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四岁。人老易念旧事，常常想起许许多多往事，讲给老伴听，有时逗得她捧腹大笑。老伴几次对我说：“你把讲的这些事写下来，留给子孙吧。”但要写的事太多了，从哪写起呢？老伴说：“你和孟继禄的故事挺逗人的，不妨先写写你们俩的事吧。”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对呀，我和孟继禄是同乡——山东新泰人，同岁——都是一九三零年生，同学——一同上小学四年，同一天参军，同在卫生队学习，同时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同一年代上大学（解放后第一代大学生），同一个年代在不同的岗位上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同一年代离休。孟继禄现在陕西西安，我在山东临沂。
投军
先说我自己。我父亲是民国师范毕业生在当地教书。他思想进步，开明，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学者，他的同学和学生后来有些是国民党的大官，也有些是共产党的大干部。父亲交友广泛而接触最多的还是共产党的干部，有些关系非常密切，当时八路军县长王寅轩就是其中之一。我父亲印象中，八路军是最好的部队，早就有意将我送到部队去接受良好教育。他曾经秘密的同在八路军中工作的人员联系过，当时我才十二、三岁，年龄太小未能如愿。直到一九四四年，那年我十四岁，一个叫徐蒸的小学同学是孟继禄的表兄，比我们大一岁，他家又和我家是世交，从部队卫生学校来了封信，让我去他那里当兵学习。父亲高兴的不得了，终于等来了好机会。当然，我也很羡慕他当了小八路。当小八路是我梦寐以求的期盼，听说徐蒸来信让我去当兵，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但母亲还是担心我年龄太小，不放心。父亲是一个有文化，见多识广的人，他权衡了一下，说现时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扫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每天提心吊胆，四处逃难也不得安宁。去部队卫生学校，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比在家里相对更安全些。父亲当即决定让我去找徐蒸。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路了。来信说的地点是在蒙阴地界上，离家不过二三十里路，顺着大道走，没有岔道。可是，大道每相隔五六里路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据点，如果大人陪着去，一定会遭到盘查，甚至会有被抓的危险。我小孩装做拾柴禾的，目标小，不会引起鬼子注意。于是父亲决定让我一个人去。我娘给我包了一包煎饼，加上一点咸菜，还特意煎了两个鸡蛋一并让我带上。我背着筐头子，顺着去蒙阴的大道南行。当时是三伏天，路上的行人很少，要问路的话需要到旁边的村庄上打听。我只身一人，顶着烈日走在大道上，又害怕又着急，加上从没有出过远门，好不容易按地址找到了部队驻地。进村一看，冷冷清清，不像有部队的样子。遇到村民一问，原来部队已经在前一天移防了，没有人知道去哪里了。哎呀，这下子可毁了，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急得只想掉眼泪，真是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但还不敢声张，只好坐在路旁边的石头上闷闷的流泪。天渐渐黑下来，这时候要返回是不可能了。我就在村里打麦场找了个角落歇息，口干舌涩渴的要命。正发愁的时候，恰好一个老大娘打井水，看到我渴的样子，就找了个瓢，舀了半瓢水给我。大娘说，你慢慢喝，井水凉，喝急了要出毛病。我哪里顾得上这些，接过瓢，一仰头，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喝干了。这时实在有点饿了，就拿出煎饼就着咸菜疙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引来了一群小孩子围观。他们面对着我这个狼狈不堪的陌生小孩嘁嘁喳喳，好奇的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了起来。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孩不是本地人，又不像是要饭的，他是干什么的呢？正在孩子们议论时，来了个老大爷，对我问长问短，我不敢与他讲实话。只是告诉他，我是新泰人，因为家里来了日本鬼子，出来逃难的，和家人跑散了，迷了路。他很同情我，说，看来你今晚上是回不去了，我家里有个凉棚，凑活凑活睡一夜，明天再回吧。我像遇见了救星，忙不迭的跟他走了。他领着我一进家门，老大娘正好端着簸箕在喂鸡。抬头见我，便问大爷，你怎么领了个小孩子回来？大爷告诉她这个小孩是新泰逃难来的，迷了路，，回不去了，怪可怜的在咱家凉棚将就住一夜，明天再走。大娘很和善，一听大爷说着话，忙不迭地说，快进屋，歇歇喝点水。饿了吃块地瓜煎饼。我说不饿，我还有袋干粮。大娘端来一碗凉开水给我喝。喝完了水，歇了一会，大娘扫了凉棚的地，给我铺上了草苫和席子，怕蚊子咬我，还点燃了蚊绳（野生松蒿草编的）。我实在太累了，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大爷扛着粪叉子，撅着粪筐，要出去拾粪，招呼我说：“趁早晨凉快，快回家吧。”大娘拿了两张煎饼，硬让我在路上饿了吃。我没要，只是灌了一葫芦水。谢别了两位老人，我归心似箭，一路小跑。到了家里，爹娘正坐着吃饭呢。我累的上气不接下气，一头扎在娘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娘抚摸着我的头，噗撒噗撒的眼泪也滴在我脸上，娘俩的泪水混在一起。爹明白，可能没找到徐蒸。我说部队移防了。他安慰说没关系，想当小八路有的是机会。抽空我再找找曹区长（曹化南）和王县长（王寅轩），请他们再想办法。
巧遇
从此，我就像着了迷，一心一意的想当小八路打鬼子。辍学在家里等待时机。当兵成了我当时唯一的梦想。
我们村是敌占区，距新泰城鬼子据点三、四里路，是鬼子经常出没的地方。我的参军事宜都是秘密的进行的，生怕被鬼子发现。就在这时候，邻村一个在县政府工作叫任传道的回家动员参军，我找到他，他只说了一个字：“走”，二话没说就定了。
当时正好遇到我们村晚上偷偷动员参军（当时叫大动参）八路军宣传队在一个离我们十来里路偏僻的小山村（瑞山后），演出节目，有小话剧，秧歌等。节目内容主要是父母送儿，妻送郎，积极报名参军。我对其中一个新媳妇送郎参军的小节目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大体歌词我还记得，很有意思。
歌中新媳妇的唱道：
你去把军参，俺是没意见。
就是咱家里，房子露着天。
俺一个女人家，怎么办？怎么办？
接着扮演村干部的唱道：
房子露着天，这个很好办。
东山有黄草，割来给你苫。
你要垒墙头，西窑有红砖。
农活有人帮，菜园派人管。
妇女会，识字班，
参加哪个任你挑，任你选。
丈夫前方抗日杀敌争英雄，
你在家里生产支前当模范。
消灭了日本鬼才有太平年。
抗日家属最光荣，
人人都眼馋。
扭秧歌的歌词是“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军来谁光荣，骑着马，披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
就是在这歌声中，欢送我们踏上了参军的征途。因为是在敌占区，离鬼子据点近，行动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披红，也没骑马。走之前，我父亲特意给当时的八路军县长王寅轩写了封信，要我带着。第一天早晨，任传道就带着我和其他三个人向着八路军新泰县政府进发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路过孟继禄的家门口，我正急匆匆地赶路，突然听到有人喊“王悦慈！”，回头一看，原来是孟继禄啊，我又惊又喜。他问你们干什么去，我说，俺们参军当小八路去。他二话没说，掉头跑回家去，一会夹了个棉袄就跑了出来。“我跟你们一块去。”他是独生子，不记事时，父亲病逝，母亲不到三十岁就守寡，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小裹脚，行动不便，我们已经走出二三十米了，她才撵出大门，喊道：“继禄啊，干什么去啊。”孟继禄头也没回，喊道“我当兵去，不要挂挂我，我和王悦慈一块，到部队上学，不扛枪，不打仗，娘你放心吧，家里有事找我三哥。猪还没喂呢，别忘了。”（不扛枪，不打仗，是安慰他娘，让她别担心。话里的三哥是孟继禄的堂兄。）刚增加的这位新成员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最要好的同学孟继禄，我那个高兴的那个劲就甭提了。手里摇动着给县长的信，我们连蹦加跳，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县政府驻地。
县政府驻地其实就在一个村子里。县政府门口，两个站岗的问：你们干什么的？任传道说，这是我动员来参军的。我拿着信说要找县长，他们就放我们进去了。到了县长办公室，王县长正在办公，抬头看我们进去了，任传道说这几个是来参军的。我拿出来信给县长。县长看了笑了，“哎呀，你是化熏兄的小儿子啊。你父亲好么，在家里干什么呢？”寒暄了一番，即着勤务兵安排生活住宿，分配问题研究研究再说。过了几天，通知我们去县长办公室。我们一进屋，县长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去向已经定下来了，两个年纪大的去独立营或通信班（注：当时每个县都有独立营），年龄小的，本来想让你们去军事学校，但是年龄太小，怕你们行军跟不上。你们去鲁中公学卫生队学习吧。”我一听，差一点哭出来。我说我们两个年龄太小了，没出过门，他们两个年龄大，是我们的依靠。县长听了以后，思索一会说“好吧，你们四个都去卫生队学习吧，满意了吧？”顿时，破涕为笑，拿着介绍信高高兴兴地告辞了县长，第二天就马不停蹄的向鲁中公学驻地进发。
入学
鲁中公学前身是抗大山东分校，后来改成山东公学，最后改为鲁中公学。有政治、卫生、会计等专业。我们是卫生专业，称谓是卫生队，主要是为部队医院培养医护人才，为期八个月到一年。到了学校以后，负责人将入学人员集合起来，在《大眾日報》上找了一篇短文让学员们读，成绩最好的是流利的念下来的，有的人只认字但念不成句子，磕磕巴巴，读破句子。我就属于后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摸底考试。开始两个月是在学政治，接受人生观教育，开展文体活动。学校成立了宣传队，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有高跷、秧歌等，花样很多。队员们都是十二三岁左右，最大的十六七岁。大家都很愉快，当时认为想家是没有出息、丢人的事情。记得当时学的第一首歌是“鲁中公学校歌”，再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学了八路军军歌“铁流，两万五千里，指定了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战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至今还能大体唱下来：
“春天来了万物都发青啊，
咱们的庄户人啊，家家忙春耕。
有主力和民兵，保卫打春耕啊，
主力和民兵，保卫打春耕啊。
夜夜往西行啊，攻打蒙阴城。
机枪扫、炸弹轰，我军去冲锋。
汶南店子据点一扫平，
常路（注：地名）的汉奸队啊，吓得逃了命，
新泰县的增援兵全都丧了命啊。
俘虏了日伪军九百多名。
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
依靠八路军，反攻有保证。
多战斗、多生产保卫打春耕。”
当时，这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对抗日士气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很艰苦，上课开会都在树林里。没有黑板，用门板当黑板，有时候连粉笔也没有，捡了些石灰头子来写，字也写不清楚。但是学员们过得都很充实、愉快。
走火
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还要站岗。记得第一次接触真枪的时候，攥着枪杆子，摸摸这儿，抠抠那儿，觉得挺好玩，又很神奇。拿着真家伙，心里高兴极了。
我和孟继禄第一次站岗，就出了大事。两个人一枝枪，由他背着。下半夜换岗，我们回到宿舍，交班。宿舍是一个大堂屋，通铺，有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中间放着一个八仙桌，桌子上放着一个小马灯。孟继禄将枪竖在桌子中间，对着屋脊，子弹上膛，关上保险。说：“王悦慈你看，我抠这个扳机，枪不响”。不料，一抠扳机，夜深人静里轰地一声震天响。子弹穿透了屋脊，屋脊上的陈灰薄土哗啦啦的落了下来，弄得乌烟瘴气。屋里的人瞬间灰头土脑成了黑老包了。这一下子我可吓坏了，全身哆嗦，脑子里一片空白，也说不出话来了。
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了正在沉睡的全体队员。队长和指导员披着棉袄跑了过来，急促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嘁嘁喳喳乱成一片。“孟继禄和王悦慈玩枪走火了！”有人喊道。指导员看我们两个吓的那个狼狈劲，既好笑又好气，说，“你们两个怎么搞的？你们拿的不是玩具枪，是打鬼子的真家伙！能随便拨弄着玩么？站岗枪走火是大事故，应该关禁闭，鉴于你们两个年龄小，是刚入伍的新兵，今后一定要注意，没出伤人事故就是幸运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不要害怕了，回去睡觉去吧。”指导员是莱芜人，中学毕业，那时候中学生就很了不得了。指导员叫吕剑铭，听说后来在济南电业局做过党委书记。他性格很温和，如果是在连队里我们的处分可就大了。枪走火的事情就算是过去了。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了枪走火的原因。步枪是汉阳造，老枪，保险早就失灵了。前几年孟继禄来临沂，时隔几十年，孟继禄从西安来临沂，老友相聚，忆及此事，听我们讲故事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城滑子和土老帽
当时我们卫生队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来自沂蒙山区。十三四岁的我们算是最小的，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乡土气、幼稚天真顽皮、无知单纯和朴实集于一身。少数的几个来自胶东和青岛的城市兵，他们年龄稍大，有十五六岁，其中有的上过初中，还读过外语（记得当时他们经常炫耀ABC……），穿着制服，留着洋头（分头），见过世面，懂得事多，文化程度高。而我们来自农村的孩子，土头土脑，身穿粗布衣服，光着头。两者区别很大，无形中就产生了隔阂。城市的孩子自恃有文化，有本事，不免傲气，看不起农村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也看不惯城市孩子的生活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互相起了浑名字。我们称城市的孩子为“洋包子”“城滑子”，他们则称农村孩子是“土老冒”“乡下佬”“土包子”。双方互相看不惯，不服气，找茬子，瞎起哄，搞群分。有个农村孩子拉屎不擦腚，撅着腚在墙角上蹭，被一个城市的孩子发现，报告给指导员“某某同学不讲卫生，大便后不擦腚，在墙角上蹭”。指导员抿着嘴笑了，没搭腔，他心里明白，农村的孩子都这个样。大便后或者用土坷垃或者用树叶擦腚，哪有条件用手纸的。事后，被人打报告的知道了，愤愤不平，隔阂更深了，想方设法寻机报复。我们卫生队住的是民宅，没有专门的茅房，大小便的时候都去猪圈，大便时，猪往屁股下边拱，争先恐后的争大便吃。（在老家的孩子，特别是怀抱的小孩，每逢拉完屎，即唤狗来。狗很通人性，先是将小孩子的腚舔得干干净净，然后将拉在地上的屎也吃得干干净净。现在农村里三十几岁以上的人大都有这个经历。）城市来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经历，大便时，猪拱过来，男生吓得提着裤子往外跑，女生吓得嗷嗷的哭。农村来的孩子幸灾乐祸的看热闹，当笑料。当时因为没有厕所，白天就去隐蔽的地方或者树林去解大小便，但是遇到下雨和冬天就不好办了，只能去猪圈了。女生只好求助农村的女学生陪着一起，帮忙撵着猪不要靠近。
当时部队生活很艰苦，计时没有钟表，只有用香。把点燃的香躺下，放到沙盘里。香横着放，是为了观察燃烧的香灰的长度，以及是否燃烧完全。当班的香燃尽以后，沙盘交给下一班岗，再点一炷香，以此轮流。有一次被人打报告的不讲卫生的农村的两个学生，对城市的学生实施了报复。拿着上一班的沙盘提前找城市的孩子换岗。让他们值班，此事被指导员发现了，在早操前责令两人在早操队前做了检讨。两人受到严厉的批评，还补了一班岗。
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个年龄大的城市学生坐在场园的石磙上，嘴里哼哼唧唧的“郎啊郎”的歌，被一个农村同学发现了，叫另一个同学来， “你听听他唱的什么歌？”仔细一听，不对啊，他唱的可能是当下的流行歌曲。指导员经常讲，要大唱抗日歌曲，不能唱别的，更不能唱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俩当即去报告了指导员。指导员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回应道：“你们回去吧，我了解一下再说”。现在会想，当时唱的是三十年代马路天使的“四季歌”，但在那个年代是被禁唱的歌曲。有一次在课前，指导员又强调“除了革命歌曲，别的歌曲不准唱。”
以后，队里领导发现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互相找茬子，闹不团结继续下去，会使两者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领导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势在必行。决定抽出时间，专题解决。根据队里的部署，各班利用班务会进行检讨，找自己的缺点。找不团结的因素，要求多做自我批评，以对方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矛盾较深的同学互相促膝谈心。记得一个城市女同学的发言很有趣味。她说“我以前没见过养猪的地方，心里害怕。某某同学她大胆不怕猪，我解手的时候，她热情地帮我赶猪。她干活吃苦，我娇气，不吃苦。”有的男同学说“我是山区出来的，不讲卫生，某某同学给我提意见，我不仅不接受，还对他进行了报复。”开会和教育非常奏效。那个时候的小青年非常单纯，对领导十分崇拜，对领导的话视为圣旨。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题教育，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互相起浑名字的事情。到结业的时候，分配工作，大家恋恋不舍，痛哭流涕，感情真是和兄弟姐妹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