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完成了学习任务，准备轻装回前线时，突然向我传达了校党委任命我为校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的决定。我不同意，但也改变不了组织决定，只好留下，谁想到这一留竟是十年。
刚留校不久，校党委决定让我接收吴化文部起义人员中的政工、电台、机要人员，并任命带队的少将政工处长方啰啰为队长，我为政治教导员。吴化文的起义军官队，有两大特点，一是思想反动，二是军统、中统特务俱全，由少将政工处长方啰啰直接控制，谁也不敢接近我们。这些给教育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方啰啰不仅实行着特务控制，还大胆地以酒肉手段向我们进攻。他同副队长王国友同志喝酒时说：“有话咱兄弟们说，别给教导员说。”我对王国友同志说：“只要别忘了‘咱兄弟们’都姓共就是了!”
方啰啰铁桶般的统治终于出了漏洞。一天，学员马家驹同张鸿善打架，张鸿善被马家驹照后脑一棒子打昏了，马被方啰啰关押起来。五大队政委高明雨电话中对我说，方队长的报告已退回，并对他说没有教导员的签字不收。方啰啰无奈才对我说出了打人事件，提出对马家驹要按军法严办。我对他说，还要看打架的起因和承认错误的态度而决定如何处理。我带着三名通讯员找到了关押马家驹的黑暗牢房，把方啰啰派的看守撤掉。我同马家驹谈话，从中了解到马是西北军不得志的老兵，干了几十年，才混了个少校军衔。打架的原因是不愿再受方啰啰的统治。张鸿善是方啰啰的亲信，好打小报告而又盛气凌人。马还揭露了方啰啰如何私自训话和不许接近我们的规定。我对马说，打架是违犯军纪，打伤人更是错上加错，若能在军人大会上检讨得好，可免予处分。最后我问马：“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讲的都在军人大会上讲呢？”马斩钉截铁地说：“敢!”
当马家驹检讨错误时，口号声不断，要求严办声不断，制止马家驹述说打架的原因和经过。这一切都是方啰啰的预谋，他坐在那里得意洋洋。军人大会的主持人王国友宣布：允许讲不同意见，不许起哄。当马家驹揭发到方啰啰的非法活动时，会场上炸了锅，方啰啰也坐不住了，急得团团转。这时他不得不求助于我，我对他说：“沉着气，让人家把话讲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坐下来听嘛！”最后宣布：马家驹对所犯打人的错误检讨很好，解除禁闭后免予纪律处分。
方啰啰有两个卫兵(都是中学生)，一个勤务兵(我解放区儿童团长被俘的)，还有一个挑夫。我对文书赵墨卿同志说：“别让他再误人子弟，你挖他的墙角。”那四个人经过赵墨卿同志的教育，都要求调离。方啰啰众叛亲离，被迫第二次找我，只要求留个挑夫。校部根据以上情况，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调出方啰啰，免去他的队长职务。从此，这个队揭掉了盖子，粉碎了方啰啰铁桶般的统治。
原电训班主任赵麟带领电训班五十余人，为米饭夹生而示威请愿。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说：“炊事员做米饭没有经验，饭夹生重做，一定让大家吃饱。回去等第二次开饭。”我又把赵麟留下，对他说：“有意见可以提，但用示威请愿的方式是违犯军纪的。因为你不懂而且是初犯，故不以军纪论处。”争取了赵麟，影响了原电训班的学兵。
原某团政训处主任杜森，当选为学习组长，主持学习讨论军大校风时，骂大街，胡扯，最后却在记录本上写上学习如何认真，发言如何热烈等假话。杜森向我汇报完学习情况后，双手平举记录本请我过目。我既不接记录本，也不让他稍息，问他：“你报告的情况是真的吗？”他说：“句句是实情。”我说：“假若是假的呢？你敢负责吗？!”他的脸红了。我严肃地说：“收起你那一套国民党作风，老老实实做个人吧!”
淮海战役中何、张(何基沣、张克侠)部起义的机要、电台等校、尉级军官编为一个队，再加新招收的青年学生两个队编为第四团第三大队。时事教育时还分不出来，但进入诉苦教育阶段后，良莠逐渐分明。第十队有个号称老八路作风的李剑秋沉闷了，也不主动打扫卫生了。根据他的这一异常表观，决定由我亲自谈话突破。我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政策，他交待了自己是王耀武特训班派往吴化文部监视徐旅长的特工人员，并供出特训班一批特务名单。从他的坦白交待大会开始，运动转入坦白阶段。第十一队(何、张起义队)和第八队(青年学生队)比较干净，没有“活特务”，十一队的情况与何基沣，张克侠同志是我地下党员有关。第九队(青年学生队)只利用我招生混入了一个军统特务卢继华。最复杂的是第十队，军统、中统、三青团等五毒俱全。有的表示改恶从善，并交出“珍藏”的反动证件，唯独余禾生(中统济南组组长)自学习以来，以广东话别人听不懂为由，一言不发。济南市公安局掌握了他的材料，以公开调出，秘密逮捕的方式，把他弄到市公安局。七天后，他回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流利的普通话。他说：“要我参观了两间房的证据后我明白了，写完交待材料就叫我回来啦。”随即又问：“杜森、孟松岩(副团长)交待了吗？他若不交待，我在大会上检举他俩，他们是我发展的。”我对余禾生说：“只讲你自己，给他俩留点余地。”余禾生坦白大会后，我问杜、孟二人考虑的怎么样了？杜、孟回答：明白了。
这一期的教育工作结束了，渡江战役也胜利了。我是军政大学第一批渡江南下干部大队的政治教导员，任务是接管上海。到了常州，请示前委书记粟裕同志时，他指示：上海战役正在进行，但接管工作的组织已基本就绪。七兵团已进杭州，随国民党逃亡的学生无家可归，为了今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政大学立即去杭州招生。
在杭州百日招生工作中，时间不长，但见闻不少。杭州是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但由于长时间战乱，人们的思维已变了形，电影院屏幕后都供着神，西装革履的男女烧香、磕头，拜菩萨，成群的老太太念经队，香烛纸码店随处可见。国民党的飞机几乎天天轰炸扫射撒传单，每夜都有袭击我驻军的枪炮声。我招生办事处录取了千多名学生，临行前来报到的只有一半。
华东军政大学正式成立，陈毅同志兼任校长、政委，下属七个纵队。我任第二纵队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这个团的干部配备有点怪，加上副团长，副政委，三副就撑起来了。
后来，华东军大几经变化：第二纵队改建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一部分组建到军事学院，之后，在“三高”的基础上又扩建为总高级步兵学校。我算是个“四朝元老”之一。在此，我经历过三反、镇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直到1959年7月转业到中国科学院，才离开了军队，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活。回顾前半生，虽没有突出的成绩，更无惊人的事迹，但“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可用孟子的话概括我的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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