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我上中学时，就常常和同学们暗地议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谁能救中国的问题，偷偷地看进步小说。但国民党镇压得也凶，逮捕县立第一、二小学的进步教员，趁学生上课时搜查学生的寝室，夜间熄灯后搜查教室，我看的一本《热河泪》也被搜去。尽管如此，但同学们私下议论国民党的腐败和丑闻，这是谁也禁止不了的!正是由于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才使我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争取民族独立，不当亡国奴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1938年1月，我同乔尚志组织了几十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口号是抗战保家，推乔尚志为队长。不久，我们接到李延寿共商抗日事宜的邀请通知。我们到了孙徐后，乔尚志即被李延寿请进了司令部。我几次劝他离开李，他只是支支吾吾。我感到不妙，就在日寇进攻孙徐后只身东去三岔河找同学曹济舟。这时曹已经组建起百余人枪的抗日游击队。由于我二人“不当亡国奴，不与国民党沾边，寻找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思想一致，奠定了共建泗南第一支自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这支队伍度过了一年半的艰难日子。在此期间，我曾只身去敌区苇家窝彭斌同志家找周蓝田同志未果，等待蓝田同志的消息达一年之久。1938年下半年，这支游击队仅有三十多人枪了。就是这么一点点人枪的游击队，国民党的几个司令也垂涎三尺。王一民把曹队请到白仲泉，李延寿把曹队邀往安德，孔润阡邀请曹队住贾家峪，其目的都是一个——“收编”。由于我们的主张不变，他们的企图都落了空。
1939年农历五月端五拂晓，日寇进攻三岔河，激战终日，敌人放火烧了曹济舟家的房子。第二天晚上在圣公山我们与从小山撤下来的八路军四支队一部相见，但他们夜间即北上返回徂徕山地区，我们又失去了依靠。五月初八早晨，我同曹商量，四支队既然不是路过，又在小山打了一仗，还有伤员留在那里，我去一趟，看看亲友和被日军烧的家园，说不定还有一点希望。
东西卸甲河村被日寇烧得片瓦不存。我在小山西峰发现了烈士的遗物——仅剩几页的笔记本。在西卸甲河遇到了教书先生王子才(宋家山头人)，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见《抗战初期的曹济舟同志》一文)说：“田黄大集那天你来一趟，在河边沙滩柳树底下见面。”田黄镇住着反共分子秦启荣的司令部，王子才见到我后，用手指在沙上面写了个“共”字，问我这是什么字。我说：“若连这个字都不认识，我就白读了几年书。”王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共’，愿意加入吗？”我高兴地说：“这还用问？”谈到最后，王子才说：“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化个名(萧萍)，手续由我办。因工作需要没有候补期，你就是支部书记，回去发展党员。”我也按照他的办法发展了十二名党员，其中有张显荣的原特务队长杜嗣存，张的手枪队长李崇胜。泗北县委利用夏传璋同志是张显荣干儿子的关系派夏给张当亲兵。李崇胜和夏传璋由我直接领导，以便准确掌握张显荣的内部情况。但我当时不懂得建立党支部和划分党小组。乔海秋同志到来后，对党员一一作了登记之后，又帮助建立了支委会，划分为三个党小组，整顿健全了党组织。按照海秋同志“搞枪扩大队伍，争取团结张部的下级军官，以备将来开展工作”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在中共泰泗宁中心县委领导下，曹营成为泗南第一支人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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