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四年，在山东公安保卫工作战线上工作了十五年。
关于新泰县公安保卫工作的建立、沿革变化情况。我是一九三九年初到新泰县工作，当时县委对外名称叫“八路军办事处”。就在一月份，县委决定成立保卫局，我任局长。还有个褚玉祥同志(建国后江苏省公安厅付厅长)，就我们两个。到了九月份，由民主选举成立了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卫局就改为县公安局，局长还是我，工作人员除了褚玉祥同志外，还有十多个武装人员。一九四一年我的工作调动了一下，时间很短，几个月又回来了，直到一九四三年我调离新泰县。当时改为新蒙县，接我工作的是王树范同志，基层公安组织是区、乡都有公安特派员，村里有保卫员，在根据地还有盘查站。
关于泰南专署公安局的组织状况。一九四三年泰南专署公安局长张国峰同志调鲁中区党委社会部工作，我由新太县调大南专署接任张国峰同志的工作。当时太南专署公安局设有侦察科、预审治安等科，还有什么科记不清了。前前后后的科长张玉轩(后任安康专署付专员)、李传伦(后在南方工作)、薛锐、董震(后任上海普陀区区长)、蔡道生、李秉政、卢管彤、林川(后改名林侠后在鞍山市工作）等同志。一九四三年冬或一九四四年春，泰南专署公安局与第二军分区保卫股合并为一个班子办公，两个名称。直到一九四六年分开，后来泰南和南沂蒙两专署合并，我仍任专署公安局长。当时地委书记是栾涛，一九四七年秋天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战争开始，这时全省公安干部集中到黄河北进行三查三整，每个公安局只留下一个做审讯工作的干部和少量武装管理犯人，其余都集中到黄河北搞三查三整。这次三查三整主要是进行思想整顿，为解放城市作好准备。鲁中行署三个专署的公安人员成立一个大队，我任总支书记，泰山专署公安局局长张洪林、沂山专署公安局长徐欣三分别任正副大队长，三查三整时省里的负责人有杨帆、杜明、李丰平等领导同志，三查三整结束已是一九四八年解放潍坊了。
关于兖州公安局的情况。一九四八年大反攻开始，成立鲁中南行署，李丰平同志调任行署公安局长，胡维鲁同志任付局长，李丰平还没有到职前，华东局决定由李丰平和我组织班子去接收兖州，当时带了一百多名干部和一个加强连去兖州，李丰平任局长我任付局长，当时组织机构设有侦察、治安、审讯、保卫等科和办公室，科长是王监丁江、仲城、赵文卿、李尚农。主要工作是清查匪特、维持社会治安，待了三、四个月，工作还没有就绪，我的工作又调动了。
关于新海连特区公安工作的建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新海连解放，苏羽同志（从滨海区去的，后在安徽工作，曾当过法院院长)和我带了一部分干部去接收新海连。新海连我们没有打，是敌人撤走的，新海连特区由新甫、海州、灌云、连云港组成，特委书记由谷牧同志兼任，当时领导机构不健全，特委有个社会部，苏羽同志任部长，我是新海市的公安局长。过了一段后，到一九四九年初，就成立了新海连市，苏羽任市委书记，我任公安局长。公安局有侦察、审讯、治安等几个科，还有几个分局，赵尚忱是治安科长，不久升付局长，周兴柏是侦察科长。不久调云南，李传伦是治安科长，马承泽也可能是科长，毕先成同志是分局长，其他都记不清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省公安总局改为公安厅，我调公安厅，开始干审讯处付处长，后当治安处长，“三反”克期到一处任处长，郭宏毅同志和韩洁石同志任付处长，一九五四年调北京。
整个抗日时期公安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打击敌人，保卫党，开展党的抗日工作，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在日寇扫荡前，公安工作主要是侦察敌人的情况，搞敌人的情报，打击汉奸特务。日寇扫荡中，我们的工作就更繁忙了，侦察工作更为重要，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反扫荡。当时公安工作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实行镇压与争取相结合的政策，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打开抗日局面，因为四二年后，日本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我们根据地缩小，处境很困难，所以必须首先打开局面。二是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主要是在敌占区建立活动点，使我们便于在敌占区活动，有立足之地。三是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工作，就是从汉奸中物色对象，让其打入敌人内部，搞敌人的情报。我记得四二年、四三年之间，开展反特斗争，镇压了几个汉奸特务，如有个姓田的，原来是县委的文书，投降叛变当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他伪造了我县委书记的私章，与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的党组织接头，企图破坏我党组织，群众很恐慌，当时没有公章，都用负责人的私章联系工作，县委决定镇压他，当他出城走亲戚时，我们在宪兵队的情报员汇报给我们，我们深入敌区去抓住镇压了。还有一个宪兵队姓牛的特务，他出去活动，坐着黄包车，我们的便衣队在敌区路旁等着他，当他走近时，就把他干掉了。后又先后在城关镇压了伪军中队长李树堂和一个特务。这样一连镇压了几个作恶多端、民愤很大、死心塌地为敌卖命的汉奸特务，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当时敌人非常恐慌，特务不敢夜间出来活动，还托关系与我们接头，表示不再死心塌地地为日寇卖命，要做点有利于抗日的工作。这样局面打开了，工作一下子就开展起来了。敌人县城有我们的点，周围村庄都有我们的点，总之，到处都有我们的点。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有些敌占区的伪政权，都是两面政权。真心向我，假心对敌。暗中为我们送粮、送钱、送情报。直到日本投降，我们对敌人的情报掌握比较准确，当时县公安局有个便衣队，也叫侦察队，比较精干，那时叫“青衣小帽”，什么东西都不带，就是穿一身便衣，每人带一支匣子枪，几枚手榴弹，说打击哪个，就一定把他干掉，伪警察局里有我们几个关系，非常好，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一般都能知道，所以敌人非常害怕，在城里饭馆里吃饭，都不敢说话，他们说，别多说话，小心这个(伸出手指示意八路)。现在新太县委付书记娄增宝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些了解，他是根据地靠近敌占区的一个党员，深入敌占区我们也通过他。
熟悉以上情况的有李传伦、张玉轩，镇压这些最坏的汉奸特务，一般都是他们领着干的，打了敌人了，我们就张贴布告，叫敌人知道是八路军干的，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找老百姓的麻烦，群众就会吃亏。
一九四六年秋天，在新太县的官里，我们专署公安局派的工作队有五．六个人(其中县公安局侦察队有五人，还有区里的二、三人)被国民党万金山部包围，仅一名同志受伤被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是出名的官里事件，在新泰县人所共知，这个工作队是到宫里村开展工作的，去的时间比较长了，思想也有所麻痹，当时国民党万金山部住磁窑附近，他是地方土顽被国民党收编的。就在一天的拂晓，万部突然包围了我们工作队的住地，等我们发觉时已经晚了，跑不出去了，被包围在一个四合院里，敌人先在门口架起机枪，然后上了南屋顶架起机枪，我们的同志在北屋，就与敌人坚持斗争，后来敌人在北屋的—个通风处用秫秸点火烧，我们的同志仍与敌人坚持打，这样从拂晓一直坚持到太阳偏西，大概下午三、四点钟，四合院北屋全部烧尽，我们的同志子弹打完了，就把枪扔到火里烧了，最后我们的侦察队长刘德源、队员张宗聚、朱宜成，还有个姓贾的，与区里的几个同志都光荣牺牲。班长张明礼受重伤被俘，(张明礼同志现在济南工作，毕先成同志了解)。这次事件，一是思想麻痹，二是部队离得太远，增援不及，使我们吃了这么大的亏。第二天敌人又出动，我们部队赶到，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大队，俘虏了大队长、中队长多人，敌人托人谈判交换俘虏，被俘的大队长与万金山是亲戚，谈判过程中，我大军云集津浦路沿线，敌人逃窜时，放出了张明礼同志。
日本投降后，—九四六年蒙山县发生了一起会道门暴动事件，薛锐同志是当时县公安局长，具体执行平息这个事件的是王儒现同志，我记得暴动发生后，先给我打的电话，我答复要狠狠打，坚决消灭他们。
在兖州还破获了—起反革命集团案，是通过打入工作破获的，我派徐义海同志以商人的名义打入的。
关于泰山肃托，我没有经手，高明宇同志清楚。当时我在新泰县局工作，新泰县也搞过肃托，那时有社会部，是社会部具体搞，仅利用公安局的武装执行关押任务，我记得也杀过人，那时我还有意见，认为这样的事怎么不经过公安局。关押人是什么原因，也不告诉公安局。（未校对）
1948年11月，朱礼泉任山东兖州公安局长（站立者右起第五人）时与同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