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施公田，于一九〇二年生于蓬莱县小门家乡下炉村，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做地下工作时改名：施中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八一年病故，享年八十岁。
父亲生前很少谈及其参加革命的经历。但去世后，他的许多革命故事却仍然在家乡人们之间口口相传。今年，在整理杂物时，我们偶然发现了父亲写于一九六六年的简要的回忆材料。其中谈到了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抗日，如何做党的地下工作等的经历。现将这些材料连同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以及走访一些健在的老前辈的调查访谈资料结合起来，撰写此文。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在迷茫中探索，艰难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吃不好、穿不暖。六岁时每天不是上山拾草，就是出去拾粪。农忙时，还负责往山上给大家送饭，以及赶牲口往家里运粮食的农活。父亲曾讲过：那时，拾粪是每天必做之事。即便是冬天下大雪，也要清晨早早起来，先拾完粪再去私塾上学。棉衣是家里的奢侈品，父亲因为上学，才有幸穿上棉衣棉裤，但是里面没有衬衣。干完活后，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第二天一早穿上，冰凉冰凉的。当时父亲最渴望有一双棉鞋穿，但直到十九岁前也没穿上。
为了父亲的前程，即使在最穷困的时候，爷爷也要坚持让父亲上学。在父亲十五岁上完小学后，爷爷找朋友帮忙，将父亲送到了黄县耶稣教会学校学习，但家里已无力提供学费和冬天的棉衣。父亲为了解决学费问题，就半工半读，下课和放学后在学校打零工。教会学校里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穿长衫长袍，绫罗绸缎，隔三差五还到城里下馆子。父亲每日身穿庄户二大褂，脚蹬庄户鞋，辛苦地学习和工作，仅能勉强充饥，冬天连棉衣棉鞋都没有。学校里上至洋教师，下至炊事员，都对有钱人另眼相看，而对象父亲这样的穷人格外瞧不起。在校学习期间，父亲亲身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情的冷暖。为此父亲曾带头闹学潮，但却遭到了校方的一顿毒打。父亲因此愤然离开了洋人的学校。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为了谋生，父亲十七岁那年开始外出打工，先后到了青岛、东北等地，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年间，他曾在洋账房侍候过洋老板。给洋人出苦力，不仅受过辱骂，还遭受过他们的拳打脚踢。他觉得在中国的地盘上受洋鬼子的气是耻辱，因此不干了。当时恰逢旧军队招兵，觉得这可能是个出路，就报名参了军。在军队里，他亲眼看到，军官们一天到晚吸大烟、搓麻将、吃喝玩乐，许多当兵的还打骂敲诈老百姓。他们根本不讲国家大事，不顾国家的内忧外患。军队里黑暗的狠，好人在那里挣不到钱，也没有好的前程。因此两年后，父亲就离开了军队。此后他在东北的商店当了店员，每月挣五六元，仅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根本没有节余往家里捎，心里异常苦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父亲年轻时曾读过朝鲜的“亡国论”（小说）。书中讲到“朝鲜亡国后，人民受尽了日寇的残杀和压迫。按照侵略者的规定，每家不允许存放任何凶器，即使是做饭的菜刀，也要锁在井沿上。夜里家家不允许关门，日本人可以随便到各家胡作非为，却不许朝鲜人反抗。读了此书后，父亲对日寇的的暴行愤恨不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占了我东三省。他们强迫中国人手提灯笼上街游行，逼迫大家开庆祝大会。父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誓死不当亡国奴，因此依然辞去了在东北做店员的工作，回到了家乡下炉村。回村后，因村办小学的教师忙不过来，父亲因此做了小学教员。
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爷爷的极大影响。爷爷施仁志是清末闻名乡里的秀才。他极力主张革新和破除迷信，到处宣讲男人割辫子、女人放脚的进步思想。他本人也是村里第一个割辫子的带头人。三十年代早期，蓬莱地界内就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爷爷暗中与共产党有联系。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入了蓬莱。父亲经爷爷的引荐，在其他村庄与共产党人见了面。在一个秘密地点，父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成了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光明之路。
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组织地方抗日武装
村里的小学是秘密抗日小学。父亲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当时抗日小学使用两套课本，一套是伪政府的课本，一套是抗日课本。二鬼子一般上午来村里巡查，要求学校必须使用伪政府的教材，严查抗日教材，如果发现使用抗日教材，就将老师抓起来甚至杀害。为躲避日伪军的检查，学校每天上午教伪政府教材，而下午教抗日教材。抗日教材主课分为国语、算术、政治和常识，副课有书法和美术等。有些教材是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鬼子的封锁线捎来的，巴掌大小便于隐藏，数量少十分珍贵，大家只能相互传抄。下午上课时，由一两人在村口站岗。如遇敌情，同学们就迅速将课本交给老师，老师再将其藏好，大家拿出伪政府课本装装样子。
父亲在本村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在暗里与鬼子斗。最初村里的抗日武装只有几个人，几把大刀，其他人徒手。父亲经常带领大家利用夜色掩护，到大辛店据点骚扰敌人，到周围村子做村民的工作，让大家武装起来。下炉村有一户人家，在整理地崖子时，挖出锈迹斑斑的一支手撸子和一支三八匣子。经过修理后勉强能用，但一下只打一个响。这是这支抗日小队仅有的两支抢。在父亲的号召下，村里许多有志青年积极投身了革命。仅本家人就有母亲李吉卿、大哥施陞侯，叔伯施公元、施公起和堂兄施帮侯等，先后加入了地下党或直接参军投身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前线。
领导区中队开展游击战
一九四〇年春天，父亲被选为第八区区长。当时区中队有十二名队员，几支大枪，几粒子弹，有的枪打不响。那时，不仅敌伪据点的武装强，而且盘踞在下炉村以南河南村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有五六百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抗日形势的恶劣程度可想而知。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大家经常在山间与敌周旋，天当房地当床，经常露宿山洞或野外，弄点儿草在地上一铺，就当临时栖息之地了，饿了几顿没饭吃是常有的事。休息时，根本不能脱衣服，有时刚躺下，敌人就追来了，大家爬起来就跑。跑得身上湿漉漉的，由于长时间不脱衣服，满身是虱子，既是睡的铺草上也到处是虱子。老百姓称其为“光荣虫”。区公所经常遭到敌人的包围，几次都差一点被敌人端了。
这支小小的抗日武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昼伏夜出，到处发动群众参军参政，解压粮款支援前线。在伏击日伪军的同时，还要与顽固派高炳旺部做斗争。在游击战术的指导下，抗日队伍逐渐壮大。队伍每到一处，先安排好民兵站岗放哨，避免敌人偷袭，再捉汉奸进行教育改造，同时向群众讲解躲避敌人扫荡的办法。在他们的指导下，老百姓夜里睡觉时，大多不脱衣服，将家里贵重东西打包好，装在驮篓里，一旦有情况，能够迅速撤到山里。
下炉村是我方的红色根据地。夜里区中队经常在这里聚集。一天夜里，遭遇了日伪军的偷袭。父亲带领区中队为掩护群众，最后撤离了村子。当父亲撤到东山半坡时，腿部中了敌人一枪。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五六里路，躲到小埠村一个石碾子后面，才逃过一劫。敌人知道父亲是下炉村的后，在村里埋伏了好几天试图抓捕父亲，终未得逞。母亲为躲避鬼子，带着我和二哥（大哥已随父亲参加了八路军）躲到了邻村亲戚家。但时间长了，亲戚也不敢收留，我们母子三人只好逃到南边的大山里，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
日军在巨山沟一带开了个五花石矿，经常用卡车将矿石运往大辛店炮楼，然后转运至烟台港，再通过海上运往日本。侵略者通过这种方式大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一天，内线传出了敌人运输车队出动的准确时间，晚上武工队集中兵力从下炉村出发埋伏在村西南方向的大路两旁。当敌人的运输车靠近时，武工队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很快炸毁了敌车，消灭了押车的敌人。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区公所经常被打散，同志们因而失去了联系。下面是父亲回忆材料中的一段关于被打散后的经历。“一次，大家被敌拆散了，只剩我一个人，腿早已有伤行动困难。我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跑。乌黑的夜晚，有时大雨倾盆，有时小雨淋漓，忽而霹雳震耳鼓，忽而大风迎头扑，只有闪电照着往前走。我鼓起勇气走山崖，山涧没有人行道，脚下石头乱轱辘。我爬了一座山，越过一道岭，走了一条沟，跨了一条河。一个又一个，不知多少个，跤跌得无其数，坡滚得也不少。在黑暗里弄的我蒙头转向，不知自己在哪里。忽听得山上有一双鸟，喔唳喔唳得一个劲地叫，好像是被风吹雨打的找不着窝的样子。我走了大概半夜多，忽然电光一闪，看见一个破窝棚，就钻了进去，还漏雨。太累了，不知怎么就躺下了。一恍惚天亮了，我起来看看身上被蚊子咬了一片。一双鞋子也踏破了，身上的衣服连泥带水，好像泥猴子样子。我绑了绑鞋子，拄着棍子急速去找同志们好办公。”
面对白色恐怖，许多同志害怕了动摇了，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不想干了。每当这时，父亲就到各村走街串巷联系说服大家，让大家重新聚集起来。他常跟同志们讲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他说：“敌人虽强，但这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不得人心，必然会由强变弱，直至灭亡；而我们虽弱，但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大得人心，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是父亲的原话）。父亲的乐观主义信念，激励大家树立起信心，继续战斗。
两次幸免于难的经历
一九四〇年父亲在七区（村里集区）工作期间，蓬莱县政府在转移中，刚刚落脚安顿下来，就被汉奸告密。大辛店的敌伪军很快将我方驻地包围。在这次遭袭中，我方伤亡重大。政府大印丢了，县长的手也被刺刀戳穿。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多么艰难。当时区公所在李家沟，距离县政府驻地有二里多路。当夜也被敌人包围了，大家跑得四零八落，伤亡较大。就在这一天因当地一户人家闹家庭纠纷，父亲带着通讯员，去了温习汤村处理此事，才逃过一劫。
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天，区公所内大家正吃着饭，日本小林部突然来村扫荡，大家边打边撤。父亲与另外一位同志一起向双山方向撤退。敌人的重机枪在后面疯狂地扫射。父亲与其他几位撤到山上的同志一起躲到了一个突出的大盘石下面。很快敌人就追到了山上。他们扑了空后，就在父亲他们躲藏的大盘石上面休息。鬼子一边吃东西一边骂八路，将吃完的罐头盒子往下扔。铁盒子钢铃钢铃地响。同志们一动不动，幸而未被敌人发现。鬼子离开后大家下了山，父亲与通讯员一起去了黄县执行其他任务，然后回到了北山（巨山）来。回来后父亲才知道，前一天在双山追击他们的敌人，被我方部队包了饺子。我方打死打伤许多敌伪军。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写道：这个区对敌斗争很紧张又复杂，稍一麻痹就要吃亏，以后做地下工作离开此区后，接连牺牲了三个区长。情况的恶劣可想而知。
潜伏敌占区，智斗敌、伪、顽
一九四二年前后，组织上调派父亲到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去了潮水区（六区）。由于该区敌、伪、顽统治特别厉害，开展工作非常困难。他到了没多久，就有人造谣，说父亲是八路。弄得房东害怕，不敢让他在家住。父亲解释道：请你不要轻信谣言，我是因为打官司，在八路的根据地呆了半来年。他们说我是八路，你就相信吗？那我在这里住上半年，就成了二鬼子了吗？父亲就这样在老乡家隐蔽了下来。他每天以肩挑小贩身份为掩护去赶集，探听和传递情报。集市上的伪军乱串，他通过卖货与伪军、鬼子套近乎，以此探听情报。另外，炮楼里的内线将情报秘密塞进框子的货物里面，由父亲传递出去。他有时化装成卖水果的，有时是卖菜的，有时挑着两框豆腐去赶集。有一段时间，敌伪警察查户口查得紧，父亲每次都灵活机警地应付过去了。有一次伪警察所为办居民证，又查户口又照相，还要去按手印。领证时需保长作保。因保长不给作保，父亲没有领到居民证。正在为难想办法之时，传来消息说，因为到处是八路，居民证不办了。父亲这才松了口气，勉强过了这一关。一天，父亲照常跳着担子去赶集，恰逢大黄家炮楼（胶东地区有名的大炮楼）的二鬼子队长买了东西当时没给钱，让父亲跟他到炮楼里去取。父亲灵机一动，机会来了。他便挑着担子跟进了炮楼，把敌情全摸到了。这为我军攻打大黄家炮楼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他身份暴露了，敌人到集上等着捉他，幸好那集因有事没去，敌人扑了个空，但仍不死心，准备第二天再来集上等，然而，第二天大黄家炮楼就被我军端了。当敌人俘虏被押解出炮楼时，一个鬼子看到路边八路中的父亲，大吃一惊地脱口道：你是八路？！
后来，组织上又安排父亲到了长岛做地下工作。这段时期，他具体做了哪些工作，父亲生前未做详述，只是提到，当时形势非常恶劣，敌人怀疑其身份，对其进行秘密监视。一次偶遇一位蓬莱的熟人，对方认出了他，并喊出了名字，此时他身份彻底暴露。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机警巧妙地化装成渔民迅速撤离，但特务也紧随其后。他设法甩掉特务后，跑到了海边。不一会儿特务也赶了上来。他赶紧躲到岸边一艘渔船后面，因此未被发现。他脱险后撤回了蓬莱。
组织领导蓬莱地下工作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蓬莱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父亲时任蓬莱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敌工工作，兼任蓬莱城厢分局局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九月攻势”，大举围剿胶东解放区。胶东军民为全面消灭敌人，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主动从城市里撤出，设下了“口袋阵”。蓬莱县委对敌斗争指挥部为了更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在撤出蓬莱城时由县公安局组织布置了地下工作。
在选调地下工作组成员时，父亲介绍了他小学的一位同学，名叫门福杰。门福杰与即将上任的国民党蓬莱县长李天一也是同学，便于掩护身份。门福杰的两个儿子都是八路军，政治上可靠。组织上最终决定，利用门福杰这条线做潜伏。主要的潜伏人员共三人。门福杰负责摸探敌情，邢佳成负责送出情报和传递上级指示，于士燕以小商贩身份做掩护，在大街上摆个小摊，观察风声，配合门、邢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国民党占据了蓬莱城。一九四八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八路军二次解放了蓬莱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方潜伏人员在城外李前义（时任蓬莱县公安局局长）和父亲等的亲自领导下，多次获取了极具价值的情报，并顺利送出城。城外武工队根据内线情报，对孙志坚的谍报队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我方无一伤亡，还抓了几十个俘虏，缴了许多枪。一次叛徒向敌人告密了我方藏在城南牛山马山一带几十万斤粮食的地点，敌人第二天就组织出城抢粮，还强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去抢。内线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及时地传出城外。县武工队和公安局联手打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粮仓保卫战。保住了粮食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此次保卫战已载入了蓬莱对敌斗争的史册。父亲为了不让门福杰暴露，有意安排将门福杰在乡下的妻子抓起来，以此迷惑敌人。同时父亲又密派两名公安战士夜里到村里给门福杰的父亲送去了五万北海币，告诉他门福杰是为我方工作，让他好好生活。为了掩护内线潜伏，我公安局故意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国民党的要员，其中将内线人员的名字也列在内。
由于蓬莱的地下工作组织领导得力，潜伏人员工作突出，使得国民党蓬莱县政府任命的各乡镇长不敢上任，直到蓬莱解放，他们一直龟缩于城内。国民党统治下的蓬莱城成了一座孤城。这与蓬莱县公安局出色的对敌斗争工作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