛苦”他继续讲道：“我们二、三两团，按照原订计划，按时到达沂蒙山区的岸堤胜利会师了……。”接下去是林政委讲话，他满口胶东腔，人很瘦小，像个中学生，看上去只有二十岁的样子，带着银边的近视眼镜。他的讲话还带着童音，我们身边的同志低声说“政委这样年轻啊”，有的应合道“这正是少年有为啊”。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我们三营要随团部到岸堤东面的沂水五区的依汶庄驻防。离开岸堤镇，又走到天黑时，赶到依汶庄开晚饭。晚饭后，我们三营又回过头走了三、四里路，到隋家店子宿营。我们九连随营部一同驻在此地。我在这里住了不到十天。中间落过一场小雨。雨后，我在街路旁的石板上，看到透明的石块里钳着许多像小燕子模样的东西，大小都差不多，我很奇怪，石头里面钳得是什么东西呢？当时弄不懂，到后来，阅读过古生物学，才晓得这是古生物化石。可能是三叶虫。三营到隋家店子驻防不到一周，三排的房排长向连长请假回家结婚了。他走后给赵连长留下一封信，言明：因为他是独生子，婚后可能不回部队了”。他准备在鲁南当地做些抗日工作，房排长走后，由卞洪坤接任三排长。
这时，刘班长告诉我：“现在八路军干校二期快要在岸堤开学了。梓云，我看你可以向连长要求一下，进干校学习吧！”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我向刘班长说：“如果能让我去学习，我太高兴了！就怕连长不同意我去。”他说：“你和连长很熟嘛，可以向他当面要求一下，也有可能让你去的。”我说：“好的，我马上去找连长。”
我到营部找到赵连长，他正和谢营长谈话。看见我去找他。便问道：“梓云，你来有事吗””我说：“找你有点事商量，”他问：“什么事？”我说：“听说岸堤干校快开学了，我想要求去学习，你看怎样？”他当时好像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便考虑了片刻时间，又转向谢营长，问他：“营长，让梓云去学习你看怎样？我原打算叫三排长去的，他因请假回去结婚，回来可能赶不上了。”谢说：“好，就让他去干校学习吧！”我当时听到营长同意我去干校，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接着，我和赵连长一同回连部，路上他问我：“梓云，你这回可高兴了吧！”我说：“谢谢你的大力支持，我太高兴了！”他说：“去干校要认真学习，毕业后不一定再回到这里，革命工作嘛，哪里都一样，过一些时候就熟悉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去啊？”他说：“明天就要带着营部的介绍信，到岸堤干校报到。”
当天晚上，交代了我担任的九连文书工作，同志们听说营长批准我去干校学习，都高兴地向我祝贺。
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到营部拿介绍信，营长出去了。他的弟弟谢惠三在营部。他早知道了，见了就叫道：“老张！你来拿学习介绍信吗？我给你写好了。”谢惠三是三营营部的司务长，他当时很年轻，人很活泼（后来改名谢辉）。
我离开三营驻防地——隋家店子。上午十时即到达岸堤干校。校部驻在南门里原来的小学里，我直接找到教务处，把介绍信交给教务处长李浩然。旁边还坐着校长孙陶林，孙还有个外号是“孙大炮”。我拿着简单的行李包。跟着一位同志带我到三间北屋里住下。原来是小学的教室。这时，里面都用茅草铺好了地铺。早有很多同志躺着坐着说笑。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年龄也相差很大，年纪大的有四十多岁的老红军，小的有十五、六岁的小八路，我是比较年小的一个（这时十九周岁）。
带我的同志向里面的班长介绍：“新来的这位同志，名叫张梓云，先住在你们班里，以后统一编班再调整”。
这样，我就在自己的革命历史上，第一次走进革命学校，这就是：八路军山东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简称“岸堤干校”（因为校址在岸堤）。
四、岸堤干校的学习生活
三八年的九月十八日，八路军山东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的五百多男女学员，在岸堤举行了开学典礼。这天上午，全校师生都聚集在校部院内，由校长孙陶林同志主持了开学典礼仪式。他先宣布：“现在请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名誉校长，山东省第三行政专员张里元先生给我们作指示。”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他开始讲话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后来的声音越来越响了。由于听惯了革命部队首长的报告，再听国民党专员的讲话，便感到平淡无味了。只听他讲了许多客气话。他讲话的内容当时的印象也不很深，大约讲了一个半小时。接着是孙校长的开学报告，他先介绍了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的教学情况。那是在行军作战中完成教学任务的。现在是第二期开学；提出了本期干校的学习内容和教学计划。也介绍了校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兼职，专职的任课教师。教务处长是李浩然，专职教师有徐仲麟担任社会发展史课。另有兼课的几位山东区委的首长。例如：有统战部长郭子化任统战课；参谋处的罗华生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课”；组织部长程照轩任近百年革命史课；还有赵参谋任军事常识课。大部分课程都是省机关领导同志兼任的。专职教师很少。学习时间是两至三个月。
开学之后，曾集中校内进行了一次考试。油印了一张考卷。在考场上我发现九连一排的政治干事张子昇同志也来学习了。他坐在我旁边。临时分发了考卷，我一看考试题目，几乎绝大部分都不懂，因为我平时未学过。答到每个难题时，我就低声问张子舁，他也就耐心地告诉我答案。我问一个答一个，我看他一张考卷基本都答完了，我只答了一半，也都是他告诉我的。我还记得考卷中有这样一些题目：“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人类是怎样发展来的？”“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等。当时我对这些问题都是一窍不通。
开学不久，我就接到校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孙校长把我叫到教务处，告诉我：“有两封重要的信件，想请你直接到鲁南走一趟，要交给他们本人。路上要放好。先到临沂城西的石埠送给杨士法一封，再到城南三重镇给丁梦荪同志一封。因为你是鲁南人，去比较方便些。这路不知你是否熟悉？去有没有困难？”我说：“这路我熟悉，没有什么困难？”他说：“这就很好，最好是今天就动身去，争取早些回来。你回来时可能还有些人和你一道来，路上更方便些。你去可以再经过桃墟到紫荆关这条山路……”。孙校长把两封折成三角形的绝密信交给我，又给了我一元银币做路费。他还问我：“路费够不够？”我说：“足够了，有多余我再交回”。
当天上午我就起身向鲁南出发了。沿着校长告诉我的路线，第一天我就翻过蒙山，又赶到地方吃晚饭。再次见到刘次公，告诉他：“我已到岸堤干校学习。”他表示很高兴，并问我：“子平情况怎样？”我说：“他很好，仍在原来的连里担任连长。”我又说明这次要到石埠和三重丁梦荪处送两封信。并问他：“去非还在甘露寺吗？”他告诉我：“甘露寺你不用去了，去非已经离开那里，你可直接到石埠去找杨士法好了。”我第二天离开地方镇又经过费县城，直接奔向石埠。过午一时，我赶到第一个目的地，看到石埠村边，仍有一群男女青年学生在树林里上课。我走上前问他们：“杨士法在这里吗？”正在上课的一位教师走过来说：“我就是杨士法。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从岸堤八路军里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便说：“我们到东边去谈吧！”我俩漫步走到石埠村东头，杨批评我：“你可知道这是个什么环境啊？你怎么好说从八路军里来啊？”我先把信交给他，信是分局组织部长史秀云同志写的。我又问他：“你旁边那位是什么人？”他告诉我：“站在我旁边的是自家人，他是肖芳洲，站在远处的是魏秀峰，可要注意他！还好，我们交谈他没有听到”。
士法告诉我的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对于肖芳洲同志，我在兰陵拉抗日武装时就听子平谈起过。这是初次见面未能交谈，后来我们南下进杭州时，他曾任杭州市府教育局长，是我的直接上级。至于魏秀峰，他后来走向投敌反共的汉奸道路。他成了山东的大汉奸刽子手王洪九的反共总参谋。王在他的阴谋策划下，成了山东鲁中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汉奸武装，曾杀害了不少地下党员和民兵，村于、抗属等爱国群众。这些都是后事了。
我到石埠未停，太阳要落山时我又赶到三重镇。径直走进原来的小学校。当时梦荪不在这里，只有他爱人郑停云先生留在此地。她热情地招待我吃了晚饭。吃饭时她告诉我：“老丁带着青救团的同志们到南面的庄坞，涌泉活动去了。你今晚在这里休息，明天吃过早饭再去。可先到庄坞打听一下，如不在那里，就到涌泉小学里去找他们，两个村庄相距不远。”我一个人在原来住过的教室里的课桌上宿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告别了丁夫人，就奔向南面的庄坞去了。路上经过杨家河湾时，曾碰到几个青救团员扛着大枪押送一个名叫王廷玉的汉奸地主。进了庄坞西门。一打听村里人，他们说：“老丁已不在这里，到南面的涌泉去了，离这里不远，你可到涌泉的小学里去找他们。”我接着又到涌泉小学校里，找到了丁梦荪和孙明光、石涛等同志。我把信交给老丁，他看了信，叫我先吃中饭。当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的家就在兰陵镇，家里还有祖母，年纪很大了。我想趁此机会回家去看看。”梦荪说：“可以，你明天去家一趟，路上要小心，可多问几次。兰陵镇未驻敌人，但常有敌人经过那里，要提高警惕”。他还说：“到家住一两天，争取早些回来。你回来时如果我们离开了此地，你可到三重去找我”。我第二天早上离开涌泉，当天过午赶到横山，打听到兰陵近几天没有敌人通过。吃晚饭时我赶到兰陵家中。又见到了分别数月之久的奶奶，好像离别多年似的，她老人家看到我回来十分高兴。这次没有流泪。她问我：“你找到子平哥没有？”我说：“找到啦！他还叫我进岸堤干校读书呢？我这次回来是上级派我有任务来的。”奶奶问我：“你在家住几天回去？”我说：“顶多两天就要回去”。
我回涌泉时，没有再经过横山镇，是从兰陵东门外横穿过郯枣公路向东北去的。临走时，我奶奶恋恋不舍，拄着拐杖把我送到公路边，眼看我平安穿过公路，走远了她才回家去，我几次回过头看奶奶，她仍站在公路边上，擦着眼泪目送我这个宝贝孙子。我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奶奶，因为这次走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想到这里，我也流下了眼泪。
当天，走了九十多里，又赶回涌泉小学校。这时临郯青救团还住在这里。梦荪告诉我：“还有几位同志要和你一道去岸堤。”在涌泉又休息了两天，我们一走离开此地先经过三重。又停留了一天，我们共有十来个人，一同出发奔向西北面的蒙山走去。这一次同行的人有：贾丰、张垣甫、肖明、胡静、刘新、陈福德，还有王川等人。我们返回岸堤时，是经过东蒙山的白马关，未走紫荆关。两天半的时间赶到岸堤干校。我又见到了孙校长。他说：“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先回班里休息，明天听报告。”我把未用完的路费都交回教务处。来回路上只用了几角钱。
九月下旬，在校部院子里听了山东区委书记郭洪涛同志的政治报告。题目是：“如何坚持苏鲁豫皖抗日游击战争”。他的话，有浓厚的陕西口音，大部分我能听懂。接着又听了四支队政治处主任钟辉同志的形势报告，他一口的南方话，我很少听懂。还听了参谋长童陆生的军事报告，他一口四川话，我还可以听懂大部分。到第二天，由组织部长程照轩同志全文传达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一指导八年抗战的战略著作。
上课不到两周，又进行了重新编队。五百多男女学员共分成四个队上课。第一队是军事队，驻北面的局埠村；第二队是政治队，驻汶河南岸的塘子村；第三是民运队，驻岸堤西北方向的白佛寺庙里；第四是青年队，驻岸堤校本部。（岸堤小学）。我还记得发生过这样一件小波折，原来三队的名称叫“普通队”。有许多同志对这个名称不满意，向校部提出意见和质问。“为什么给三队起这个名称？我们不同意。”后来孙校长到三队的临时住处做了解释，说明三队是准备培养地方干部的，有军事，有政治，也应当有地方工作干部。创造抗日根据地怎能没有地方干部呢？既然大家不喜欢“普通”这个名称，校部决定给三队命名为“民运队”。这样一来，大家就没有意见了。我们有个同学名叫朱铁的，在于校结业后不久，就担任了太南泗水县行署的主任。
此后，经常性的课程，都有专职和兼职教师讲课。教师分别到各队驻地来上课。如果是省机关首长做报告，就把四个队都集中到岸堤校本部上大课。他们平时上课时，都到白佛寺来。我们三队约一百五十多人，都集中在庙前松林里每班坐成一行。全队排成方块形状，坐在各人背包上听课。教师利用坟墓前的石碑当黑板，没有粉笔，就用烧饭的黑木炭头代替粉笔，在石碑上边讲边写。同学们无课本，每人自备两张白光纸钉成本子，自买一支铅笔，边听课边做笔记。我开始听课，有些话听不懂，笔记也记不全。怎么办呢？我就设法钉了两个本子，上课自己尽量记。另一个本子留到下课后，借用记得完整的同学的笔记再重抄一遍，这样不但笔记比较完整，对加深自己的记忆和理解也有好处。就这样，我把每一课的笔记都抄写得很整齐清楚，到后来对每位教师的讲课都能听懂了。基本上也能记得清楚和完整了。
我们驻白佛寺学习期间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由于我军进入沂蒙山区初期，尚未建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群众性的救亡团体还没有普通建立起来。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供应还要通过当地的国民党旧政权。虽然国共合作抗日的关系重新建立，但有很多地方旧官员还有意来卡我们。其它生活供应就更不必说了，单在口粮供应上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干校的师生和领导干部，每人每天都只有老秤六两小米的供应标准（按十六两秤计算）。每天只能吃两餐稀饭，根本就吃不饱。驻在白佛寺南面，局埠的军事队更加困难。他们除了革命理论课之处还要进行军事训练，由于吃不饱，他们的军事训练和早操都暂停了。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全体学员一般都能顶得住。但也有个别小同学发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队部领导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事情发生在两个小同学身上，他们夜间到外面农田里解大便时，把身边的地瓜挖出两块吃了。同学们听到庙里的老和尚在议论此事。建议队部注意挽回影响。三队原来的政治指导员是张泽生同志，他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及时查明此事是三队的两位小同学（杨二黑和范正刚），指导员找他们谈话，他们承认了这件违犯纪律的过失，并做了认真检讨。队部未处分他们，只在队前宣布了此事，并要全队引以为戒。不要再发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队部还赔偿老和尚两角钱。他们怎么也不肯收。经过再三说明，他们才勉强收下。结果既挽回了不良影响，还及时教育了两位小同志和全队的学生。这两位小同学结业后，都报名参加了“山东战地服务团”。后来都成了全国著名演员和文艺作家。我从后来的文艺报上看到：范正刚同志，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前线光荣牺牲了。
我来干校不久，连长赵子平也调来干校军事队学习了。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赵来白佛寺民运队驻地找我玩，两人谈了半天。我问他：“听说军事队由于吃不饱，军事训练都暂停了，是真的吗？”他说：“一点都不假，吃不饱我倒不怕，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香烟没得抽。到现在两个多月了，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同志们也和我差不多，身上的零用钱都用光了，现在又无来源。”我告诉他：“不要紧，我身上还有两元现洋，先给你一元，拿去抽烟吧！我不会抽烟也不喝酒，零用钱也很少用它。我从家里带来的两三元路费，没有用光，还可以支援你一下。”我把一块银洋交给子平，他可高兴了。他说：“我有这块银元，两个月的香烟不成问题了。”中午时他回局埠，我送他到军事队驻处，玩了几分钟就回到三队。相隔一个多月后，子平又来白佛寺看我。我们先交谈了学习情况。接着我又问他：“香烟还有得抽吗？”他说：“如果我一个人，你给我的一元钱足够抽到结业了。可惜大家都穷得要命，我一抽烟，大家就要来你抽一口，他抽一口，一支香烟再轮到我就抽完了。所以到现在又是分文无有。我知道你还剩下一元钱，不要再给我了，你以后还要以备不时之需啊！我再克服几天，到结业出去，还可以想想办法的。”我说：“你不用客气了，我这仅有的一元，你再拿去吧！”他说：“哎呀！我就不客气了。梓云老弟，这样一来，在干校学习期间的抽烟困难，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我离家时，共带出四元银洋做路费，来回路上用了不到一元钱。我的家景很贫苦，从小养成节省用钱的习惯。我进干校后，到十月份，夜间有些凉了，我到局埠集市上，用一块银洋买到一丈六尺窄面白粗布，自己缝成一条床单，一半铺，一半盖。就解决了凉的问题。这条床单我一直用到日本投降后，我身上剩下的两元银洋全部支援了赵子平同志。我进干校后，艰苦的生活我能适应。在同学们相互鼓励，相互关心的革命环境里，也不感觉到多么苦。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在日常的学习和文娱活动方面，还是很活跃的。我们三队的上课和出操都未受影响。除星期天休假外，平时每天白天都是上课，或者分组讨论。早上跑步，晚饭后，集合到庙前的晒场上做集体游戏或学唱歌。上课时间大约每两至三天一次，课后分组讨论，有疑难问题，请任课教师解答。干校也和其他机关部队一样，每周三、五的下午规定为民运工作日。按照队部指定的分片包干地方，分头到驻地附近的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经过宣传动员，进一步组织农村的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开始时，把农民组成不脱产的抗日自卫团，后来又组成民兵。凡是部队，机关常驻的村庄，都民主成立起各村的农救会，自卫团，民兵，妇救会，青救团和抗日儿童团等群众救亡团体。进一步民主改选村政权。群众有了自己的团体，各种救亡活动就开展起来了。各地的青救团和儿童团最活跃。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都是他们担当。他们都成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后盾和助手。就这样，把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成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除了经常性上课学习和民运工作外，也定期举行了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同学中成立了业余剧团，自编剧本。我和同学巴立华都报名参加了业余京剧排演。
在白佛寺学习期间，有一位莒县来的同学，名叫谢书梧的，介绍我参加了“民先”。我记得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他是长征中的红军班长，我估计他也是党员，经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找我交谈。他问我家庭出身情况，又问我有没有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告诉他：“我已经参加了八路军，还不是共产党吗？”他说：“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还不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是共产党员。党员的条件，要求还要更高些。”他又问：“你加入过民先吗？”我说：“已经加入民先为正式队员。”接着他又讲：“你参加民先很好，这是党的外围组织。你经过民先的教育和考验，再争取入党就比较方便了。希望你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争取加入共产党。”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还没有入党。从此以后，我思想上争取入党的要求就更迫切了。
我在白佛寺学习期间，子平常来看我，他来干校学习不当连长了，我仍叫他子平哥。后来几次我曾当面问他：“子平哥，你很了解我，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听到我提出入党要求，表示很高兴，但又表示很惋惜的样子。他说：“我现在党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正式恢复，我还不能介绍你入党，你提出这个要求我很高兴，说明你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以后可以想办法帮助你解决入党问题。”
到我结业以后，他在军事队尚未结业。为了解决我的入党问题，我又两次到军事队去找子平。他说：“你已分配到区委工作（区党委不久又改组为山东分局），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同志，他名叫陆干，在四支队政治处工作，你找到他，就说是我讲的，请他帮助你解决入党问题。”
到十一月上旬，我在岸堤干校三队学习结业时。经过考试，还发给我合格的结业证书，在校本部举行了很隆重的结业典礼。分局和部队的首长都来做了报告，对结业的同学提出希望和要求。晚上还举行了文娱晚会，同学们演出了自己编的文艺节目。在临结业前，校部曾发动各队的同学自愿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我也报了名，准备到服务团当演员。我到该团只有两三天，又接到上级调令：要我到区委文书科工作。当时中共山东区委书记是郭洪涛同志，（他当时的名字叫郭洪甫）对外公开身份是政治部主任。我们都称他郭主任。我来到秘书处的文书科报到，这时的秘书处长是李钧同志。文书科长是李镇同志，科内的干事有李炎、蒋亭、商景才、黄展和黄家友等人。从干校同学中新调来的还有：任刚、宋光先、凌开化和我。我问李科长：“我本来是报名参加文工团的，为什么又很快转到文书科来了呢？”他问我：“你高兴到这里来工作吗？”我说“非常高兴！”。他又补充道：科里人不够，我们要求从干校毕业的同学中调几位来。我们看了你的学习笔记，字写得很清楚，也很整齐，因此就把你调来了”。
文书科的新老同志共有十来个人。我看当时的年龄都不超过25岁，论文化水平差不多都是中、小学程度。李科长很活泼，对同志也很热情，根本没有科长架子。我对这个环境感到非常满意。
八路军山东军政干校第一期，是三八年上半年开办的。全部教学计划，都是在泰安和滕县山区的行军作战中完成的。我们第二期干校是在沂蒙山区的岸堤开学，这一期的全部教学计划都是在岸堤区完成的，学习时间大约三个月，虽然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学习环境是相当安定的。我们这期比较幸运，没有遇到行军和打仗，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教学计划。以后的各期干校就不同了，到第三期以后，干校就改成了抗大五分校。他们的学习生活，经常是边战斗边学习。杭大五分校出了一本油印校刊，刊名就是《战斗与学习》。
我在岸堤干校的学习生活是永生难忘的。它在我的一生中，是第一次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校，使我比较系统地也是初步地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它给我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思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它影响到我后来的革命一生。（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