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上革命道路
在我少年时期，我的家乡赣榆县兵火不断，民不聊生。十七岁时，我就独自外出谋生，闯码头，卖苦力。在外面混了几年，受尽了凌辱压迫，看尽了人间不平，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0年，赣榆来了共产党，人民翻身得解放，我自动报名参了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便踏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战斗生涯。
1942年，我从部队派到滨海区五地委辛校学习，未结业又被调到山东分局接受交通训练，期满后就开始跑交通。曾先后在赣榆县委担任交通干事和交通股长，负责全县范围内的党内秘密交通。1942年，我被抽调山东战邮总局交通科，负责跑晋冀鲁豫边区的长途交通工作。战时的交通极其重要的，有人把它称为“直接心脏的大动脉”，这话千真万确。那附，在解放区民主政权中，既没有汽车、火车等运邮工具，更没有电话、电报等先进之类的通信手段；机要秘密文件、情报资料等信息，都只能通过交通员来递送。战时，时间就是胜利，特别是抗自战争时期，日寇频繁地发动“扫荡”“清乡”“围剿”，到处筑确堡、设岗楼，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当时设在山东的敌伪据点多达二千五百多个，封锁墙、封锁沟达八千四百余里，真可谓是“据点林立，沟墙如网，火力相及，特务如毛。”在这种严峻情形下，我们的秘交人员能否及时完成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通信任务，都直接关系到部队之战略转移及组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可见，战时交通是多么重要，我们交通员身上的担子又是多么重！正由于如此，不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残酷，我们的交通员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战邮队员机智灵活地绕过敌人的炮楼岗哨，躲过敌人设置的封锁线，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受饿，出生入死，昼夜不停地穿梭在交通线上，及时、稳妥地把党的文件、情报传送到目的地。所以，敌人对我们交通员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加以防备、追捕，一旦被他们抓住，必遭杀害。敌人采取这些防范手段，其目的就是妄图切断我党的神经系统。
（二）寒夜过沂河
1941年11月，日寇在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圈”、“囚笼政策”，纠集了五万多鬼子，十几万汉奸，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血腥大扫荡。有一天，我正准备去鲁中送机要文件，到鲁中去途中要经过沂河，出发前听说敌人要封锁沂河，心旦很着急，我想一旦河被封锁，就很难过去了。由于敌人活动猖獗，只能选在夜里赶路，所以天一黑我放好文件就上路了。当时我们穿的都是老百姓送的军鞋，我的脚大，鞋子都穿不上，送信时只好赤着脚走，时间长了，脚上裂了不少口子，一走路就钻心地疼。北方十一月的天 气已经很冷，特别是夜里，寒风呼啸，像刀子一样，刮得脸上作疼，尤其夜间行走天黑路又不熟，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因为情况紧急，心里着急，脚步就迈得更快，脚不时踢在石子上，刚愈合的口子就裂开了，血水往外流，刚流出来就冻结了，再走几步又裂开了，疼得直钻心，为了抢时间，我顾不上包扎，咬着牙、破着 腿往前赶。在涉水过沂河时，裂口里钻进了许多沙粒，上岸后走路就更艰难了，脚上像扎了无数的钢针疼痛难忍。这时我想起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使鼓励着自己，强忍着痛苦继续赶路，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目的地，完成了任务。
（三)难忘的形象
交通员常年活跃在交通线上，为党传送各种机密文件，常常使敌人扫荡失败，清乡破产，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因而敌人对我们切齿痛恨，恨不能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的交通员一旦被捕，敌人总是用尽各种残忍手段逼供摧残，甚至杀头、活埋。可是我们交通员从来没有被吓倒过，因为我们都有阶级仇、民族恨，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多少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履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微山湖去执行任务。行前领导告诉我们，在湖边接头并送我们过湖的是一个老汉。当我们赶到约定地点发出暗号后，只见芦苇深处划出一条小船，船上却站着个年青的彪形大汉，借着星光 看出这人有二十多岁，手里还握着一把匣子枪，威风凛凛。我们一看不对头，连忙掏出枪对准来人，严阵以待，那汉子看到我们敌视的样子，急忙答话：“同志！别误会，自己人”。我半信半疑，警惕地问他老汉怎么没来?他也明了真情，随即将船拢上岸，并伤心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姓胡是我们要联系的那老汉的女婿，他们都是秘密交通员。因叛徒告密，他岳父被敌人抓去活埋了，他也遭到了敌人的追捕。老胡同志咬着牙愤慨地说：“这仇我一定要报，不打败那些狗日的决不罢休”。我们听了他的话都很难过，并深深地为他的革命正气和坚强性格所感动，默默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接我们上了船，送我们过湖，因船太小，人多目标大，我就让其他两个同志先回去，我和老胡同志一起过了湖。到了对岸，胡同志对我说：“敌人正在抓我，马上天亮了，你也不便行动，先到我家休息一下。”我跟 着来到他家，见到了他父亲，彼此作了介绍，然后老胡嘱咐他父亲到伪村长家里打个招呼。这时天已亮了，老胡好像挺有经验似的，叫他父亲把我们睡觉的房子反锁起来，这样外人看了不会想到屋里有人。等我们躺下休息后，他父亲就背起粪篓，装作拾类的样子，到伪村长家，并向村长说明了情况。那时不少伪村长是被迫干的，他们也同情革命，暗中帮助我们，这个伪村长就是这种人。
我们一路上很疲劳，一倒下就睡着了。突然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我们赶忙爬起来，只听得大门被撞得很响，还夹杂着呼喊叫门声。老胡一把拉住我，低声说：“肯定是汉奸队来了，现在正面出不去了，如果敌人进来搜查，我们就掀翻屋顶跳出去，后面不远就是枣林。你快把密件拿出来，我这里有火柴，要是追急了，就先烧掉，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还没等老胡说完，大门就被踢开了，这时胡老汉赶到院子里，只听一个大嗓门的汉奸头子冲着老汉问：“你儿子回来了吗?不老实说，我们就搜了。老汉还未答言，就听外面又有一个人跑来对汉奸说：“嘿 嘿，老总，他儿子怎么敢回来呢，如果回来，我早就给你们报告了。走，别在这儿耽搁了，到村公所喝茶抽烟去，一有消息我就给你们送信。”这话还真顶用，汉奸们都被支走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真佩服老胡的远见，要不是事先给伪村长打个招呼，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于他们父子俩的帮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这位姓胡的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隔几十年，仍不能忘怀。可惜我只知道他姓胡，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成了我的一件终生憾事。
（四）为革命哪怕千辛万苦
不管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的夏天，还是朔风怒号、冰冷彻骨的严冬，我们交通员都风雨无阻。我们的行动准则是：“人在文件在，人与文件共存亡”。送信的过程中，常会碰上恶劣的天气，我总是千方百计把文件保护好。1943年夏天，我到省直机关送信，走到一座山里，只见两边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道路难行，正走着天气突变下起倾盆大雨，我怕文件受损失用雨布包扎好，山路很滑，行走十分艰难，一不小心就有滑入山沟的危险，我咬着牙往山上爬。凭以往的经验，夏天下大雨最容易出现山洪暴发，为了安全我每爬一段都尽量抓着野藤荆棘，以免被山水冲走，我的手划破了，鞋也蹬掉了，好不容易来到半山腰。这时山洪来了，像虎啸龙吟一般。因我有了思想准备，便脱离了险境，保住了人和文件。要是慢走一步，准得被洪水吞没。暴雨过后 山路很滑，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赶到站上时已成了个泥人，文件却一点也没湿，我高兴地笑了。
1943年7月，上级派我和王玉贵、田宏彪同志去冀鲁豫边区送信。我们一夜跑了120多里，到达津浦铁路西边时，天已放亮，因为是在敌占区，我们很着急，就立即找到当地联络站一一一个伪村长家里（那时我们跑交通的常跟伪村长、伪乡长等搞统战关系，以便掩护）。我们提出让他设法把我们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为难地说：“不行啊，汉奸队已有通知，说皇军要来清乡。他们马上就会来，我这里不能呆，很危险。”说着便要介绍我们到一个革命家属那里隐蔽。就在这时， 村口响起了枪声，接着村里就乱起来。我们考虑 到要隐蔽在百姓家里，肯定会连累他们，于是决定分散隐蔽，并约好在村口会合。我刚走出村长家门不远，就隐隐看见村边已出现敌人，便乘乱钻进路旁的谷地。敌人很狡猾，采用“拉网式”战术，先将村子包围起来，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向里搜索。我见此情况，料想一时难以逃脱，就先把文 件埋起来，然后沿庄稼地慢慢往前爬，猛一抬头 看去，不远的地头就是一个唱戏用的土台子，边上有两棵大柳树，台子上有一个持抢站岗的鬼子，我趴在地里不敢再动了，因为谷子矮、又很密，稍一动就会引起谷棵晃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不久太阳又出来了，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头昏脑涨，尤其到了中午，骄阳似火，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地上滚烫，整个身体像置于蒸笼一般。又因为还是在前一天晚上吃的饭，行走了一夜，肚子很空，口渴难当，只觉得浑身冒火，嘴唇焦裂，两眼发黑，昏昏沉沉。跪在这里站了一天，我也在地里趴了一天，直到晚上土台上的哨兵撤了，我才舒了口气。但浑身像海绵一样，四肢无力，怎么也站不起来，只好慢慢往前爬，爬出谷地后见不远处有个水井，我高兴极了，挣扎着起来冲向井栏，使尽全力打上来水，一头扎进水桶喝了个够，肚子饱得像个橡皮水袋，走起路来直晃荡，但此时的精神好多了，于是我回到谷地扒出文件，然后去找另两个同志。刚走了几步，只觉得肚子发胀，疼痛难忍，我想这回可糟了，我们已经耽搁了一天时间，要不赶快把信送到，后果不堪设想。我忍痛回到村里，在一老乡那里买了三包“神仙一把抓”泻药，老乡嘱咐每包分三次服，我一心想早点赶路，就一下子把三包药都吃了。过了不长时间，在村口我与另两人会合了，他们告诉我从伪村长处分头后，他们转出村子顺势钻进了一条小沟，沟两旁都是细柳，虽然没饭吃，可有水喝，太阳又晒不到。我开玩笑说：“你们可比我强多了。”说着我们便一同上路。这时夜幕已降临，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前赶路，走不多远，我肚子里一个劲地响，不一会就泻了起来。由于时间紧迫，叫他们不要等我，谁知药吃得太多，越泻越厉害，我怕掉队，干脆脱去了裤衩，边泻边走，终于赶上了他们。泻肚子很伤人，加上本来肚子就空，我渐渐坚持不住了。同志们搀着我走，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阳谷县，完成了任务。由于两天来极度的疲劳、饥饿和腹泻，我又瘦又黄，可为革命吃点苦不算什么，只要能完成任务，心里就感到舒坦。
1943年除夕，同志们正准备过年，我突然接到任务，将一份紧急文件送到离我们驻地约五、六十里远的独立团。我二话没说，连中饭也没顾上吃，骑上婆脚踏车就上了路（这时形势稍好了点）。因山路崎岖，骑得很慢，信送到时天就快黑了。不一会，外面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越下越大，我看回不去了，只好宿在独立团。那时我们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吃饭，按当地习俗，大年三十晚上一般人家都要包饺子，独立团的同志叫我一块去，但我想到老百姓吃顿饺子也不容易，自己饭量又大，感到不好意思便没有去。这样，我整整饿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时，见到外面已成了白色的世界，雪积得很厚，在这滞留了一夜，心里也很急，我顾不上吃早饭，就连忙推着车子往回赶，因一天一夜没吃饭，饥肠辘辘，身子有些发软，山里寒风呼啸，吹起的积雪打在脸上，向前望去一片白茫茫，原先的山路已被覆盖，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而且成了累赘，车子推不动就扛着走。尽管我的身体壮实，但毕竟饿了一天一夜，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正走着，忽觉得前脚踏空，连人带车一起跌进了雪坑。坑很深，里面尽是雪，全被雪埋住了，我使劲地往上爬，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可车子还在坑里，我舍不得丢下车子，那时有这么辆破车子也不容易。于是，我解开裤带，二次跳进雪坑，将裤带系在车后座上，然后爬上来，再把车子拉上来。这么反复两次，身上沾满了雪，还灌进内衣，雪化开后，不时又冻起来，裤子冻得像个冰桶，整个身体像置于冰容中， 我木然地向前走着，一路上也不知跌了多少次，在走到离驻地五、六里路时，终于坚持不住了，只觉得两眼发黑，四肢无力，差一点晕倒。我只好将车子放在一棵松树下，自己先回到了驻地。同志们见我这个样子，连忙给我烘火，给我端饭菜，又派人去取回了自行车。
1944年的一天，我背了许多发鲁南的文件。待出发时，领导见后对我说：“老庞，这么多太沉了，到前一站你可以留下一部分。“我笑了笑就起程了。到了前一站，看到那里的同志都很忙，文件也很多，我没说什么，又原封不动地背起文件继续赶路。回来经过金山（双山）县时，只觉得腋下作疼，半边身子都不能动弹，我只好住在一个交通站里，脱下衣服一看，是生了个脓包疮，红肿得像个大馒头，同志们要找医生给我看，但我想这点病算不了什么，看了又得花钱，就坚持着没看。晚上，忽听得西庄枪声密集，站上的同志们通知我一同撤离，可我已不能跑路，就躲在房东家里，好在敌人没进这个庄。事后房东激动地对我说：“你这位同志疮这么厉害，也不哼一声，真坚强。其他人都走了，你不但没怨言，还乐呵呵若无其事，真是好样的。我说：“没什么，同志们也有任务，不能因我一人误了大事”。疮稍见好后，我又回到了局里。
（五）智过封锁线
在敌占区跑交通，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保证情报、机要文件的安全，我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比如：将情报交换点设在土地庙里，前一站的交通员把情报压在神像下面，第二天取情报的人装着拾粪到庙里来取；有时将文件折成小块 放在扁担托子里；有时将情报塞在高粱秸里，走路时抓在手里，敌人不会注意，有时将文件卷成小卷包在革捆里；还有用头发丝扎上系在蓑衣里。记得1944年我在大汶口车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和王玉贵同志从冀鲁豫送文件回来，到达大汶口车站时天还没黑，铁路两旁都有敌人封锁着，我们就商量等天黑后从桥洞下穿过封锁线。谁知狡猾的敌人派了八个鬼子兵架了两挺机枪封锁着桥口，日夜轮流站岗。因为我们身上有文件，不敢轻举莽撞，就先找到当地的一个关系，也是一个伪村长，就住在他开的旅店里，准备白天伺机过河。可等了两天都没能过去，我们都很着急，一来身上有任务，二来旅店里常有鬼子和汉奸来往，住着很不安全。晚上我们和伪村长商量了好久，终于想了个办法。第二天一早，有个卖菜的农民要到铁路那边去赶集，被伪村长一把拉住，带有求助的口气说：“老哥！我有两个朋友搞了点‘黑货’，不好过桥，麻烦借你的菜担带过去。”他边说边帮着卖菜的放下菜担，然后把他拉到里屋喝茶去了。我一看正是时机，便迅速取出文件和匣子枪，把文件埋在菜筐里，上面用青菜、大葱和茄子盖上，等到卖菜的走出来，我们已布置停当。我也换上伪村长拿来的一套破旧的本地衣服，化装成卖菜的，同伴王玉贵化装成赶集的。为了防备万一，我让同伴带着枪，如果被敌人发觉，就撂倒他几个，然后抢起文件就跑。一切准备就绪，三个人就挑的挑、背的背，一起朝桥头走去。路上那卖菜的向我问这问那，我不会本地话，怕开口露了马脚，就只好含糊地点头或者摇头，卖菜的见我不热情，也就不多问了。转眼间来到桥头，只见一个鬼子走上前来，不知问了句什么，就顺手从那个装文件的筐里抓起一把葱。我见此情景，心里“咯噔”了一下，正准备冲上去，幸好葱旁边的茄子滚了下去，盖住了文件，鬼子没发现，真好险啊！那个卖菜的可能懂几句日本话，赶紧上前迎着那个鬼子说：“报告皇军，芹菜的没有“。鬼子听罢，一挥手：“开路开路的。”于是我们顺利地过了桥，到隐蔽的地方取出文件和武器，我们大步流星地往游击区赶去，安全地回到了总局。
（六）转移和突围
交通员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机要文件，有时还送报纸、护送干部。由于我们日夜穿梭在敌占区，因而常常侦察到敌人的一些军事行动，搜集到一些军事情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是侦察员、情报员。
1944年8月，日本鬼子用拉网战术在滨海地区进行扫荡，把群众从西往东朝海边赶。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总局派我到十里外的分局去送信，我接过文件，就小跑着上了路。不长时间就赶到了分局驻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分局已经转移了。我 万分焦急，因为我明白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文件一旦延误，就会给我们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我朝四周看了下，发现刚下过雨的地上有机关撤退时留下的马蹄印，我高兴极了，就顺着脚印往下追。路上曾两次碰到了其他机关的负责同志，经向其寻问，他们说：“现在形势，极其复杂混乱，恐怕你们一时很难找到分局，你可先将文件隐藏起来，看看情况再说。“但我想，越是这种情况，越要尽快与分局取得联系，便继续往前追，从上午追到傍晚，才追上了分局，完成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停留，稍息片刻我又往回赶，当回到总局驻地时，总局也转移了。我顾不得歇一下，又立即动身去找总局。在行进路上，我看到了敌人正在运动兵马向 一小山层层包围上去。我即联想到，我们的总局是否就转移在这个小山上?万一总局被敌人包围出不来怎么办?便决定侦察一下敌人的虚实，我小心地向敌人靠近，发现狡猾的敌人因兵力不够，在大路口点着火把，企图做样子吓唬人，而把主要兵力都布置在小路上、树林里，等我们上当。我认为观察已准，使瞄个空隙，从大路上顺利地通过了敌封锁线，又穿过了合击圈，我在山场里转了两圈，终于在一个小山脚下找到了机关。原来战邮总局、军区等机关都被困在这里， 我连忙找到赵志刚局长，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们因摸不清敌人的虚实不敢突围，于是，我把敌人的布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然后我们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决定从东面大路口突围。这时，天已快亮了，我顾不上吃饭，跑在队伍前面当向导，机关的队伍紧跟在后边，下山路过大路口时，敌人没发现我们，很顺利地冲出了包围。天亮后，敌人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到。突围后，赵局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庞，这次要不是你，我们就全完了”，并把他自己用的匣子枪给了我，他用我的那把小手枪。领导的爱护，使我深受感动。
（七）难忘的盛会
1945年2月7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山东战邮总局在营南县兰墩子召开了全省 劳模大会，经过民主选举，葛春亭和我被光荣地评选为“山东战邮英雄“，这是党给我的极大荣誉，也是对我进一步做好工作的鞭策。我还记得在当年8月14日这天，我正在参加省政府和山东军区联合召开的“英模表彰大会”（我是战邮总局推荐去的）。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正在作报告，突然传来了日寇 宣布投降的消息。刹那间，人群沸腾起来，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不断地高呼起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肖主任的讲话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志们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有些代表在一起拥抱起来，有的扬眉吐气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生平中遇到的最大一次喜悦。那天夜里，同志们兴奋的几乎一夜没有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