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八年到山东分局做锄奸保卫工作的，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是郭洪涛。社会部长是刘居英。第二年的五、六月间，刘居英派我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长。鲁西区党委刚建立，书记是张霖之，万里、段君毅、张承先等都在这里工作。当时，有的县已经建立社会部，只有一、二个干部，有的县还没有建立，主要是因为没有干部，于是我便开始训练干部，从各县调来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汪宏、李建民等，那时训练很简单，就是找人谈谈话，道理我也讲不多，回去干就是了。到了一九四0年，鲁西区党委在东平、东阿、阳谷、郓城等地建立试验区，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合理负担，同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区党委派我给试验区书记邵子言(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付校长)当助手，任副书记，我着重抓了组织建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很幼稚，把锄奸工作看的很神秘，对别人要绝对保密，有事情只能对书记谈，其他人都不能谈，要做到上不传父母、下不告妻儿，还提出保卫干部对党的领导人既有保卫的责任，也有监督的义务，这就把保卫干部摆到特殊的地位上去了，那时，怎样开展锄奸保卫工作，自己也说不清，只知道在党内，在政府内发展网员，建立侦察网，要求网员定期向保卫干部汇报他周围的情况，保卫干部隔段时间问问，没有什么情况也就算了，当时部队的锄奸保卫机构比较健全，鲁西六支队的司令是何光宇，政委是张北华，政治部设有保卫科。三四三旅司令员杨勇，政委肖华，他们部队也有保卫科。那时，保卫科的主要任务是抓纪律犯，也抓托匪。一九四—年保卫组织扩大，健全了，保卫干部也多了。那时行署叫公安局，党内叫社会部。公安局下设侦察科、预审科、教育科(训练干部的)，有的县还建立了公安局。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安局保卫工作，主要是镇压汉奸。当时公安局在敌占区都有情报网、联络站，把了解到的敌人情况送到公安局。如东平县有一个娃徐的，虽然腿瘸，但斗争很勇敢，经常骑着自行车晚上到敌占区了解敌情，发现替鬼子办事、仗势欺人的，就地把他处决，为民除害，群众反映很好。敌人为了破坏我根据地建设，除军事进攻还用“三光”政策外，还利用汉奸伪顽力量，疯狂残害人民群众，其次是在我方被俘人员中选动摇分子(叛徒)进行特工训练后，再派回来搞我们的情报或进行破坏，如曾有两个自称叫大孟小孟的人，就是被敌人派回来的，他们是怎样进到我们根据地的呢？那时，战时工作委员会付主任李澄之(秘密党员)被敌人俘虏了，为对他进行所谓“感化”，敌人把他弄到日本参观，还见过天皇，并借此机会派大孟小孟假装积极，要求跟李到根据地去，于是敌人把李和大、小孟一起放回山东。李到山东就向我们报告了被俘的情况，我们即派人监视两孟，晚上派人去听房，他们不讲中国话，讲日本话。后来，把他们抓起来，他们交待了是被敌人派过来的。因大孟罪恶大，就把大孟杀了，李澄之我们还是相信他的，解放后当了付省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期间，我们到敌占区去抓投敌的人员，对这种人事先经过调查，写好布告，罗列罪状，对罪大恶极的，就打死，然后贴出布告，对罪恶轻微的警告一下。这样做效果不错，既使敌伪人员的活动有所收敛，也鼓舞了群众同日寇斗争的积极性。在根据地内部主要是监视，逮捕那些从敌区来的可疑人员，抓来的人有做小买卖的，有抓药算卦的，逮住这些人打一顿放了的有，杀了的也有，对汉奸、村长也打、也压，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规定比较乱。
关于肃托问题当时根据地有无托匪，到今天我也糊涂，反正我没有见到一个！只听说搞出了托匪，但那是逼供，互相乱咬搞出来的，如党校的一些毕业生，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托匪，就把在党校学习时，教员讲的托匪组织活动情况，作为口供供出来，领导机关既不调查，也不分辨真假，就认为这些人是托匪了。1938年底到山东分局社会部时，已经镇压了几个托匪，有的还是指导员。当时刑讯逼供很历害，我是学生出身，做记录时，看见打人就很害怕，记不下去了，有人说我立场有问题。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鲁西建立了政府，第二年十月破获了几起所谓托匪案件。一九四O年十二月，我从实验区回来，正赶上这几起托匪案，当时，有个国民党爱国人士范筑先，是打日本的，和我们关系不错。他的口号是“和聊城共存亡”，日寇进攻时，他阵亡了，他的爱国精神是可贵的，我们还给他开了追悼会，称他为抗战老人。范在山东办了个政治训练班，简称政训队，里面有我们党的组织，后来在肃托时对从政训队出来的人都怀疑有问题，严重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某某历史不清白，就抓起来刑讯逼供，他们被迫供认，也乱咬了一些人。
这次肃托是怎么引起的呢?按我所接触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开始捕的是山东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毕睿夫，抗战后毕和师范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根据地，毕还当了鲁西行署行政处长，因毕说过叶青在曲阜师范教过书，他和叶认识，同时，万XX在邮信中又发现这些人相互间不称同志而是称兄道弟，又都是叶青的学生，就怀疑他们是托匪，都抓起来了。那时审讯靠刑讯逼供，一直到承认是托匪才罢休。在这之后，就在范筑先政训班出来的学生中，搞起肃托来，鲁西支队参谋长王唯一案，王曾说过，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办案人员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反动的，托匪也是反动的，就把社会民主党和托匪划了等号，把王也说成托匪。那时，这批托匪，关押在三四三旅锄奸科，我按时去参加审问，敌人扫荡时不便转移，锄奸科就把几个“大托匪”如毕睿夫、王唯一等杀了，我当时还对他们说：“大托匪了解情况多，问题还没有问清，就把他们杀了，这给党造成多大的损失。”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到山东分局工作，鲁西行署公安局在肃托问题上也有扩大化的问题，鲁西北抓了二、三十人。我到山东分局后，接触托匪的案件少了些，可是山东纵队，还有托匪案子。一九四一年山东分局派我到湖西检查肃托工作，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山东肃托搞得最厉害的是湖西，当时的地委书记是潘复生，湖西肃托是由暗害分子王须仁、四支队政委王凤鸣、区党委委员白子明等搞起来的，他们把宣传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统战部长郭影秋、都抓起来了，还杀了不少人。据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的报告说捕了三百人，也有说是二百九十多人。地委秘书秦和珍也被怀疑，如果再延续下去他也就被杀了。湖西的肃托事件，是罗荣桓同志亲自去处理的，罗荣桓同志代表山东分局为受冤屈的同志平了反，撤销了王须仁、王凤鸣的职务，对他们进行审查，使五百多个革命同志免遭杀害，使含冤致死的同志得以昭雪，使许多死难的亲人不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使少数犯严重错误的人得到挽救，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时，敌人扫荡，情况紧急，因鲁南公安局长宋子成(现在司法部工作)出了问题，调到山东分局，领导让我到鲁南去负责锄奸工作，后又由胡维鲁接替我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从鲁南回到山东分局后不久，组织上又派我到泰山区去检查肃托案件。泰山区的肃托是一九四0年搞起来的，他们先后抓了四、五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接触过托匪，有的是因与托匪是同学，还经常来往，有的是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组织上决定由我、蒋方宇、XXX三人组成审查组，又称检查组。对这些人一个一个地进行审查。我们因有湖西肃托案的教训，在审查时，注意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了，后来，我们把真实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起初地委中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托匪是他们自己讲的，也有旁证，后经过反复调查，统一了认识，认为：过去那样搞法是逼供信，是错误的，后又向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汇报，都认为这些人不是托匪，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问题，人家也交待了，即使没有交待，历史问题也构不成托匪。这样一分析，大家的思想通了，要我向上级汇报。大家一致认为：逼供信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山东分局汇报。当日，刘少奇同志也在分局，少奇同志肯定了检查组的工作并让大家好好吸取教训。山东肃托扩大化是严重的，不仅上述几个地方发生过，其他地区和胶东等也有类似现象，不仅地方上搞过，部队中搞了，为什么山东肃托搞得这么普遍这么厉害?它的根源来自那里?我看是来自延安半月刊上一篇关于肃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山东《大众日报》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潘XX写的，他一九三八年到过延安，他的文章与解放半月刊上的文章是一个腔调，他把托匪的活动概括为以左的面目出现，采取两面派手法，伪装进步积极，骗取领导和群众的信任；一篇是山纵宣传部长XXX写的，他把被他们逼供出来的口供，作为根据，编出一篇题为托匪在山东活动的概况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肃托扩大化，起了推动作用，后来在执行中愈演愈烈，把对领导说几句怪话的人说成是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团结；把说抗战艰苦，有困难的人指责为散布失败情绪破坏抗战；对历史不清楚的人，布置网员监视，一把他们说的话记下来，只要凑够几条，就定为托匪。后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就肃托这个问题作了检查，并用山东分局的名义，写了平反文件，对错杀了的人追认为烈士。—九四三年的抢救运动，听说陕北绥德师范到处乱抓国民党，但很快由延安发通知纠正了。因此，山东的抢救运动没有搞起来，影响不大。胶东还搞过汪派，但伤害人不多，事情起源于鲁中有个董临仪，是地下党员，是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后被敌人抓去当了汉奸，因他发展过党员，就把他发展的党员都当做汪派。我与董是同学，后来，只抓了一个，其他人没动。
这个时期保卫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
一、对敌情一定要有个正确的估计，这是保卫工作、领导干部与保卫机关要掌握的一条重要原则。检查起我们过去的工作，山东分局一度对这条原则掌握不好，在一些来自逼供的口供面前，头脑不清醒、盲目轻信口供，错估了敌情，竟确认山东全境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托派组织，并绘制了所谓托匪组织活动分子与分布地区略图，要各地搞肃托，以致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历史事实一再说明：保卫机关预审、定性处理人员，必须调查研究，重证据切忌逼供信，否则难免上当。要做到这一点，保卫干部一定要具备必要的对敌斗争经验和社会知识，否则对有关人员的口供和各种说法分辨不清是非真假，很难避免犯错误，我在鲁西任社会部长时，才二十六岁，其他同志也只是二十三、四岁，那时年龄小，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社会知识，没有工作经验，上边说什么就是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什么是托匪也不懂，有人竟把托洛茨基说成是托拉斯，如果问中国的托匪头子是谁，要说是叶青就说不对，说是陈独秀就说对了，因为那时把托派叫托陈取消派。
三、保卫工作不能搞神秘化，当时的保卫工作要求绝对秘密，在肃托问题上最初只有保卫干部和书记管这件事，别人没有发言权，后来增加了组织部长。保卫人员说了的事情一般人都不敢再说话了，这样就把保卫工作仅限于极少数知道的状况，必然会犯错误，如搞肃托，群众有意见也不敢讲，一讲就说是替托匪讲话，使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直到抢救运动造成严重后果以后，才提出党委领导，群众路线。
四、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并善于运用反面教材，教育训练干部、保卫部门，从来不讲自己历史上曾经犯过一些什么错误，就是保卫干部也很少知道，因而，也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党虽然一再重申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实际上冤枉了不少，我们党是光明磊落的，搞错了也应实事求是地向干部讲清楚，使后人有所借鉴。
五、公安保卫工作，要警惕“左”、“右”倾。特别是“左”的思想于扰，同时注意我们队伍中农民意识给公安保卫工作带来的危害。一九四七年土改时，有的地区搞“左”了，把土改叫流血斗争，推行挖蒋根、拨蒋毛、望蒋杆，把地主吊在电线杆上去望蒋介石，问他看见了没有，如果说看到了就放下来摔死的一套错误的做法，打死了不少地主，谁要是提出“这样搞违犯政策”，就还之以“不这样搞怎么发动群众”？这样搞的结果，给根据地的建设、巩固造成很大困难。又如敌人一扫荡，就让保卫机关轻装，一轻装就把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
1980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