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八年》一:兰陵抗日1(文/张剑)

LLZZ8117 发表于2018-11-07 21:13:58


作者关于《沂蒙八年》回忆录的说明

    《沂蒙八年》回忆录,是我离休后从八一年到八三年写成初稿。到现在(2002年)又过去二十多年了。那时六十多岁记忆力还比较强,许多当时的人名、地点、时间还能记住,到现在已进入八十四岁高龄,如果是初写这部回忆录,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不忘过去的悲壮历史: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正如国歌上所写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为了救亡图存,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间接影响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心同日本侵略强盗血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东方侵略强盗,我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在抗战前后,我军只能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加坦克。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战略指导和英明的正确的指挥。特别是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坚持了八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在盟军配合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我国人民赢得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八年抗战的胜利谈何容易!我国人民曾付出数千万人的牺牲代价。无数共产党员,爱国战士,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决不向任何敌人屈服。我亲眼看见过李林突围战中的钢八连与日寇肉搏几个小时,最后与强敌拚杀到全连指战员都壮烈牺牲为止。临战死之前还高呼爱国中号,真是气壮山河!

    没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八年抗战的胜利,也更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大好局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

    在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曾号召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积极撰写亲身经历的革命回忆录,枪救革命历史资料,以利于用历史实践教育下一代。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八年又两个月,我从三七年九月参加抗战到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刚好八年整。我在八年抗战中,在战斗部队只有半年多时间,两次进杭大学习有一年多时间。参加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也有一年多,其中有五年时间在省机关做文书科长和秘书工作。因此,许多英勇战斗场面,我没有亲自参加(许多反“扫荡”的残酷斗争我是亲历其境地)。由于在省机关的工作干部都是从山东省,属各地区抽调来的,也有部分从新四军和延安来的。他们也把各地区的斗争情况带到省战工会机关来。我们在平时交谈中就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虽不完全准确,大家谈得基本内容是相同的。

    这部回忆录就是靠我个人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历史资料写成的,解放后出版了一些有关书籍和资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等。我曾进行过校阅。有的记载还没有我记得准确。

    我八三年写成回忆录初稿之后,曾寄往我的故乡,中共山东省委和临沂市委党史办参考。为了这部草稿,曾得到过党史办和新老战友的称赞和鼓励。他们赞扬我,“惊人的记忆力”。也曾受到过轻薄文人的诬骂,他骂我“胡说八道”。也得到过当年的同事和老战友靳星五同志的热情而认真的帮助,他帮我逐字逐句的校阅和修改,许多错字,漏字帮我改正并提出宝贵建议。我十分感谢他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

    这部回忆录初稿写成后未能全文发表。曾公开发表过几个片断,如《临沂党史资料》五期收进了头尾两章和临沂地区有关的摘要,刊用约两万字。有王克明同志整理出回忆录的片断《三擒今井》改成《三擒日本飞行员》在上海《大江南北》第三期上发表,我也应约整理发表过两个片断《华东第一套邮票设计经过》和《忆陈明同志》曾在集邮杂志》和《中华老人诗画集》上发表。

    由于这部回忆录草稿,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我想把它完整地保存下来,供教育下一代参考。

    于1985年秋写成初稿

    于2002年1月再次校阅完稿


第一章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救国运动

    抗战前的山东省,是国民党地方军阀韩复榘统治的天下。尽管早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后来又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中华民族已经面临亡国的危急关头。但蒋介石及地方反动军阀却不许人民爱国,更不许谈论抗日救亡的国家大事。国民党的政府不敢抗日,他们也不准许老百姓反抗日本侵略。

    当时,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就是韩复榘,他自称:“韩青天”,其实一点也不青。倒是一个极其反动而又腐朽的军阀。他在统治山东的几年内,闹出不少既反动而又丑恶的政治笑话。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平津,又由河北向山东发动疯狂进攻。韩复榘虽有十万大军,却不准备抵抗日寇的侵略。因此,几万日军就如人无人之境,很快打到黄河北岸。韩复榘的十万大军,平时只用来镇压人民,在侵华日军面前,却一枪不发就逃之天天。各级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也只顾逃命,根本无心抗战,形成树倒猢狲散。山东的老百姓都说:韩复榘的抗民大军,在日冠进攻面前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八”(即听到日军的风声就逃出四十里路,枪声响处,他已逃离一百八十里地)。

    芦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也曾被迫进行过所谓“战备动员”,印发了一些传单,那上面都是些宣扬日本的飞机轰炸如何厉害,敌人坦克、大炮如何厉害。根本就不提应如何来对付日本侵略的抗战办法。这种战备宣传,实质上是帮助日本人宣传武力,来瓦解中国人的抗战志气。这种战备宣传,与汉奸的反宣传没有什么两样。由于上述原因,抗战开始后的山东局势是一片混乱,广大人民在日寇大肆侵略屠杀之下,感到走投无路,有良心的爱国青年,都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已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险关头。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出坚持持久抗战,一致对敌的正确方针。把山东三千八百万人民指引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到底的一贯主张,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广大爱国人民:“脱下蓝衫,扛起枪杆,到抗日前线去。”

    各地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影响下的爱国青年都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团结抗战号召。纷纷走出学校、工厂和家庭,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到各地广泛发动组织抗日武装。

    三七年的下半年始,由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斗争,以徂徕山为中心。在这前后还有地下党领导的胶东蓬、黄、掖地区、渤海的寿光、广饶地区、鲁南的枣庄、峰县、兰陵等地以及滨海的十字路等地的抗日斗争,鲁南地区还有丁梦荪领导的临郯青年救国团的抗日斗争。

    通过上述各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我党在山东点燃的抗日峰火到处燃烧起来了。

    我出生在鲁南的兰陵镇,这时,我有幸参加地下党员杨只晨、赵子平、韩去非、崔介等同志领导的兰陵镇抗日斗争。我的回忆录也着重从这次抗日起义谈起。

    从三七年抗战开始,到三八年的上半年,正式成立起山东八路军的几个游击支队。到三八年的八月,八路军四支队进军沂蒙山区,开始创建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后,我党领导的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政干部学校等单位都常驻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里就成了我党领导的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了。因此对其他兄弟抗日根据地来说,就往往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来代表山东抗日根据地。其实,山东八年抗战中,除沂蒙抗日根据地外,还有鲁南的枪犊崮山区、滨海的甲子山区、西部的泰山区和西南的湖西区,东部的胶东区和北部的渤海区等抗日根据地。都在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以八路军主力部队为骨干,组成山东地区的强大抗日武装。坚持了八年的英勇抗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时期我党在敌后战场领导创建的十五个大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它在八年抗战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这样,我党领导山东敌后抗战的党委机关,都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中共山东分局来担当这一历史重任。

    我在八年抗战中约有七年的时间都在省机关工作。省机关常驻地区,主要是沂蒙山区,其次是滨海区,我当时在省机关是基层工作干部,主要担任文书、秘书等机要工作。

    我的八年抗战回忆录,就先从三七年秋鲁南兰陵镇抗日斗争写起。

第二章  鲁南兰陵镇抗日斗争

    三七年的秋天,兰陵镇的抗日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从历史和地理条件上看,却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三七年的兰陵镇是个近千户居民的小城镇。它在地理上,是鲁南地区连接苏鲁平原和枪犊崮山区的重要集镇。在我国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上,多数朝代都在这里设置郡或县的衙门。直到抗战时期,兰陵还保存着正方形的古老土城,有许多文人学士在这里写下著名诗文。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就设立了兰陵县,当时的儒家大师和著名学者苟况任过兰陵令,在兰陵先后住过十八年之久。

    《苟子》一书的著述,多半是在这里完成的,他本来是赵国人,晚年客死兰陵。苟况的坟墓就埋葬在兰陵镇东南两里外的小河西岸,现已列入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兰陵自古以来盛产美酒。唐代大诗人李白东游此地,曾饮酒留诗,写下了《客中行》七言绝句,开头一句就是:“兰陵美酒郁金香”。

    这里的广大贫苦农民,更富有反抗封建压迫和反抗外族侵略的革命斗争的传流。农民性格十分强悍而又正直。在北伐大革命时期,当北伐军打过长江时,一九二六年冬,兰陵地区的广大农民举行过大规模武装起义。数万农民拿起大刀长矛和土枪土炮,组成“国民军”,在袁永平司令率领下,打遍鲁中南地区的十几个县。提出:“迎南军,反奉军”的斗争口号,积极响应北伐战争。曾经一度攻占沂水、费县等县城。坚持战斗一年之久,后来因受直鲁联军的欺骗,袁永平到临沂城里谈判时被杀害。从此这支农民起义军就被北洋军阀血腥地镇压下去了。

    袁永平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遭失败,他的二弟袁永和相隔十年之后,又以五十多岁的高龄参加领导了三七年秋的兰陵抗日斗争。

    兰陵镇的抗日斗争,是在共产党人杨只晨、赵子平、韩去非、崔禾皿(后改名崔介)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

一、记八月的轰炸

    三七年的八月下旬,日本空中强盗对远离战区的兰陵镇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大规模的轰炸。

    这天过午,天空晴朗,兰陵镇适逢小集(注:抗战前后兰陵镇每旬内有四天的交易集市,每逢一、六是大集市,四、九两天是小集市),突然从东北上空飞来三架意大利式日本重型轰炸机。很快地飞临兰陵镇上空,向着集市交易场上密集的人群进行了疯狂地轰炸和扫射,投下了三十多枚重型炸弹,和平居民被当场炸死炸伤几十个人,房屋牲畜也遭到严重破坏。

    在敌人轰炸后的当天下午,我由郭家楼亲威家赶到兰陵镇,亲眼目睹到被日寇野蛮轰炸后的凄惨景象。我走进小西门外的一户货郎家里,他一家三口人,夫妻俩正在小院内吃中饭,一颗重磅炸弹空投到他的饭桌旁边爆炸了,老婆当场被炸死,男的货郎炸去两条腿,浑身是血和被火药烧成乌黑发焦的皮肤。我刚到时,他还在喘气,不多会儿就死去了,房内的吃奶婴儿也被炸伤。在十字街口,有家木匠正在出殡,棺材刚抬到大街上,一枚重磅炸弹落到棺材头上,当场又炸死伤十多个人,把棺材也炸坏了。另一颗重型炸弹落到开杂货店的靳广治的卧室里,把一间平房的上盖炸飞了,炸弹正投在房屋中央,炸成一眼深井,约有丈多深。往下看黑洞洞地,地下水也冒出来了。由于这一天他一家人都逃到房外去了,所幸未造成伤亡。在兰陵镇的西北隅也落下多枚炸弹,全部暴炸也造成严重伤亡和破坏。

    日本的飞机和大炮,给中国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和损失。但它也从反面起到动员和教育中国人民的作用。促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拿起武器走向抗日战场和日本强盗血战到底,才是中国人民的惟一正确的道路。那时大家对老蒋早己不抱什么幻想,记得有个姓胡的邮差常谈起“人家都说将(蒋)来有办法,我看蒋来更糟糕”我当时也能听懂他的这句话是“双关语”,但还不了解他的背景。我当时也在想,到底要由什么人,才能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向胜利?当时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村青年,还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到后来直接受到党员同志的教育和指导,才逐渐明确了,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能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道路。

二、骑自行车的青年军官

    三七年的夏天,日本侵略者在芦沟桥上燃起的侵华硝烟,已经笼罩到鲁南地区,人们奔走相告,到处议论着日军在平津地区疯狂进攻的消息。我当时正在兰陵城西郭家楼村亲戚家的杂货店里当学徒,这时有我在兰陵五小读书时的同学姚致忠和他的二哥姚致斌,都因学校停课分别由济宁七中和北平燕大回到家里,他们向我讲起北平的战况和平、津学生的救亡运动活动情况。他说:“有些学校已经发了步枪,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参加抗日战争,但从华北地区传来的作战消息,都是些中央军节节向南败退的情况,我们在路上见到熟悉的朋友和同学时也都要不约而同地谈起战争消息和国家的前途;“中央军老是往后退,到底退到何处为止呢?谁也不知道”有的同学提出,有的讲“东北三省已经有了抗日义勇军,在同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们也来成立抗日义勇军不行吗?”有的同学就提出:“我们的枪从哪里来呢?总不能赤手空拳同日本人打仗呀?”这又成了现实问题。

    当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的同学有:靳广治、杨文祥、王鸿举、靳广文和姚致忠等人。谈来谈去,总是谈不出个结果来。最后,都是以摇头叹气为结束。不光是我们青年人有对时局一筹莫展的悲观情绪,其他有良心的中国人也有同感。正在这时,兰陵镇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军官。

    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上旬,天气炎热。从兰陵镇大北门外的台潍公路上,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军官,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的军官制服,由于天气炎热,他把崭新发亮的紫红色的军官皮带挂在自行车把上,进了北门,飞奔街里。这位军官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年龄,瓜子面孔,修长的身材,被太阳晒得发红的面孔,渗着汗水,显得红光发亮,两只大眼睛在绿色的军帽檐下,炯炯有神,近前细看,并不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倒像一个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就是后来领导兰陵抗日起义的主要成员之一的赵子平同志(后来改名赵昭)。

    他刚到兰陵镇时,没有去找当地政府(区分所),而是先找到杨支晨的大哥杨景田家里接头。以后就常住此地。子平通过杨景田,首先串连了几个平时比较熟悉的亲友和青年学生。景田的住宅在兰陵镇里的西南隅。他先从就近处找到杨文祥、靳广治与赵子平相识,由于杨、靳两人都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又是亲威,他们又叫我和王鸿举与子平相识。子平到兰陵不久,杨支晨也由鲁西南某中学任教的地方,回到兰陵家里,发动和领导这次抗日起义。他来之后,我们五、六人就在他家里开了几次会,先由子平和支晨说明发动抗日武装的意图和进行的步骤,鼓励我们积极活动,多方联络一些亲友和同学来参加抗日武装。

    杨支晨是我比较熟悉的小学老师,我与子平虽然初次见面,他确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根本不像个1日式军人,他倒是个性情温和而又可亲的书生,不多久就熟悉了,他曾多次到我家来交谈和作客,我家虽然贫寒,他并无嫌弃之意,对我奶奶和叔父都非常亲呢,并和我一样地称呼老人。我的全家对于子平印象也都很好,都像亲人一样地对待他。我跟着子平活动,奶奶也很放心。后来熟悉了,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临沂三乡师的学生,他担任过临沂三师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曾领导过三乡师的学生罢课。反对过军阀旅长李占彪;后因该校的学生遭受军阀官僚的残酷镇压,赵子平被迫逃到蒙阴县的旦埠山区一处小学里任教员,当时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抗战爆发后,他被党组织派往兰陵地区拉抗日武装(后来他曾和我一同到岸堤干校学习,结业后担任过山东莱芜县的独立营营长,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这都是后事了)。

    子平和支晨来到兰陵镇不到一个月,接着又来了韩去非、刘次公、李华芳、尚文生等同志。这时,我们的活动能力更加强了,当时,我知道领导我们的上级,常住临沂城里,名字叫汪洪坡(他就是后来到四支队二团任政委的汪洋同志。有一位常从临沂城里到兰陵来和我们联系的就是崔禾皿同志,他常把汪洪坡的指示、意见转告我们,子平和支晨也常通过长途电话和他联系以及汇报情况。当时资助我们生活费的是个临沂专署的军法处长黄新一。他和汪洪坡是同学(崔禾皿后来改名崔介,抗战时期曾担任过滨海区副专员和行署副主任)。

    我们在上级党的指引下,在兰陵镇我们的活动力量越来越强了。除了上述许多同志,又动员来了袁永和、孙仲典和王川等同志。我们分成几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公开的串连和发动工作;我们的口号是:“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经过两个多月的串连和发动,我们在兰陵镇正式成立了“鲁南抗日游击队”,起初也想用“抗日义勇军”的名称,为了适应当地广大农民“保卫家乡”的愿望,还是采取了“鲁南抗日游击队”名称。我们的部队和宿营地就安在兰陵城里东北角的古庙“北大寺”里,当时庙里还有泥菩萨和老和尚。这座古庙很大,在墙外有眼占井,是全镇有名的甜水井,庙后有一棵大白果树,树干很粗,被虫蛀空了,我们部队离开北大寺不久,一次天火把大白果树几乎烧光了,还剩下半截树桩和西面的一片树皮,过了十多年,烧焦的树皮上又发出小树来。我一九七九年六月回山东老家探亲时,又拜访了这座四十年前的起义营地,古庙已变成兰陵中学的校址,那棵枯木逢春的白果树又绿叶繁茂了。(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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