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公会委派赵志刚同志负责筹建山东战时邮务总局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亲自对他说：“给你调一名邮政专家到战时邮局，协助你开展工作”。这名“邮政专家”就是李旦复同志。1942年2月到1949年2月的7年间，李旦复同志一直在总局担任邮务科长、实验邮站站长和业务科长等职，对战邮事业忠心耿耿，工作扎实严谨，善于筹划计议，密切协助总局领导，发挥了一个好助手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对山东战时邮政的组织管理和业务建设等工作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充分发挥出邮政专家的作用。
李旦复同志1903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崂山县毕家村。1921年考入青岛邮政总局当邮务生。1925年，正值“五卅惨案”反帝的高潮，他投身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岛邮局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脱党后又于1946年8月在临沂重新入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旦复随青岛抗日流亡学会生会先后到诸城、日照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活动，曾任过宣传队长。1938年抗日宣传队有一次途中遭遇日军，危急时刻，旦复同志急中生智，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同日军对话，巧妙地过了关，并借此摸到了这股日军的装备情况。1941年11月20日，有一股千余人的日伪军包围了沭水县的渊子涯村（今莒南县），敌人用炮火轰开土围墙后，进村见人就杀，烧毁民房，无恶不作。一个不足200户的小村庄，被日寇杀死的群众就有147人。正在附近工作的李旦复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跑到三义口村，向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报告。我军迅疾出击，迫使敌人仓皇撤离，减少了群众更大伤亡和财产的更大损失。（上述情况是他从前向我讲述过的回忆）。
旦复同志过去还在青岛中华邮政局工作过，对邮政业务比较熟悉。他到战邮总局工作后，在赵志刚同志的统筹下，根据抗日根据地在战时的特点和任务，借鉴以往的业务，有选择、有批判地把中华邮政的规章制度、业务管理、操作程序等加以有选择地运用过来。他曾起草过一套组织管理章程，得到上级领导部门认可并颁布实施；他还提出建议必须印制邮票，也受到领导的重视和采纳。1942年山东战时邮总局发行的第一套战时邮政邮票，就是由他亲自参加用油印印制出来的。而后又连续发行过多种邮票，大多由他参加设计和审定。他还曾亲自设计了在邮票上打齿孔的“推轮式”扎孔机和用铜质铸造的日戳等邮政专用工具。
1942年至1943年总局驻莒南县甘霖村时，他任总局邮务科长并兼任战邮站站长（市总局设在滨海地区的邮政枢纽地区。)当时环境生活都比较艰苦，他不畏艰险和困难，从不搞特殊，吃苦在前，时刻关心同志，特别是对那些终日跋山涉水、忍饥受寒、不惧艰险一次次冲过敌人封锁线的第一线上的交通员，更是关心有加。每次交通员归来，他总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那时上级规定，每逢星期日每人可领白面一斤，做一顿水饺改善生活。现在看来一斤面粉算不了什么，可那个时候平素全吃粗粮，有时还吃不饱，所以遇到改善生活时外勤人员仍填不饱肚子。旦复同志见此情形，几度与总务科交涉，争取到给每位同志供给增加到一斤四两的机会。同时，他还很注意基层同志的文化学习。我在沭水战时邮局任局长时，与总局驻地相距很近，旦复同志常到我们局指导职工文化学习。他对当时推行的“新文字”（即现在的汉语拼音）很热心，曾亲自编了个简易教材为我局的交通员上文化课，使一些文化很低的交通人员识了不少字。
抗战时期，李旦复同志很注意与中华邮政方面的联系。当时，中华邮政有一条自重庆国民党大后方通往鲁东于学忠部队的军邮路线，旦复同志和我们商议，并想办法主动打通关系，建立了业务上的联系，曾在这条军邮线上为我们送过小量的报刊和邮件。
1947年春天，山东省政府拨给总局一批黄色军用毛毯（这是由美国救济总署送来的救济物资）。当时，上级规定连级以上干部每人发一条。交通员算作战士，按规定就领不到毯子。李旦复同志很重视这件事，立即请示局长，建议改变分配办法，总局领导接受了他的建议，改为连排级干部每人给半条，交通员每人可给三分之一条（裁开使用），此事得到了基层职工的好评，从而增强了干部、战士之间的团结，密切了干群关系。
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上级决定建立潍坊特别市。总局赵志刚局长派李旦复同志前去组建邮电机构，并交代让他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为今后接管大城市的邮电做好准备。是年秋天，组织又派他去接管济南市的中华邮政。解放济南的战役开始后，他们冒着炮火随军进入济南，立即开展了接管工作。在他的主持下，首先召集中华邮政局的一些高层人员，讲明我们的接管政策，加紧研究通信管理和通信恢复事宜，顺利完成了接管工作。1949年他又随军南下，先接管了南京市邮政局担任军代表，而后又继续随军抵达安徽省合肥市，并在那里担任了安徽省邮电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以后组织又调他到中国邮电工会全委会工作。李旦复同志积劳成疾，肝病复发，于1952年病故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