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春，我由大众日报社编辑部调到山本战邮总局工作。当时山东战邮总局局长兼任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部长。我在总局工作了整整四个春秋。一九四八年春天，我被调到坊子胶济铁路局工作，从此离开由邮电部门。
回顾战邮生活的片断
我初到战邮总局工作时，感到总局机关是一个人员精简、效率高、非常战斗化的集体。赵志刚局长一人身兼三职，没有副职及秘书助手。邮务科科长李旦夫同志，交通科科长乔为中同志，科内也仅有两三个人。秘书科仅有科长张善堂同志，文印员徐少南同志。我就分配到这个科，负责编辑《战邮报》。交通班人员较多。因总体人员较少，大家工作都很紧张，晚上也都在油灯下坚持工作。我初到就给了我很多工作。除负责编辑《战邮报》外，要开会做记录，整理、保管文件、图书，还给交通班的交通员上文化课，担子压得很重。
《战邮报》虽然是一九四二年创刊，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在我接手时出得不多。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连一台油印机也没有。工具很简单，仅有一个钢板心、一支刻版的铁笔、一个油滚子，还有点油墨和蜡纸之类，行军时全部自己背着。张善堂同志一个人抓工作很忙。徐少南同志年轻有干劲，他刻有一手漂亮的钢版字。我去后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能编多少，我就能刻多少。” 我也回答说：“你能刻多少，我就编多少。” 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干起来了。 每逢节日，赵局长都是亲自为邮报写社论，以及指导全省战邮工作的重要文章。 徐少南同志还用上红色油墨印出套色，以示纪念，非常醒目好看。
《战邮报》发出之后很受欢迎，我经常收到一些战邮职工来信索要邮报。可是当时条件差，纸也不好，印不出很多。领导对《战邮报》都非常关心，亲自为报纸写稿、审稿、指导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以后又增加了力量，调来了编辑宁世、秦寄萍等同志。
当时， 我们生活正处于艰苦困难时期， 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局领导抓得很紧，率领大家开荒种地，我们很快就吃上了自己种的菠菜、小白菜等蔬菜。到了秋天更是喜获丰收，有大萝卜、白薯、花生，在院子里堆成了高高的小山，大家看了都很高兴。赵局长和其他领导干部也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在地里干活，还得有人站岗放哨，以免敌人突然袭击。在春种秋收时，我们还要挤时间帮助老百姓干活，一起捡种，一起抢收，我们和当地群众和睦相处，如同一家人。
春节时更是热闹。我们和老乡们互相拜年，一起扭秧歌。在秧歌舞的启发下，赵局长和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商量，编写了《战邮交通员之歌》。这首歌就是顺着秧歌调填词的，顺口又好学。我教给交通班的同志们，大家很快都学会了。歌词是：“模范战邮交通员，服从分配守时间，早去早归不偷懒，走起路来一溜烟，一溜烟!”后一句重复一次(后来赵局长在大众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专刊上登出了这首歌)。大家学了之后随走随唱，非常鼓舞人心。听吧！在工作之余，在吃饭的路上，都在“一溜烟、一溜烟”的唱着!春节时，机关上还召开敬老会，举行会餐。对年龄稍长的职工，不分职务，一律佩戴大红花、坐首席，接受赵局长敬酒 。这种互敬互爱、同欢同乐的革命深情让大家深受感动。
交通班人数较多，年轻的同志是很活跃的，大家都愿意跟我谈心。因为我是从城市出来的，他们见到我就问这问那。有的问我：“你坐过火车、汽车吗?听说胜利以后，我们收复了城市，我们就用火车、汽车送信、送报纸，还让我们坐上去呢!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很快就会实现了，大家都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都向往着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的确，那时交通员一天要走百十里路，还要背着枪、手榴弹、报纸、信件，压在身上一大堆，真是辛苦。可是当时没人叫苦，都能按时完成任务。组织上对交通员很关心，有的同志生了病，伙房就给做病号饭，吃面条加鸡蛋。赵局长的爱人黃秀珍大姐每到机关来，就必到交通班问寒问暖，她还以自己早年参加革命时的艰苦经历教育大家。比如当时她和赵局长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因没有经费，生活相当困难，缺乏管养。她说：“我的大儿子生下来时长得很小，一双大鞋就能放下去”。大家听了后深受教育。她见交通员的衣服破了，就找点碎布给同志们缝补一下。这也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也学着做针线活了。
总局机关人员少，领导全省邮、交、发工作，交通不便，颇为困难。每年总局都要召开大区局长会议。借会议的机会，我们邮报同志们就抽空找他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收集材料，也约他们亲自写稿。坚持在第一线的交、邮、发人员的事迹比较多，可以丰富办报内容。有一次，我们报社出专刊写劳动英雄庞耀同志的先进事迹，邮报社社长林桓非、宁世同志和我共同参与。庞耀同志是跑延安党中央的交通员，他通过敌人多道封锁线，不怕危险，忍饥受寒，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的事迹细节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别人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主要对他进行了采访。但是他既谦虚，又老实，不善表达，话语很少，我们问半天他才说一句。尽管如此，他的模范事迹给当时的人们教育非常之大，也推动了下边各局、站的创模、选模运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准备调入济南。于淳同志是支前邮局局长，我也被调到济南城郊附近。后因出现了蒋敌伪合流局面，他们意图进驻大城市。形势发生变化，去济南的计划落空，我们又返回了原单位。这时，总局已迁住临沂城。我沿交通线走，路上经常听到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到达临沂之后消息得到证实，总局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机关住上了大房子，也有了电灯。交通班的同志们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天天吃上馒头了！” 变化还不仅是这些，主要的是战邮总局的机构也变了，成立了山东省交通总局，管辖范围大了，又增加一位副局长管寒涛同志。机关上也增加了不少由新四军北上的干部。
为适应形势，《战邮报》改为《山东交通》报，采用石印版。报社的编制也增加了，当时有宁世、王孟强、庄玉新、李学道、潘润章和我六个人。人多力量大，出去采访的机会也多了 。一次召开山东铁路职工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记者团的工作，赴枣庄采访，让我大开眼界。这里有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还有很多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回来后又参加了总局的大会，很多材料需要起草。这段时期，报社的工作紧张而又充实。
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李学道同志身体不大好，有时加班工作累了，头上就冒虚汗。他坚持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肺病转到后方医院，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志刚同志担任了邮电部副部长。李学道的儿子在报纸上见到了他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北京。赵志刚同志找我了解情况，我也没有具体的消息。然后又找到当时管后勤的李子久同志(已故)，他才回忆起来。在我们撤出临沂城后，曾接到过李学道的死亡通知。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生活极为艰苦，缺衣少药，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比较高。
一九四六年秋，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大规模内战，不断用飞机轰炸临沂城。那时我们机关借城墙壁挖了防空洞，一有警报，就临时躲在洞内，确认安全后再继续工作。不久我们就撤出了临沂城。之后条件仍很艰苦，八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百废待兴，亟待修整，但国民党又趁机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领导号召我们咬紧牙渡过难关，像爬山头一样，占领最后一个山头就是胜利。
撤出临沂不久，我们坚持出报。这时机关流动性很大，经常转移驻地。在这种情形下，对保护好一份创刊以来完整的《战邮报》、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是很不容易的。赵局长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些文件、报纸比什么都重要，一定不能要丢掉。”我负责保管，深知其重要性，所以非常谨慎。一九四七年春，敌人更加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滨海地区的形势十分紧张。这时有些后方机关都转移到渤海区去了。就在这时，赵局长不顾自己的安危，由通讯员小崔陪同，与我一起将文件转移到鲁中山区去。我们到了一个叫涝坡的地方，村子后边有山，这里还有我们的后方工厂。经过村部的帮助，我们将东西运到山上，找了一块大石头，在后边挖好一个洞，将文件、报纸埋藏起来，经过修饰，不易察觉。最后，随去的村干部坚定地对我们说：“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在，东西丢不了！”我们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等待形势稍有好转时，我们又回去把资料取回来，依然保存完好。为此，领导上还为我记了功。
这年，还有最后一次考验值得追忆。因滨海地区多平原，离铁路线也较近，我们机关准备往胶东地区转移。出发前分成两部分，由王剑鸣主任带领的一部分为先遣队，有牲口驮运，携带东西多，多是年老及女同志；紧接着就是后边的大队。没想到我们先行的一部分，刚过了胶济铁路，敌人就追上来占了胶济线，并进驻了平度县城。切断了我们和后边大队的联系。他们暂时过不来，我们更回不去，造成了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夜赶到了文登县，后又转到海阳县的山区，无法再坚持工作了。
过了几个月，形势交化很大，我军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迫使敌人节节败退。被他们占领的城市不得不又退出来。听说胶济线上及平度县城的敌人快要撤退了，我和李子久、王承绎、马云我们四个商量后，经领导的同意，作为第一批试探着回返。因当时摸不清情报，我们只好顺着邮站走，走一段问一段，如敌人还没撤离我们就再回返。在这一带，我们目睹了敌人及还乡团破坏的残景，村子里老百姓几乎全跑光了，村头上增加了不少新坟头，偶尔碰上的人也往往是戴孝的。有的老百姓的家门四敞着，院子里空荡无人，又脏、又乱，一片残状。这是敌人和还乡团杀害我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村里无人，我们一路上连口热饭、热水都没有，饿了就啃一口自己带的干粮。最后终于得到可靠消息，两小时前敌人刚离开平度城和胶济线。我们先到达了胶县邮局。在这里知道了总局的一些情况，还高兴地看到了邮报，在报纸上知道这边坚持工作的情况。连邮报都能坚持出版，太让人激动了。邮局同志们留我们再休息几天，但我们着急赶路，立即整装继续前进。我们四个人的先头小分队终于在五莲县和总局的同志们会合了。
一九四七年冬，总局机关进行“三查、三整”整风运动，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四月，我就调到坊子胶济铁路局工作。
偶然发出的一封家信
我是从城市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离开家乡几年了，有时也想念我那历经艰辛的老母亲和我正在上小学的小弟弟。但是，我的家乡济南市是沦陷区，不通邮，不通信，想念只好埋在心里。
一九四四年夏天，山东战邮总局召开各大区局长会议，鲁中邮务管理局副局长亓汉三同志来参加会议。工作上的接触，使我们熟识了。听说当时我们的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泰安、历城一带，离我家已很近。我找他随便聊聊，心想知道些附近的情况也是好的。我从离家后就没通过信，谁不关心自己的家乡，知道点情况对自己也是个安慰，但我并没有给家里写信的打算。
亓汉三同志见我很关心济南附近的情况，也就进一步向我作了解。问我家是哪里，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回答：“在济南市内，就有一个家庭妇女的母亲及一个上学的小弟弟，我的两个大弟弟都已经出来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又说：“一家人多数在外边，母亲是多么想念我们呀!”当他听完我的介绍后很是同情，他沉思了一下，便说：“你给母亲写封信吧，我设法帮你送去 。”听他一说，我太感激了，立刻想起了我离家时，母亲的再三嘱咐：“你们出去后，想法捎个口信来，只要知道你们还活着也就知足了。”可是在那战争年代，又是从解放区到敌占区，邮信或捎口信是很难办到的。
当我提笔写信时，心里要说的话很多。可一想到我的家是处在日军和汉奸严密统治的地方，送信的人是要担风险的，也就不敢写了。只廖草地写了几句话：“我同弟弟都很好，请放心！ 我们快见面了。”信封上写上详细地址就交给亓局长了。家信带走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老惦记着这件事，总希望收到亓局长的来信。多次想写信问问，一想到我家是敌占区，送信是有危险的，又觉亓局长工作很忙，这是私事，不好意思给他添麻烦，便作罢了。时间已久，工作又忙，几个月过去，这件事就放下了。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战邮总局移往滨海区莒县北甘霖。我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喊我：“你妈妈来了”。我跑出来一看，果真是妈妈，我急忙跑上前去。母亲含着眼泪抱住了我，我们母女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这太突然了，母亲怎么能来到这里？我不是做梦吧？后经了解，就是那封信送到了她的手中，母亲收到我的信后，误解为我离她很近，就决心离开家出来找我。当时她向我讲述了送信的详细情况。有一天中午，院子里有人喊：“于老太太的信”，她赶忙出来接信。见一个四十岁左右身穿绿制服的邮差，身背邮包，手里拿着信。 当我母亲正要接信时，他低声问了句：“屋里有人吗?”母亲说：“没有，就我一人在家 ”，并望了下院子里没有人时才说： “里边谈吧。”接着走进屋里。 母亲不明白怎么回事，有点害怕。进屋之后，那人从衣服里摸出一封信来递给了母亲。我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我的信还是能认下来的。她看完信之后，接着问送信的人：“他们在哪里呀?”送信人回答：“不远，离城几十里路。”其实他的意思是战邮局的基层交通站不远，还告诉我母亲到什么村庄、去找谁，就能联系上。可是我的信上没说让母亲和弟弟出来，我说的“我们快见面了”，是指快胜利的意思。收到我的信后，我母亲什么也不顾，就是记住了到那个村、找谁，于是她带上小第弟就出来寻找我了。
一开始按送信人告诉的村名和人名找到了联系地点，可怎么也打听不出要找的人。村里人听她是从济南出来的，都很警惕，说这个人不在。她不甘心，吃着自己带的干粮继续打听，一直到了天黑，被找的人才出来见了我母亲。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们机关离这里很远。由于我母亲想念女儿心切，决心一定要找到我。我母亲已经是五十多岁，脚还是放过的，走长路有困难，但是她下定了决心。在交通员的热情帮助下，她随着我们的交通站一段一段地找上来，终于从济南城跋涉涉来到总局驻地滨海区莒县，见到了久别的女儿。
我母亲来到战邮总局后，组织上很照顾，还享受了一份供给制待遇。因母亲文化不高，就安排她在保育小学照顾学生的生活。我的小弟于森也参加了战邮工作，一九四六年在临沂邮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件事虽然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永远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