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士兴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那时正值日寇进犯中原，蒋介石、韩复榘的畏避退让使华北地区很快沦丧敌手，冀鲁豫抗日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加强党对济(南)、聊(城)区间之平阿（当时平阴、东阿为一县）、长清、齐河、茌平相邻地段对敌斗争的领导，壮大黄河两岸抗日武装，牵制、削弱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中央和山东省委及时在东阿重镇牛角店设立了鲁西特委阿东办事处，并委派史青（原名施庆田，延安特派员。“文革”前曾任南阳市委书记，后不知所终）、刘抗东（山东禹城人，原名聂华民，我地方抗日武装将领、阿东办事处主任）组建临时军政机构，负责这一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因我们前曹村处于阿东地区中心地带，也是牛角店和旦镇两大据点中间的“咽喉”；我家房屋、院落较多并有夹层密室，院外又有果园、密林与广袤的庄稼地连成一片，既便于监视南北据点日伪军的动静，又便于地下工作者活动与藏身；加之父亲是村里的赤卫队员、抗日积极分子，办事处遂将我家定为秘密聚会、组织活动的一个场所，父母也成了办事处不在编的工作人员。初做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只是奉命给周围几个村镇的地下党组织传言送信，或借修工事、送公粮之名，到敌占区指定地点取情报；日子长了，史青、刘抗东见父亲办事稳妥、忠诚可靠，遂于1939年7月10日找其谈话，正式接纳父亲为阿东办事处秘密联络员，化名“镇东”，代号“007”，公开身份“卖货郎”，并由陈明、曹运祥（均系本地人，阿东办事处成员，后为南下干部）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办事处赋予父亲两道通信网：一是平阿县范集至长清县石庙杨（南线）；二是茌平县张庄至齐河县大辛庄（北线），并详细交代了两线十多个秘密联络站的接头地点、联系人、联络暗号及注意事项。此后，父亲便以“货郎”身份长年奔走于茌平—齐河—平阿—长清一带相邻村镇（号称“四县十三乡”），一方面传达特委、办事处对这一地区开展敌后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收集、了解各县（乡）抗日救亡、惩恶除奸的活动情况，为办事处制定克敌之策提供依据。一直到日寇投降前夕，父亲抛家舍业、饥餐渴饮，常年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风雨无阻。其间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济南、聊城战役中转来的伤病员，并三进龙王山（阿东地区最大的土匪窝子）化装侦察，两下济南府查访恶霸，使平时为虎作伥、战后逃进城市的冯太恒等恶霸、汉奸、反动会道门头目悉数落网，受到应有惩罚。战争年代，我党财政拮据，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不仅没有任何报酬，连做生意的本钱、往返食宿和进“围子”、过“卡子”打点匪兵的费用，也全由自己出。“途中遭遇的凶险和磨难无期待数，常常是一有情况，揣几个菜饼子就上路；有时情况紧急，一连几天疲于奔波，三天两头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夜走荒郊、露宿街头、雪打雨淋，更是常有的事。”说起那段往事，时隔多年父亲仍唏嘘不已。信息传递指导和推动了阿东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激起了敌人对我情报工作的严密封锁。为躲避沿途哨卡的严厉盘查，父亲不得不把情报缝进鞋帮、捏入泥人；即使这样，也时常会遭到敌人的无端刁难，有一回还被下码头（黄河渡口）的日伪军当成“八路细作”抓进据点拷问，幸亏刘抗东派“内线”及时营救，父亲才死里逃生、得以脱险。担任地下交通员六年多，父亲凭着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渴求，一次次履难涉险、一次次逢凶化吉，较好地保证了数百件情报无一丢失和延误，多次受到办事处和鲁西特委的表彰。
父亲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六年，也正是我们家日子最艰难的六年。那时全家六口人，爷爷闯关东去了东北，奶奶瘫痪在床，父亲常年不着家，姑姑、哥哥尚且年幼，母亲娄秀萍一个人既要操持家务、照顾老小，又要下地耕种锄割，还要给来家聚会、藏身的地下工作者观风瞭哨、打点吃喝，整天忙得脚不沾地。1943年夏有两名八路军重伤员被转送到我家养伤，为躲避日伪军三天两头的“清乡”搜查，母亲每天天不亮把他们背进青纱帐，晚上再一个一个背回家中藏入密室，并按时为其擦洗伤口、煎药喂饭、换洗衣物，直到40天后伤势癒合、安全转走。当时家有几亩薄地，连年大旱、连年战乱致使粮食连年欠收，本不富裕的六口之家，加上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伤病员的吃喝用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照顾好工作人员的生活，母亲不得不把继承伯父的四间房屋、一处宅基地卖掉，以后又领着姑姑、哥哥挖野菜、擂树叶、碾红薯秧，自己和家人吃糠咽菜，省下钱、粮给同志们用；实在揭不开锅了，就推着小车去亲戚家里借，最终连来年的种子粮也都做成饼子、稀饭端上了同志们的餐桌……母亲的报国情怀深得办事处领导的赞赏。史特派员称颂母亲为“鲁西芳林嫂”，并把母亲的事迹在众多场合广为宣扬……
抗战胜利后，祖国解放的步伐日益加快。办事处多数同志随军南下，父亲奉命留在乡里搞“土改”。离开东阿前，史青、刘抗东专程到我家辞行，并把一枚金光灿灿的军功章和一封信送到父母面前：“这枚奖章是属于您俩的，留着做个纪念吧。信上有我们的供职单位和详细地址，有事可随时找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李存荣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