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幸逢盛世，生活和谐，岁月静好。乐享太平之时是否曾感恩过为争取这一切而牺牲的无数先烈，是否回首过那浴血奋战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缅怀先烈，珍惜当下，致敬英雄！
★铁血军魂
荣耀致敬★
顾篆玉是刘德胜的妻子，在战火的洗礼中他们结下了伉俪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顾篆玉又重新回到了当年她战斗过的地方，重走故地，百感交集，写下了当年抢救伤员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原件在建川博物馆收藏）
在全国解放后的四十多年的一天，相约了12位老战友回到了过去共同战斗生活过的新老州（今属于镇江市管辖），故地重访，倍觉亲切。我们看到了原新四军十八旅五分区司令部驻地的瓦房、高桥战斗的旧址及当年疗养所的驻地耿家花园和东滩，并和当年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的同志相聚。黑桥镇（现称红桥乡）。有位曾经负伤住过院的刘振祥同志，见到我下车，迎上来叫我顾队长时，霎时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抢救重伤病员的驻地——耿家花园，眼前是一片新瓦房，朗朗的读书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原来我们曾经住宿营过的草房都已改建了小学校。接着，又到当年经常去宿营地东滩。东滩原来都是佃农们的聚居地，伤病员。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曾为我们送粮送草，安排民工，保护我们安全日夜操劳的张道生乡长。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了。他为了工作需要不公开身份，我们北撤后，他坚持在当地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带领群众开辟这里的滩田，奋不顾身地对付严重的敌情和工作。还在文革中站出来保护群众的安全，而宁愿自己受委屈，真是我们的好乡长，好党员。我们在他照片前默默致哀。
新老洲地处江心，面积虽不大，但它是南北交通，我军战略要地。当年的特委机关。民建干部部队指挥机关都驻扎在这里。
1944年春，我从18旅工部直属疗养所调到丹北地区时。部队在新老洲只有一个独立大队（相当于一个连的兵力），几个月后成立了独立团、军分区。随着部队的发展，频繁的战斗。很快就建立了后方医院（疗养所），接收了几批伤病员，有几位伤病员的事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到新老洲不久就打响了高桥战斗。高桥是敌伪顽空控制封锁南北交通的一个据点。面临长江，近京沪铁路线，为确保南北交通，非首先拔掉这个据点不可。我部队对敌人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激战，就攻克了高效。负伤下来的有副连长林勇南，和我在1944年一起从18旅南下的机枪班陆班长，以及几个轻伤的战士。陆班长是前额贯通伤，入院时神志不清，当地老百姓闻讯都来慰问，有个大娘每天送人乳来喂，经过几天的治疗护理。陆班长醒来了，我们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只是把看得见的碎骨钳去。严格消毒和护理。伤病员看到陆班长能吃一碗馄饨了，格外高兴，围着他床前床后问这问那，陆班长竟滔滔不绝地讲述高桥战斗的经过“那里驻有一个连的伪军一个排的日本鬼子，我们的兵力是单北大队和江都独立团的一个连，部队听说打日本鬼子。情绪特别高。半夜开始打。”他一面讲里面还用手势比划着。他如何关机枪利用一个墙角把日本鬼子打到哇拉哇啦叫。正当机枪发挥威力的时候，一个子弹打中了头部，不幸负伤了……。大约在拂晓前三点钟，部队完成战斗任务后全部撤走，碉堡全部捣毁。
我们医务人员，本当去劝告伤病员同志，不要围着陆班长，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和健康，但是听了打死打伤不少日本鬼子，并把敌人全部赶出据点，又看到受了重伤立了战功的陆班长从昏迷中醒过来，有声有色的讲述打胜仗的英雄动人场面，又有老百姓送人乳等慰劳，使我们不忍心去破坏这样洋溢着胜利后喜悦心情的场面。
可是没几天，敌人报复扫荡来了，得到消息时，敌人已离我们不远，当即安排医务人员盛章等带了轻伤员离村分散。我和一个驻地老百姓一起扶了陆班长最后离开村子。这时已看到近处有七八个敌人从大路上走着，我们立即走进小路旁的一件小茅屋躲了一会儿。等没听见什么动静了，知道敌人已走了，我们立即回原住地。当夜，医院转移到北州去，一到新驻地，轻伤病员即自动组织放哨站岗，可是陆班长的伤势经过颠簸，很快起了变化，直喊着头痛，头痛，一分钟一分钟加剧。副连长林勇南要我快点想办法。天哪！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身边连血压计也没有，吃止痛药是无济于事的，我和几个医务人员都一直坐在陆班长身边观察病情。放哨的轻伤病员轮流进来探望一下，报告外面没有什么情况，聊以安慰我们。陆班长不断的呼喊着，没有等到天明，最后抓着我的手，就这样牺牲了。副连长和同志们都默默的流泪。这时外面弄来了棺木，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不许可进行追悼会，但那样悲痛和愤恨交织着的深厚革命友情，在今天和平环境中似乎难以体察。尤其是我感到特别难过。就在两个月前的农历正月初一那天，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和陆班长等三人。带着民工用独目轮子，推了一车手榴弹，从江北18旅部出发，一路上笑声，歌声，陆班长更是欢采着讲着前方部队的战斗生活，他在雪地走路的最敏捷，但他的鞋面上很少沾有泥巴。到目的地，新老洲老百姓拿出热腾腾的馒头，我们高兴地美餐了一顿，大家握手告别，不约而同地说：在战斗中再见吧！这次陆班长头部重伤，如果不是受白天转移的颠簸，或者我们医疗设备技术条件高明一些，也许能挽救他垂危的生命。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前哨报》发表，作为对英雄路班长的纪念。
1945年6月激战唐家桥、公济桥的胜利（在扬中县），是和日本鬼子在白天直接拼杀的，我方打死了好几个日本鬼子，又缴了敌人几挺机枪，民兵活捉了一个日本兵，在河中又摸到了一挺九六式机枪，个个欣喜若狂。当天送来了不少伤员。其中一个是头部重伤的作战参谋杨维民，伤口在头顶部。长约5cm，宽约3cm，部分脑髓暴露于外，但人很快醒过来了，有轻度偏瘫，一侧上下肢有些障碍。在那简陋的条件下，我们特别注意严格消毒，换药。换药用的纱布、盐水指定由药房张阳同志负责，他的伤口都用新纱布。用盐水和凡士林纱布包扎。并注意增加营养，加强全身抵抗力，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疗法。大约在九月份，疗养所要北撤时。他的伤口奇迹般地基本好了，只是行走不太方便。全国解放后，听当时也曾在丹北五分区疗养所工作的黄恒同志说，在解放初期一次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见到他。但是以后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待到抗战胜利，国民党背信弃义，又在集中大部队兵力向我部进攻，我们在这块方圆不大的新老洲上难以立脚。1945年9月，我们就开始把重伤员北送过江，到十月份全部撤走，部队也撤离了。留下了当地没有暴露的地方党员和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转入隐蔽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