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南抗日游击队的成立
抗日游击队，在兰陵镇正式成立了。
三七年的九月，将近两百农民抗日战士，都集合到兰陵镇东北隅的北大寺古庙里，鲁南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当时武器很少，参军的农民和学生自动带来的步枪不到三十支，多半是土造，短枪只有一支，那就是支晨身上佩带的一把小手枪。
游击队的领导机构，是“兰陵办事处”，总的领导是杨支晨和赵子平，正式建军时，支晨曾再三推让袁永和老先生担任第一把手，他因年龄较大，已五十多岁了，不肯接受，他提出，还是由支晨担任总的领导，我年岁大了，只可尽力协助支晨，把队伍拉起来就好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支晨和子平到临沂专署，通过汪、黄两人，领来正式军衔和军官制服，支晨是中校参谋，子平是少校副官，以他们为中心、办事处的领导成员尚有：韩去非、刘次公、李华芳、袁永和等人，还有杨文祥、靳广治、王鸣举和我都作为队的骨干分子，经常参加领导成员的会议，来共商活动计划，后来又有王川、靳耀南等人，常来参加扩军活动。
当时把武装部队编成一个连队，赵子平任连长，殷昌兰任连副，我任文书，陈学纪任司务长，下分四个排，一排长张贵峰，二排长杨××，三排长魏××，四排长房××，到九月底增加到两百多人。我们队伍的发展算是当地最快的。
当时来兰陵拉抗日武装的人不下七、八个单位，常住兰陵的有几十个人，能够拉成一支抗日游击队伍，也只有我们北大寺这一批人，后来有些单独拉不成队伍，有的自动加入了我们这一伙，例如郯城县来的王清溪就是这样的。
游击队成立后，在兰陵镇里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北大寺的抗日游击队，另一个是住在城里大地主“小红袄”家里的“乡农学校”，他们是根据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派”理论的一支地主武装，乡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地富和富商的子弟，都带有长短武器来乡校接受军训。兰陵乡农学校校长叫靳子钦，教务主任叫靳钧安，他们纯属地主武装，形成兰陵王姓地主阶级的靠山。
住在北大寺的抗日游击队，主要来源是贫苦农民和少数的学生以及个别旧军人出身的劳动人民”来队之后，多半都还穿着破破烂烂的旧棉袄，因此，城里人都看不起这帮人，称我们“叫花子队”。
乡校成立时间比我们早半年多，资格比我们老，但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我们完全两样，他们讲究吃穿玩乐，那个靳校长，对教育是个外行，但对于嫖女人打麻将牌他的确很内行。学生都是地富子弟家庭出身都有钱，也向他们的靳校长学习、仿效。
有些好奇的乡亲们，先到乡农学校看了，再到北大寺来看，简直是两个天下，我们是不分官兵，同吃同住，领来的活动费很少，仅够吃饭和简单的办公开支，生活都很简朴，相互之间都很团结，也很活泼。大家除了上操听讲，就是学唱歌，谈笑风生，像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在北大寺经常不断有人来接洽抗日救亡工作，大门前行人不断，非常热闹。那些乡校的师生，对我们北大寺的游击队就是看不顺眼。王姓地主们也对我们很不放心，骂我们是“穷小子”，有的还骂我们是“土匪”，他们想把北大寺这一伙“穷小子”赶出兰陵镇去。不仅在城里公开骂，还造谣“北大寺的这群土匪要进城抢东西”，为了拔除他们的“眼中钉”，后来乡校的学生经常在晚间，几十个人带着长短枪到北大寺的北面和东面的城墙上，对着我们高声叫骂“北大寺的叫花子队，快滚蛋吧！”还多次从城墙上向北大寺庙里鸣枪威胁我们。有两次他们竟敢骂到我们大门口来。被我们的战士把他们赶跑了，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布署了两个班都带上步枪，当他们晚上又来到城墙上叫骂时，庙里一阵集合哨子吹响，两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分成两路，冲上东北两边的城墙，大声喊骂他们“好小子，有种的不要跑，听听老子的吧！”“啪啪……”几枪打过去，那群地主少爷兵，吓得鬼哭狼嚎，都不顾命的往城里逃去。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来胡闹了，虽然不敢出来向我们挑战，但他们在城里还是继续造谣骂我们。
支晨在早操时，向全队动员说：“那些少爷兵不敢出来捣蛋了，我们还要进城去给他们看看呢。”第二天早上，我们两百多人，排成两路纵队跑步进城，从小北门进去，跑过大街，再绕到乡校门口，出小东门再转北大寺。跑这一圈约有三、四里路，我们不带武器进城，避免他们造谣。这时他们不敢正面骂我们了，却布署一些小流氓叫喊讥笑我们：“别跑啦，当心把破棉袄里的虱子跑掉了。”“××你当上营长了吧！”
有两次，不知为什么？从临沂城里派来两位视导员到北大寺进行视察，第一次来了个姓陈的视导员，第二次又来了个名叫吴防柳的视导员到北大寺。我们站起队热烈欢迎他来视察，那位吴视导员神气活现地，真像钦差大臣，只讲了五六句驴唇不对马口的话，就走掉了，以后再也没来过。后来我们了解到，他在兰陵镇里住了半个多月，干了些什么呢？他和乡校的靳校长每天都在兰陵城里鬼}昆在一起，不是请客吃饭，就是嫖妓女、打麻将，天啊！凭这样的视导员，他能视导什么呢？国难当头，好像与他们无关，真不像话。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视导员啊！
到了十一月份，听说敌人已打过德州，形势更吃紧了，兰陵乡校的少年兵大部分都分别逃回家去，也有人结伙逃到北山里去，城里的大地主们失去靠山，他们又不得不来陪着笑脸向我们北大寺的穷兄弟讨好，并公开要求我们进城驻。开始我们不肯进城，后来考虑到扩军活动的方便，才开进城去，本来他们想叫我们驻进原来乡校的地方，我们不干，从便于工作出发，选择了西南隅地主出身的王川同志家里住，对于我们的活动上更方便些，这样，可以不受他们的任何干扰。
到这时，姓王的地主中，有个别比较开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我们靠拢，例如读过大学的王秋岩，曾多次找我们玩，并请我们去洗澡作客交朋友，（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我四八年冬天南下时，曾在已经解放的济南城里碰见他，这时他在山东教育学院任秘书）。
十一月，接到上面来的命令：要我们进行整编，并到临沂城里去领取棉军装和补充枪支弹药。这时有些战士，因家中有父母、妻子、儿女等家务负担，不便远走，曾要求回家，领导上同意他们回去。经过整编后，还剩下一百三十多人，仍由赵子平任连长，殷昌兰任副连长，仍旧编成四个排，由原来的排长带领，整编后，由兰陵开到临沂城里，住了半个多月，领到新棉军装，我们排以上的干部都领到一身灰色的斜纹布军官棉制服，大家都穿上新军装，补充了几支步枪和几箱手榴弹，以及步枪子弹。驻临沂城的时间内，暂住在专署机关后面的小学旁边，在这半个月内，敌机向临沂城东沂河的洋桥上投弹轰炸了三、四次，有两次敌机飞到城里上空，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在住地也用步枪对空还击，我也用步枪鸣放了几发子弹。在临沂城里的几天内，曾有几个老兵痞想把我们的这个连并掉，要把我们编到三营去，被我们坚决拒绝了，我们提出，原来我们也是一个营的编制，整编后我们仍要求返回兰陵继续扩到一个营。他们同意了。为了继续扩大武装，十二月又全部返回兰陵镇。
大家都穿上崭新的灰色棉军装，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回兰陵城里，都感到很神气，这时城里的地主们，也没有人再喊我们：“叫花子队”了。
我在这段时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爱国青年，在共产党员同志们的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下，受到了初步的革命教育和锻炼。当时，我对共产主义虽然一窍不通，但在与子平、支晨相处和交谈中，也受到一些启发和教育。例如：子平曾对我讲：“我们将来要变成红军”，至于什么是红军，我还不清楚，我只感觉到我们这个队伍和旧式军队不同，几个领导成员都很亲热和气，没有官架子，相互都很关心，我把他们都看成我很好的老师。他们之中，多半也都是学生或教师出身，我认为这个环境是我很理想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子平和支晨两人，对我象兄弟和革命师生一样，我和子平常睡在一个被窝里，他不但向我问寒问暖，时间长了没有洗衣服，身上生了虱子，他夜间还帮我抓虱子。在早上出操时，支晨经常在队前讲话，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有次他喊口号：
“打倒汉奸！打死托匪！”我问支晨：“我们还要打倒土匪干什么？”他说：“不是土匪，是托匪。”我又问他：“托匪是什么？”他告诉我：“也和汉奸一样的坏东西。”
到四二年，我在山东省战工会工作时期，开行政会议时，那时崔介已担任滨海行署副主任，我曾在会上问过他：“老崔，我们在兰陵拉游击队时，子平、支晨和去非这些人，是否都由党组织派来的？”他说：“那时，子平的组织关系还未接上，我知道他们三人都是党员，但我们之间都未发生正式的组织关系，因为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都是心照不宣。”
后来我回想起在兰陵拉游击队的这段生活，等于接受了革命的第一课，我在这里不单接受了党员同志的初步教育。我还学会了第一首抗战歌曲——《松花江上》，也从此开始认识了中国的抗战前途，初步明确了个人应该走的革命道路。这些都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也从此踏上了我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使我较快地从一个农民爱国青年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
四、南北进发，殊途回归
抗战局势紧迫，敌人已向临沂逼近。
三八年的一月份，上面来了命令，山东地区的扩军活动暂停，要把已经整编的部队，尽快到临沂城集中待命，不得延误时间。这时，我们在支晨家里开了个紧急会议，针对新的情况研究了新的工作部署，拉抗日武装的活动，山东暂停但江苏离战区尚远，还可以继续活动一些时间。根据这种分析，当即决定，部队仍由赵子平担任连长，带着北上临沂城接受新的任务。原有办事处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尽可能由支晨和去非两人带领南去台儿庄开展新的局面。要继续到新安镇找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刘震东接洽。在二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一行六人由支晨带领用半天时间，由兰陵步行到台儿庄。住下之后，支晨和去非先到新安镇和刘震东接上头，又领到新的军衔，支晨是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去非是少校参谋。我们就在台儿庄镇里的一家小旅馆里设下临时办事处，开始了新的活动。
我们进台儿庄，住下不到半个月。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第五战区又来了紧急命令：要我们立即停止扩军活动，把有武器的部队，集中待命，没有武器的全部解散。支晨宣读了命令后，我们在台儿庄的办事处，又进行了下一步工作的研究和安排。支晨讲：“根据新的形势，办事处的活动，要马上结束，明天给店家算好账，我们先返回兰陵去。关于下一步的安排，我们几个人分头研究好了。第二天，提早吃过午饭，我们原班人一齐离开台儿庄。先派去非到新安镇办交代事宜，我们五人仍沿着台潍公路，由台儿庄向北步行到兰陵镇。先到支晨家里吃晚饭。接着他告诉我：梓云，你今晚要先到家去看看奶奶，明天上午回来，今后的安排我再给你谈一谈”。我当晚回到家中，见到奶奶躺在床上生病了。她见我回来又高兴又难过；她老人家告诉我“你现在最好不要走远，我年岁大了，已经病了几天了，说不上哪天死，你要想出去，最好是等我死去或者好了再远走高飞。”看到奶奶病得这样，我心里很难过！因我九岁死去母亲，十二岁又死去父亲，全靠奶奶把我抚养长大。我不忍心看着奶奶病倒在床上就马上远走高飞。当夜我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我烧好饭，和奶奶一块吃了点稀饭我就告诉她：“今早我还要到城里去，杨景田叔家里开个会，中午就回来”。
我上午八时来到景田家里，看到支晨和几位同志刚吃过早饭。支晨问我“你奶奶还好吧？”我说她老人家正在生病。支晨告诉我说：“我准备一两天内就离开兰陵，可能要先到武汉，再到陕北去，我打算想把你带去。你看家中有无困难？”我说：“本来我也想跟你一起走，只是目前奶奶的病很重，家中无人照管，奶奶也一再劝我，最好等她老人家的病有个结果我再离开”。支晨点头道：“是啊，这倒是个困难问题，我看你先留下，待你奶奶病情好转再说吧！我走后，你同我联系可能有困难！这样吧！我告诉子平叫他来信给你联系，以后找不到我，可到子平那里去。今后有什么问题，跟大叔（景田）联系，就这样决定好了”。我又问：“去非，次公他们到哪里去了？”他讲：“我们正在研究，以后你们可能有机会见面的。我的家在兰陵大南门外，离景田的家不远。正常情况下，随时都可以联系碰头的。”
从此以后，我们几人就各奔前程，但一两年后，我们多数人又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里见面了，这真是“殊途同归”啊。
我们办事处的人分散不久，到三八年的三月，敌军就攻占了临沂城。接着又沿台潍公路向兰陵和台儿庄逼近。我在家中已经听到北面的大炮声。一两天后又看见大批的国民党败兵向南溃退，同时又有大批难民由北向南逃亡。有的挑着吃奶的孩子，有的推着独轮车，也有拉着牛车的富户，还有带着枪支南逃的。大道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有贫有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加杂着国民党军的伤兵和败兵。
北面的枪炮声，越响越近，我奶奶催我，你跟二叔三叔快走吧，鬼子不远了。我实在舍不得丢下奶奶。我说：“奶奶，要走，我带你一块走吧？”她说：“傻孩子，你不要等我了，我这几天身体是好些了，但我年岁大了，你带我也走不动。鬼子来了我就躲一躲就行了。你和三叔快走吧，别耽误时间啦！”于是我只得和三叔还有后院的大伯，一同向东北方向走去，到了坊前村，遇上我三姑母和姑夫逃到此地，他们劝我：“最好把奶奶带着一同走，否则，大家都不放心。”我说：“好，我马上回家去。”大伯说：“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我和你一同去家里一趟吧？”于是我俩又返回张家庄。我一看全村里只剩下两三个老奶奶，青壮年男女都走光了。奶奶见了我和大伯就埋怨道：“你们怎么还不快走啊？还回来干什么？”大伯讲：“二奶奶，我们想带你一块走啊！你留在这里不行啊？”她急忙摆手道：“我不要紧，你们快走吧！”我们无法，只好又沿着原路向着坊前村转回去。未走到坊前，太阳已落山了。并听到对面的机枪声。看到有两个国民党士兵从北面的石桥边向南退，石桥北面敌人的机枪“咕咕咕……咕咕”的向他们射击。（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