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从整个抗战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的泥足已越陷越深，处在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时，在国际方面，6月22日，爆发了苏德战争；12月8日，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争。在国内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已收复县城150余座，毙伤敌伪军40余万人。各个抗日根据地已日趋巩固，仅在山东地区，就已有7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分散到逐渐形成一片。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日趋迫切。
在此形势下，我刚从中共山东分局举办的第一期高级党校学习结业，向分局报到时，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我指示说：“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并指定我在山东根据地内负责筹建这一工作。朱瑞同志还解释说：“为什么叫你来负责呢?因为你过去在满洲省委较长期地担任过地下交通工作”。我当时表示，搞秘密交通虽有点经验，但对战时邮局工作来说，却是个外行，恐怕不行。朱瑞同志笑嘻嘻地说：“不怕！我给你调个‘专家’！”我一听，要调个“专家”帮助我，我才答应下来。
我认为调的人只要对邮政工作有些经验就好办。当时，我一方面向山东战工会要人，一方面琢磨着如何筹建问题。1942年1月，经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批准建立了机构，对外称省民邮局，委我任民邮局局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发动所谓“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秋季大“扫荡”开始了。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一直拖到大“扫荡”结束后才继续进行。
中共山东分局终于把那位“专家”调来了，我们一见面，想不到是我早就熟悉的李旦夫同志。1937年抗战开始时，他随同青岛抗日流亡同学会到达山东诸城，当时我正在诸城担任临时县委工作，随后日寇侵占诸城。我们又一块到了山东的日照县进行抗日工作。我过去不知道李旦夫同志做过邮政工作，当这次见面，我问他是否搞过邮政工作时，他说抗战前在青岛邮局干过。我说朱瑞同志把你作为“专家”介绍给我的，你要把你知道的一些邮政经验运用到我们战时邮局工作，由于我们是战时邮局，也不可能完全依照旧时邮局的那一套，要以适应战争需要为主。李旦夫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在筹建战时邮局工作中合作得比较好，因此，筹建的时间也比较短。山东战邮机构之所以进展很快很顺利，主要是中共山东分局的重视与大力支持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
为了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还要靠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邮、交、发合一，早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想解决这一问题，抗战以后，各抗日根据地对此也还没有经验，这是战邮筹建中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任务。因此，在征得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同意和大力支持下，我们首先与山东《大众日报》社共同商讨关于出版、发行的组织分工问题，在共同利益一致，都为满足人民精神食粮需要的基础上，很快谈妥，所有报社设在各地的交通发行组织合并给战邮统一领导管理。报社保证按时出版，战邮保证按规定时间送往各地并按时发出。因为有这样的分工合作，才使敌后的书报出版发行工作能够到处开花结果，受到党政军民的积极支持、帮助和欢迎。
关于各根据地党内文件传递问题，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也决定交给战邮总局的机要交通负责传递。随后又发展到抗日部队中的书报发行和信函的收投问题。为此，山东战邮总局与部队共同协商，建立了各部队中的军邮。这样不仅活跃了部队中的文化生活，也解决了指战员的书信传递问题，方便了战士们与家中亲友的通信联系，在巩固部队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彻底贯彻一元化领导，1943年3月又进一步决定：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的交通科科长、山东《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要求三方面必须密切配合，彻底解决邮、交、发三位一体的组织领导形式。这对工作的相互配合与发展，起到更进一步的推动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山东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战时邮政机构曾一度分开。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我解放区进行疯狂进攻，挑起新的国内战争。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山东邮政管理局与《大众日报》及各战略区的报纸发行部门再次合并。这样，经过战争考验、行之有效的邮、交、发合一的邮政通信组织形式，就巩固地发展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山东到处设立碉堡、岗楼、封锁沟、封锁墙。到1943年上半年，山东的敌据点达3000个以上，最密地区平均3至5里一个，平原地区平均五个村庄就有两三个据点。在敌人如此严密的封锁下，山东战邮职工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把被敌人分割的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各行政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在封锁线上，我们组织了武装交通队，护送邮件和书报等。在敌占区，我们还组织了武装发行队，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来往穿行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之间，昼夜奔驰在17000多里的邮路上，把党报及时送到敌后的广大军民手中。他们不仅传送机要文件，传送党报，护送干部，并且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的铁路沿线，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生产。
为了完成党报的发行任务，山东战邮职工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只要党报能出版，我们就能发出去！”“党和人民政府活动到哪里，党报就发行到哪里！”“前线在哪里，党报就送到哪里！”他们还提出做到“争取每张党报能供10人阅读”。他们不仅把党报及时送到读者手中，而且还将村干部、民兵、工、农、青、妇等团体、小学、夜校、识字班，组成各种各样的读报小组，开展群众性的读报活动。战邮职工还收集群众对山东党的机关报《大众日报》的意见和要求，使党报编辑工作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起来。
山东战邮职工千方百计地将《大众日报》散发到敌占区去，以达到动摇、瓦解敌军的目的。他们有的利用夜间进入敌占区，把报纸散发、张贴在敌据点的大街小巷，或塞进敌伪头目住宅的大门缝里；有的化装为小商贩，把报纸带进敌据点，秘密传送到敌伪人员那里去；有的利用弓箭，把报纸射到敌伪据点里；有的在敌军行动必经的路口、村庄，把报纸张贴悬挂在村口上、树上、高梁秸上，或用石块压在敌人行进的大路上。敌人发现了《大众日报》，虽然当时我军并不在那里，但也往往吓得乱作一团，如临大敌，猖狂开枪、放炮，不敢前进。1947年8月下旬，蒋匪军窜到莒南县坪上一带的时候，便有三个蒋匪军士兵拿着我莒南邮工散发的《大众日报》和宣传品，前来我军投诚。他们说：“当官的说，谁开小差，就会被八路杀掉，因此，我们不敢跑。这次在路上拾到你们的报纸和宣传品，才知道你们优待俘虏，所以我们就拿着报纸和陈毅将军的通行护照(宣传品之一)，大胆地跑过来了。”当地群众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说：“邮局同志真是好，张贴报纸到处跑，瓦解敌人开小差，不用枪来不用刀。”
还有上海一个新闻记者，在当时蒋管区杭州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杭州有的书店老板，暗中出售解放区报刊书籍，被国民党警察发觉，予以没收。但书店老板并不因此罢手，他们还是照样弄到一批批解放区的报刊书籍秘密出售；那些没收解放区报刊书籍的警察们，也没有把没收的东西上缴或毁掉，而是一转眼，来个抬高市价，作无本生意，大发其财。这个新闻居然在上海报纸上登了出来。
1946年1月到8月，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存在期间，那里的国民党报纸，谁看到，谁骂一阵，但每次由飞机带去在张家口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和在临沂出版的山东《大众日报》，人们却爱不释手地抢着看，边看边说：“真是不远千里而来的好朋友！”因此，有的群众把我们散发到敌区的报纸叫做“文化炸弹”。
在战争年代里，为了完成传送邮件和党报发行任务，我山东战邮职工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出现了大批的模范人物，评选出庞耀、葛春亭等同志为山东战邮英雄。他们的共同口号是：“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而且要求“迅速、准确、普遍、起作用”。如发行英雄凌文起同志，他一个人单独活动在远离县局的敌区，经常带病在敌区张贴党报，使见到我们报刊的敌伪“还乡团”、“自卫队”误认为有一个独立营在那里活动，因而，凌文起同志外号叫“独立营”。有不少象凌文起同志那样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的同志，积劳成疾，甚至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党的通信事业。从1942年到1948年间，山东战邮约有345位同志英勇牺牲。如赵?n县邮局局长华光(真名肖云庆)同志，带病坚持工作，1943年不幸被捕，惨遭日寇鞭打、火烧、乃至用刺刀剔肋骨。但华光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日寇用火烧死。又如鲁中区战邮局交通科长岳赞臣同志，在1942年日寇“五一扫荡”中，他去泰山地委检查交通工作，不幸与敌人遭遇。他单身一人对敌作战，寡不敌众，腹部受重伤，但他仍咬紧牙关，冲出重围，把机要文件和沿途各站人员名单，藏在老百姓家一个草堆里。当别的交通员找到他时，他只说出一句话：“把文件和枪交给上级”，便英勇牺牲了。这样的英雄事迹是写不尽说不完的。在345名烈士中，绝大部分是20到30多岁的青壮年，最小的只有15岁。他们有的是在突围中牺牲，有的是不幸被捕，被敌人惨无人道地用火烧死、投井淹死甚至活埋，也有的被敌人用刺刀挑死，用刀砍死，甚至用锯锯死。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的人民邮电事业，就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继承下来，把革命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