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
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家的觉悟和文化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很快的适应了集体生活。大家一起过的轻松愉快。转眼到了冬天，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到来，领导组织成立了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有高跷，秧歌，小歌剧，还有一些自编自演的小节目。我和孟继禄两个人参加的是高跷队。阴历腊月开始就开始练习蹦跳，爬桌子。（一个大桌子，竖上门板，往上爬）很快练的就很熟练，活动自如了。春节就要到了，我们去各个村巡回演出，有的得走十几里路，走街串巷，锣鼓喧天，浩浩荡荡，成千上万老乡围着看热闹，孩子们跟着我们形影不离。高跷队员扮演成各种人物，角色有工农兵学商。孟继禄扮演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十分神气，耀武扬威。我扮演的一个工人，一首拿着锯，一手拿着斧头。最热闹的是在新泰城，正是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在欢腾的人群中，很多孩子提着自制的用秫秸扎的纸糊灯笼，点点闪闪，很好看。宣传队走到哪里，那里便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一派热闹景象。然而，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意外事发生了。我被人群挤倒了，栽了个大跟头。手里拿着锯和斧头，当时没有道具，锯和斧头都是真家伙，双手举着，高跷又高，从高处扑下来，力量很大，危险性就可想而知了。我连忙大喊着大家注意，幸亏大家躲开了，众人相救，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扶起来。可是有一只胳膊不能动弹，腿也摔疼了。卸了妆后，只能扶着走了。第二天受伤的部位出现大片瘀血，疼得更厉害了。现在知道是严重的软组织损伤，幸运的是没有伤及骨头。正值大年初一，机关干部互相走访拜年，大家高高兴兴包饺子，可我的胳膊疼的厉害，夜里睡不着觉，也不敢翻身，硬咬着牙，不哭，不说，生怕别人笑话说娇气不勇敢。大年初二，白天继续演出，指导员和同学们劝我躺在屋里休息，他们越劝我，我越硬撑，并声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找了个布条子，把胳膊吊了起来，正好可以扮演一个伤员。咬着牙，忍着疼痛，坚持着演出。过了五六天，疼痛明显减轻，肿也消了。可是祸不单行，因为布袜子破了，露出了脚后跟。磨破了有些出血，疼的不厉害，没有在乎，抹了点红汞药水，贴了块纱布，第二天出血更多了，纱布湿透了。脚后跟的肌肉不丰满，加上营养不好，血运差，又是冬天，坚持着踩高跷，磨得创面越来越大，腿也红肿了。领导和同学们硬让我休息，但我不好意思休息，到了实在不行了，找了个木棍拄着，一瘸一瘸的跟在高跷队后边，管理剧务。后来，创面逐渐结痂，但还是疼，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的绑上高跷，在场院里又练了起来。练了两天，坏了，腿肿的更明显了，结痂也掉了，脓血性分泌物流了出来，露出了鲜红的肌肉。指导员看了以后感叹道“农村的孩子真泼辣，真捱柴，真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啊！”我当时想，不会太严重，也没拿着当回事，听了指导员夸奖的话心里感到很大的满足和安慰，很高兴。随着创面越来越重，脓性分泌物越来越多，说明感染越来越重了。只好躺着休息。而同学们到处演出，对一个好动的十五岁的孩子来说，太寂寞了，太眼馋了。那时候条件差，没有抗生素，磺胺药也没有。眼看出了阴历正月，伤情越来越重，实在没有好办法，就采用农村治伤的土法，用小鲜鱼砸粘以后，糊住伤口。但是严寒冬天，哪里弄小鱼啊。只好让人回乡下老家，找我二哥去沙河破冰抓了两条小鱼，糊了两天，果然奏效，伤腿竟慢慢好了。
阶级眼泪
一九四六年春移防，步行军到了博山，开始住在颜山中学，之后住在玻璃厂。卫生专业正式开课了。重点学习战地救护，止血包扎，缝合救护以及部队常见病的防治。当时博山是鲁中行署军分区等机关所在地，有较大型的文艺团体，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大型节目有白毛女、三世仇，都在露天广场里演出。鲁中公学的全体师生看节目，接受阶级教育。每次看完节目后，以班为单位讨论感受。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纷纷发言，控诉黄世仁和穆仁智的滔天罪行。有几个同学说“看节目的时候感动的呜呜的哭了”。班长说：“这是阶级同情的眼泪，是仇恨的眼泪”。她灵机一动，独出心裁地说“谁哭的举手”。大家纷纷举手了，当然我也举手了。
有个同学检举说：“王悦慈，你没哭，你为什么举手？”
这下子可把我气坏了，立刻反驳，“我明明哭了，你为什么造谣说我没哭呢？”
他说：“我在你旁边怎么没听见你哭的声音？”
我说：“我光掉眼泪了，没哭出声音来！”
他说：“没哭出声音来，那就不算数，就算没哭，你这没有阶级同情心！”
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吵得脸红脖子粗。班长最后总结发言，“白毛女和三世仇是生动的阶级教育课。谁哭的最恸，说明谁最有阶级同情心，觉悟最高。”我委屈的抱着头，呜呜的哭了起来。散会大家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孟继禄听说了，赶来安慰我说：“不要紧，别哭了，今后再看这类节目最好哭出声来，哭声要大一点。天黑，光掉眼泪人家看不见。”我们两人找到指导员，将发生事情的原委经过说了一遍，指导员说“这算什么事啊？用不着哭哭啼啼，同情心只是用哭来衡量，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全面的。阶级同情心，是发自内心深处和实际行动。打仗勇敢，不怕牺牲，这是最好的阶级同情心。你们回去好好学习，我去找班长和他谈谈。”这时候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破涕为笑，满腹委屈迎刃而解。
一波刚平，又生一波。不久就又发生了一件当时觉得很丢人现眼的事情。
我们住二层小楼，里边没有厕所，也没有灯，夜间解手非常不方便，外边的厕所离楼很远。一天晚上，哗啦哗啦的下起雨，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害怕，不敢出门。就在楼梯底下的空档处解小便。不料刚好被查岗的战士发现，大喝一声：“是谁？干什么的？”一看是我，说道：“好啊，王悦慈竟然在屋里尿尿，明天就告诉指导员。”果然，第二天早晨，指导员当着同学的面问我：“昨天夜里你怎么在屋里尿尿？”周围同学轰然大笑。而我则羞的面红耳赤，答曰：“夜里害怕，打雷下雨不敢出去。”指导员接着批评说：“这么小胆，一旦上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怎么办？再说，都在屋里尿尿还有法住么？以后要改正！”我随即说：“我错了，以后要改过。”大家又是一阵大笑。指导员安慰说：“年龄还小，知错就改就好。”当时觉得真丢人，特别是碰到女同学，好几天抬不起头来。有的小女生，见到我低着头，不禁抿着嘴笑，使我更不好意思了。孟继禄知道了以后，给我说：“今后夜里小便，叫醒我，咱俩一块。睡前不要多喝水，省得夜里上厕所。”
转移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学习结业，同学们各自奔赴了战斗岗位。我和孟继禄分开了。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医院需要转移到黄河北。当时医院驻地是在蒙阴城东三十里路的高庄，医院是非战斗单位，特别是还有百十个伤员，加上药品、器械和设备一同运走，需要大量的民工、担架、和木轮车。我们医护人员陪伴着担架和伤员，又摊上雨季，阴雨连绵四十多天。道路泥泞，小木轮车推不动，我也帮着推车子。穿得布鞋，两天就掉了底。民工赤着脚走路是经常的事，我们有时候发一双猪皮底的鞋子，泡上几天，鞋底就大了，越走越不随脚，趿拉着老是掉。没有办法，每个人只好用皮条做一个鞋攀子，缠在脚上。后边敌人追击，天上还有敌机在轰炸。白天的时候，飞机轰炸经常的事情。飞机一来就是五六架，轮流着嗒嗒地的扫射。因此都是晚上行军，白天休息。但我们医护人员却要在白天给伤员换药，检查，帮助伤员洗脚，有时候还要喂饭，协助大小便，根本得不到休息，而晚上又继续行军。当时是四个民工抬一个担架，担架两头有两个十字杆形状的木棍，前后各两人。我们跟在担架后边。我又困又累，困的头直往前栽，经常磕在前边担架的木棍头上，轻的时候碰个疙瘩，重的时候头就碰破了。有一次碰的特别厉害，前额破了，满脸是血，那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脚磨破，磨泡，更是太平常了。就找一根木棍，撑着走。当时最害怕的是掉队。那是最危险的事情。曾经有一天下午，在驻地刚做好饭，刚要开饭，侦查员通知，敌人就在后边七八里路，马上就追上来。做好的饭也没有来及吃，紧急集合，急行军。那时候后勤医院有野战部队做掩护，狙击追兵。我们一溜快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副担架，因为民工摔倒，摔的伤员嗷嗷直叫。我跑过去一看，一个民工的膝盖磕破了，但不影响活动，伤病员也并无大碍，我才放了心。一般的行军，一天走七八十里路，那一次急行军走了一百二十里路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赶。累得我们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天一亮，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住下，好多医护人员的脚磨起了血泡。那时候是用针穿破以后穿一根头发来引流。直接挑开是容易感染的。实在走不动了，在驻地里修整了两天后继续行军。不料又是一场倾盆大雨，雷光闪闪，风雨交加，困在一个山沟里，前不靠村后不着店。要度过小山沟，当时山洪暴发，虽然不很深，但是水流湍急。我提着路上用的急救药品，其中最贵重的是二斤烟土（鸦片，可做止痛剂，包括胃疼，捏一小块含在嘴里就可以治疗）。我走到沟中间被石头绊倒，而手上的鸦片被水流冲走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心里害怕极了。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爬起来，顺着河，歪歪扭扭站不稳，不顾一切的就去找。好在，一个石头缝里摸到了。松了口气。如果找不到，当时是没法交代的。全院仅有的二斤鸦片啊，多么危险！
突破封锁线
在修整两天后，部队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今天夜里，有两个团掩护，要冲破敌人的胶济铁路封锁线。要快速急行军，要求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记住口令。一个接一个的紧跟着担架走，绝对听从指挥，静悄悄，不准有一点火光。命令是通过上下传话，要求要准确。掉队就等于自灭。要求严格遵守冲破封锁线的纪律，还要求轻装。背夹是通过竹披或柳条做的，里边只能带一床被子和一双布鞋。粮袋子背在身上，要求栓结实，不能撒漏。担架检查加固。医护人员不能离开担架一步，这谈何容易。夜间下雨，天漆黑，路泥泞，又滑。经常被石头和铁轨绊倒。有的民工磕破了腿，医务人员就顶上抬担架。医务人员里女同志占了一半，有的跟不上队、走不动，由男同志两个人架一个，一溜快跑。不间断的一个个的向下传“快跑，跟上队”。走了四十多里路，没有被敌人发现，终于安全的通过了铁路封锁线。第二天早晨，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下来。清点了人员和民工担架，一个不少。院长和指导员高兴的说：“我们安全的度过了鬼门关！”命令司务长把粮袋的面集中起来，包饺子，犒劳大家。小护士们听说要包饺子，高兴的像过年一样。也不顾得累，以班为单位，向司务长领面和肉包饺子。修整了两天。但是最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呢。
对党的认识
从蒙阴向黄河北转移，三十多天的跋涉，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胜利圆满的完成了渡河任务，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在全院总结评比大会上，我受到了表扬和奖励。有一天，院长（国彩轩，后来去济宁市卫生局。我在临沂的时候，他还来看过我）找我个别谈话，首先表扬了我完成行军任务，成绩突出，接着问我，你对党有什么认识？那个时候谁是党员是保密的，谁是党员我不知道，组织活动也是秘密进行的，背着非党员。我对党和党员的认识很模糊，没啥概念，认为参加八路军和入党是一回事。所以院长突如其来的提问，把我问蒙了。我没有来得及考虑，就脱口而出：“我没有什么认识。”结果院长二话没说，扭头走开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下文。一直到淮海战役我正式入党的时候，才解开这个谜。事后才了解，一九四七年论周岁我十六周岁，原来院长找我谈话，问我对党有什么认识，有意思发展我为党员。虽然那时候我不够年龄，但表现突出的可以破格发展入党，为后补党员。但我回答没有认识，当时的那一句话可砸了锅。真是后悔莫及。
送水
最后驻防是在乐陵县的一个叫崔家拐子的大村庄里。全体工休人员分散在农民家里。民房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办公室里有个玻璃罩子灯就算不错了。病房里点的是小油灯，烧的是花生油和豆油。查一次房，要转遍整个的村庄，因为夜里漆黑看不见，所以各种治疗要在白天进行。三顿服药，三顿饭都是护士抬着饭和水挨家挨户的送，重伤员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伤员还需要喂饭。病人需要一天三次地测体温，一百多个病号只有四支体温表。光是试体温两个专门护士都忙不过来。夜间病人喝水没有暖水瓶，需要送热水。一般一夜需要送三次水，上半夜送一次，半夜送一次，下半夜再送一次。两个护士，一男一女，用大锅烧满满一锅开水，用铁桶装起来，两个人抬着。女护士在前边提着小马灯照路，男护士背着步枪走在后边。乡下的路非常不平，又看不清楚，特别是下雨天，走起来咣当当，咣当当，不小心滑倒被开水烫伤，是经常的事情。但是伤员晚上害渴，特别是新负伤的和发热的伤员更是需要喝水，所以送水是必须做的。有时候晚上送水不及时，或者哪个伤员少了一次，伤员就去告状，挨领导批评是轻的，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在工休大会上做检讨，受处分。我们的护士班里有个叫小王的男护士（王平）比较调皮，和一个伤员（从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的一个战士）闹意见，惹得伤员对他不满意。这个伤员也很调皮，一心找小王的茬子。有一天这个伤员向指导员告状：“王平护士下半夜少送了一次水！”指导员找小王了解情况，小王不承认：“一天晚上送三次水，从没有少过，不信你问小刘护士。”小刘护士是个胶东女孩，挺老实的，她也证明是送了三次水，他们还说也可以找其他伤员对质，并要求和告状的伤员当面对质。但那个伤员硬说“我不管别人，反正我就是少喝了一次水。”小王觉得很冤枉，就寻机报复。一天夜里，又逢小王值班送水，他给别的伤员都是按惯例送三次水，唯独给这个伤员一会儿一趟，约摸着睡着了，就把他晃醒：“唉，起来喝水了”。就这么折腾了一夜，这个伤员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伤员气不过，又去告状，指导员又去质问小王，小王不承认：“哪有的事啊，不信你问别人，我就是送了三次。”其他伤员也给小王作证。弄的告状的伤员哑巴吃黄连。最终向小王告饶：“小王护士老爷，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向您告饶了，饶了我吧，以后就是你不给我送水，我也不告你了，行么？”小王挺得意，把他的胜利事迹在护士班里到处讲，弄得大家大笑一场。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关系竟然好起来，成了要好的朋友。
大尾巴
当时医院的条件很差，很艰苦。平常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每周星期日吃一顿饺子。平常吃的菜是开水煮，放点盐，最后放上猪油。打眼一看浮皮飘着一层油花子，清水寡淡没有滋味。后勤医院的军装发的也不及时。有时候发一身黄军装，穿的时间长了褪色，变成白拉叉的很难看，就自己用槐花和石灰掺在一起染染。棉衣冬天就一身，因为物资不够，看到有棉衣穿就不发了。因此有的人棉衣破的不像样子，只有补补穿。夏天也是一身单衣，没有什么衬衣衬裤，也没有替换的，脏了怎么办？去河边**了下河洗澡，把衣服揉上两把，没有洋胰子，就用碱块。洗完以后晒在树杈上，晒干以后再穿上回医院。当时我十六岁，在外科室当室长，主要负责给伤病员换药，记得当时还有个男护士，是日本人，解放过来的（后来想和他联系，可惜忘了名字了）。我们在鲁中直属三分院，有一天二分院有个伤员需要手术，请我们医生会诊帮忙，要带着我一起去。这下子可把我难住了。当时是冬天，我的棉裤，屁股上早就磨破了一个洞，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套子。平时穿工作服遮着别人看不见，但外出执行任务可就没办法了。执行命令不能含糊，正在犯愁，看到治疗台上放着张胶布，我灵机一动，这下可有办法了。就撕了一块胶布，把露出来的棉花套子塞巴塞巴用胶布将破的窟窿糊住了。黄裤子上贴了一块白胶布，太难看了，用蓝墨水涂了涂，虽然也很难看，不过也顾不上了。只好将就了，到了地方，穿上白大褂就遮住了。总算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又过了几天中午，开饭排队，女护士小刘在我身后喊：“都来看啊，小王的屁股上耷拉着大尾巴呢！”一群人都围着看，我愣了一下，明白了，肯定是胶布掉下来了。扭头回到宿舍，饭也没吃。小刘很细心，看我跑了有些不好意思，拿了点窝窝头还有一点咸菜来看我，我当时觉得又丢人现眼又难过，加上不好意思，躺在被窝里装睡。那天正好我换休，第二天早晨起床，出操前，看见裤子补好了，原来她回到宿舍，找了块黄布头子，帮我补好了裤子。看着补好的裤子板板整整的放在桌子上，我的眼泪噗哧噗哧地掉了下来。
对联风波
为了医院的伤病员便于自己管理自己，成立了休养队，配有队长，指导员。队长是医院任命的。当时有个老连长，三十几岁，据说是红军时代的干部，他的媳妇病故了。他一直在战斗部队，转战南北，没有顾上再婚。孟良崮战役负伤后，来我们医院住院，伤情痊愈后，腿遗有些残疾，行动不是很方便。像这种情况，多由组织干部来协助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正好驻地村里有个妇救会的女干部，丈夫早逝，年龄和各方面都挺合适，她人也很开通。院里有关领导和支部书记联系联系，牵头、撮合。两人见面后双方都挺满意，由医院的政工人员协助操办婚事。老连长部队的老战友当时也在住院，据说是个文化干事。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有文化，由他负责操办这个事。忙活了两天，基本就绪，就缺副对联了。干事碰到我，让我去杂货店，买两张红纸，写幅对联。文化干事写对联的时候，一些伤病员围着嘻嘻哈哈看热闹，写什么词呢？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人说，两个人都是再婚，要写个贴题的。有人说，虽然是再婚，但也是新婚啊。文化干事顿时有了灵感，即兴顺势，旋即提笔写出了上联 “一对新夫妇”。下联写啥呢？有人接嘴说“两个破家伙”，轰的一下哄堂大笑。执笔人说，嘿嘿笑了，说太粗鲁了吧，把“破家伙改成旧家什吧”，又是一阵大笑。我当时年龄小，不解其意，插嘴道“人家桌椅板凳好几件呢，怎么两件旧家什呢？”文化干事说道：“小孩家你懂什么，去一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自古以来戏说二婚的对联）。这时候，天色已晚，上了黑影了。文化干事对我说：“趁现在人少，你赶快去把对联贴到他们门框上，第二天早晨给他们一个惊喜。”这样一副对联就出笼了：上联“一对新夫妇”，下联“两件旧家什”，横批“新旧结合”。我认认真真板板正正的贴在了门框上。第二天一大早，院里的指导员来看新房准备的怎么样了，刚准备进门，抬头看到了对联，一下子火冒三丈：“太低级趣味了！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下流作风！太不文明了，影响极坏。”让通讯员查查是谁写的，谁贴的，查清楚后要严加处理。在屋里的新郎官看到指导员发大火，莫名其妙，咦？我大喜的日子，指导员为啥发火啊？“你看看，他们给你写的是什么对子！”指导员一把撕了下来。新郎官是个工农干部，识字不多，看了对联后打圆场说：“贴对联图个新鲜，凑个热闹，指导员不要生气了。”看到指导员要追查谁贴的，可把我吓坏了。连忙过去打了个敬礼：“报告指导员，是我贴的。”指导员说：“哦，原来是你干的好事”。我将指导员手里撕破的对联接了过来，指导员接着说：“回去好好写检查，如果检讨不深刻就处分你！”旁边一个小护士说：“不是小王弄的，是某某干事让他弄的。”指导员说：“我量丈着他也没有这个本事。你不要给他讲情，不管谁叫他贴的，也得做检查！”然后指导员气呼呼的去找那位文化干事。指导员一进病房，文化干事余兴未尽，还和几个病友议论对联的事，抬头看见指导员木乎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开玩笑的问道：“指导员为何发怒啊？”指导员气道：“发怒是轻的，还要处分你呢！老连长的对联是你写的吧。”当众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并责令其在工休全体大会上公开检讨。文化干事顿时感到这个玩笑开大了，连忙承认错误。愿意接受组织处理。立即又写了副新对联：上联“一对新夫妇”，下联“两个老革命”，横批“志同道合”。指导员看了后没有评价，只是对我说“小王，再把这幅贴上去。”我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手里拿着对联跑步前去重新给贴上了。结婚的时候，指导员是主婚人，婚礼特别热闹。全村的老少都来围观看热闹，这场新式的结婚典礼，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办得很简陋。新郎穿着半新的军装，新娘穿着新的大襟大红花棉袄，脖子上围着条羊肚子毛巾。新人向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向群众鞠了三个躬，放了一挂炮仗。当时洋糖很难买到，撒了些彩色的花生和乐陵小枣，惹得孩子们你抢我夺。小青年们拉拉扯扯，硬叫新郎新娘亲嘴，当地称为闹新房。婚礼虽然简朴，但是非常喜庆。过了两天，指导员要继续处理对联的事情，一方面是责令文化干事当着大家向新婚夫妇赔礼道歉，另一方让他是在工休全体会上作书面检查，接受批判。指导员是一个军事干部出身，对部下要求很严格，新郎官再次替文化干事讲情：“嘿嘿，我们两个是生死战友，小夫（叔）子闹新房，没什么。平时闹着玩，闹惯了。你饶了他吧。”指导员根本没听他那一套：“处理他是挽回这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是军队，是有严格纪律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原则问题不能放弃！”医院召集了全体工休大会，文化干事做了检查，但还没有结束，干事出院的时候，指导员把这个事情写在了出院鉴定书上，回地方部队继续处理。
珍贵的合影
一九四七年，我在鲁中直属医院，孟继禄在华野十四医院，两个医院在同一时间转移黄河北。两个医院相距很近，因此经常见面。一九四九年，我们同时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参加这些战役前，在安徽碰到了孟继禄，他乡遇故知，喜出望外，高兴之余，两个人去照相馆照了张宝贵的合影。照相的时候他穿的是新发的军装，我穿的是旧军装。我心里很眼馋。这张珍贵的照片藏在我怀里伴我转战南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张照片成了我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见证资料。
丢枪
济南战役前，住在历城，也就是在济南的外围。随着担架队护送、救治伤员。当时的卫生队长是孙起照，他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在济南一零六医院任副院长，现在已经九十多了，在兖州军队干休所。有一天他派我去近百里路以外的卫生科执行任务。当时处于新解放区，可能有些零星的国民党特务。因此，他把他的左轮手枪让我带着以便路上应急。正值三伏天，路途遥远，对于只身一人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执行任务是军人的天职，顾不得考虑其他事情。带上了两个窝窝头，包上几块辣疙瘩咸菜，天蒙蒙亮就急忙出发了。走出了三四十里路，已到了中午时分。烈日当头，累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到了一个山坡上的花生地里，一颗大桑树底下凉快休息一会，解了手，将手枪挂在桑树叉上。一看天气不早了，连忙赶路。走出了十来里路，约莫有两顿饭的功夫，向腰中一摸，心里咯噔一下，想，坏了，枪没有了！这下急了眼，吓得啥也不知道了。如果枪丢了，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真是欲哭无泪，什么也顾不上了，一路奔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原来休息的地方，到了树前来看，没发现有枪。我告诉自己要冷静，扒拉扒拉树叶子，发现枪还依然原封不动的挂在树上。这时双腿忽地软了，不禁瘫在了地上。摘下手枪松了口气，高兴的劲就别提了。举着枪高喊：“找到了，找到了！”累、热、饥、渴一切都忘了。这时候发现褂子被汗水黏在身上，费了很大劲扒了下来，拧了拧，流了一地水。我这时候才觉得渴的要命，正好在地头上的小泥沟里有些积的雨水，上边的水沉淀的挺清了，摘了个桑叶折起来当小勺子舀着喝了起来。解开包袱，拿出窝窝头，就着咸菜，啃着硬邦邦的窝窝头，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真香啊！
来来去去折腾了半天，到了下午，急忙三步并作两步的赶路。走着走着，天上黑影了，走到个村头，问了个老大爷去某某地还有多远？他说：“还有二十来里路。天黑了，今天你到不了了。”就问村长在哪里，老大爷说在村东头，过去一问就知道了。进了村长家的大门，正好他一家人围着桌子在吃晚饭。村长看到我以后，急忙站了起来，家里其他人也都放下了饭碗，视线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拿出通行证递给村长看，说到某地执行任务，天黑了，要找地方住一夜。通行证也叫路条，我记得是这么写的：“兹有我部王悦慈同志赴某地执行任务，望沿途岗哨放行是荷。”盖的是山东支前司令部的章。村长连忙打发孩子将隔壁的民兵队长叫来，带着我去了一家抗日军属的家里，在那个时候叫堡垒户。一进门，两位老人看到来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小八路，格外亲热，说：“你不要客气，在我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的两个孩子也当八路。老大参加八路军六七年了，在野战部队当连长。老二在县大队当班长。三儿子村里是基干民兵。”两位老人一边对我问长问短拉家常，一边忙着做饭。我告诉老人我带着干粮。老人说：“太干巴了，给你熬两碗绿豆汤解解暑。”大爷去菜园拔了两颗葱，摘了几颗辣椒。大娘伸手摸了摸掉在梁头的篮子，拿出两个鸡蛋，炒了一碟辣椒鸡蛋让我一个人吃。而大爷面前是一碟辣椒咸菜和豆腐渣。这时候我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想起了小时候我娘疼爱儿子的情景，当时眼眶就湿润了。大爷一个劲让我吃。我夹了一块鸡蛋，呜咽着实在咽不下去了。而大爷还在一个劲的向我的盘子里夹菜，这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两手捂着头呜呜的哭了起来。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两个老人惊呆了。大娘问我：“孩子，你哪里不舒服，是疼还是累的？”大爷说：“孩子，你是不是想家了？”我只说了一句话：“……炒鸡蛋你只让我一个人吃……”说句心里话，我想家，想爹想娘。那个时候要说想家是丢人的事。两位素不相识地老人的热情款待让我想起了爹娘。吃完了饭以后，大爷领着我上了南屋，收拾的挺整齐干净。大娘告诉我说区中队和武工队也经常在这个屋子里住。实在是太疲劳了，躺下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天一大早，我依依不舍的谢别两位老人，背着包袱继续赶路了。
晌午时分赶到了卫生科驻地，清领了药品和器材。提起来掂量掂量，也有四五十斤沉。发货员说：“怪重的，你背着不得劲。我给你找个木棍挑着轻快些。”在卫生科休息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张科长说：“小王，你多休息两天吧。”我说：“不要紧，你放心吧。我回去还有别的任务，要赶紧回去。”我挑起药品，忽闪忽闪的，赶紧返回。在到达医院驻地的时候，还没有吹熄灯号呢。这次执行任务途中，虽然出了个大差错，庆幸的是没有酿成大祸。至今提起此事还心有余悸。
分别和重逢
济南战役后，总结评功，我因为抢救伤员勇敢，及这次顺利完成任务，不怕苦不怕累，获得了三等功。这时候孟继禄在野战医院也参加了济南战役。而我们在同一时间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初，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军医。孟继禄去上海医科大学。而我考入了山东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回部队后，又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修深造。我们都成了解放后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他分配到西安，我回到山东军区医院，又是在同一个年代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院长。九十年代离休。
相隔半个世纪以后，新泰老家来了个电话，原来孟继禄打听到我。我们两个人重新获得了联系。几年前，孟继禄专程带着闺女和外孙来临沂探望。
我们两个谈论最多的是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峥嵘岁月，艰苦年代和成长的历程。从山区农村的半文盲到高级知识分子，靠的是什么？凭的是什么？不言而喻，靠的是党的养育，其次是家庭第一任老师——爹和娘，从我懂事起就对我的教育。家风对我的影响，旧的儒家思想对我影响也很深刻。爹娘给我讲，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忠厚传家远，孝悌继世长。良好的家风和品德有着明显的传统性和继承性，启蒙教育终身受益。凭的是党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契机，其次是个人的执着努力追求。我们没有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
在二零一二年春节我于电话中得知，继禄兄相濡以沫的老伴、战友，病逝。对他打击很大。我心里也很难过，自然勾起了往事的回忆。一桩桩一件件如电影历历在目，当小八路的故事也展现了出来。我们同岁，他大我一个月，真像亲兄弟一样，关心照顾我。遇事他常给我出主意，视我为他的亲弟弟，又是亲密战友。当我讲这些故事给我的老伴听的时候，当她听到这些幼稚、无知、土气但又纯洁的故事的时候，不禁捧腹大笑。于是乎我冒出一个想法，将这些小故事一段段真实的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岂不更好么？然而纪实文章从未写过，如何入手呢？老伴提示我说，实实在在、有啥说啥。亲身经历的感性是第一手资料。只有将亲身经历不走样、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才更生动，才更有可信性和可读性。老伴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用这个办法记录下来了我们两个小八路的故事。这些土气幼稚甚至有些不文雅的小故事不是阳春白雪，确属下里巴人，但是却真实的反映了小八路当时在那种条件下的生活侧面。文章脱稿时，特给孟继禄电话，征求其意见。他提出了很多宝贵和指导性的建议，对很多情节做了更正和补充，使得回忆变得更为完整合理。
他在电话里还伤感的说，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多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英年早逝，也有的在工作中积劳成疾。剩下的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了。例如徐蒸，小学同学，年长我们一岁，解放初期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后来任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与他们相比下，我们应该知足。特别是党和国家特别照顾离休干部，我们十分满足。我们已经步入晚年，膝下子女四世同堂，幸福美满和和睦睦。小孙绕膝，小手牵着老手拉大锯相嬉戏，真是其乐融融，天伦之乐。当得享清福颐养天年的时候，更加缅怀那些并肩战斗的战友们。他们为人民利益而死，死而犹存，可惜他们饱经风雨未得露，鞠躬尽瘁而先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