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个同学是一九四三年春天到山东根据地的。我由于爱好文艺和写作，就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通联科工作了。
冬天，我们与大家一起经历了敌人的“反扫荡”考验。回报社不久就开始了“整风”。我们通联科五个从敌占区出来的青年学生，好像都是审查对象，我因为无意中问过报纸在哪里印刷，就成了特务嫌疑，后来听说有人咬了我。
在南高庄村头老百姓放草，圈猪的一个空院子里，我被禁闭了十九天。这房子是通联科女同志的宿舍，两间房子用半截土墙隔开，里间有个土炕，由已婚，年岁大的女同志住，外间没有炕，湿湿的土地上铺上麦秸就是我和于渤、秦风三个人的“床”了。
白天，我被单独关在这房子里，外边有个持枪的人看守着。我不能出门，只能在这两间草房子里活动多写检查，写材料，没的写了，就一个人呆着。时不时有人诱导我承认自己是特务：“坦白罪行！“我一承认就热情与我握手，说我新生了，是同志了，我不承认就说我是顽固不化……，已经三起三落了。
最后，我决心走“坚持真理”的道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无论什么惩罚都认了。我坚信，不管“禁闭”多少日子，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天真加倔犟。我反复考虑，我选择的路是对的。自已是清白的，可是组织上不了解，究竟为什么？我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孤独，这寂寞，这被视为“敌人”的待遇!......
你们不用派人看守，我绝不会逃跑，如果跑了，组织上更会认定我是“特务”，敌人也会立即逮捕起我来。听新来的同志们说，我离家后敌人巳封闭了我家的店铺，回去也无法生活。即使能生活，我又去干什么呢？我费了几年工夫才找到了革命根据地，到了愿为它献出生命的地方，舍此我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离开人的了解与友谊就活不下去的人。我渴望自由，渴望温暖……可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从豆腐干形状的小窗户注视着院子里的情况，看着阳光和天空的白云，偶尔看得见一只飞鸟……看着庭院的地下，小鸡在欢快地跑来跑去，自由自在地寻食，或与同伴嬉戏……，我多羡慕这飞鸟、这鸡，我要能变成它们多好啊l
有时候，我忍受不住心里的难过，就坐在地上哭，拼命地哭，在地上打着滚哭；没有人来管我——只要我不出房门，是没人来管的。哭呀，哭，声嘶力竭了，泪水哭干了，也就不哭了。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眼泪不停地流。思潮起伏，心乱如麻．有时我甚至想：我如果真是敌人倒也好了，那就可以承认了，用不着这样活受罪。可是，我却不是……我要作一名革命战士啊！
早晨，别的同志一个个上班去了，我多么羡慕她们，可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能用目光看着她们一个个离去。
吃饭了，有人送饭给我，说一声：“吃吧”。听了这一句话，我心中腾起一股无法表达的感激之情，这是一句话呀！
人们的冷淡、鄙视多么难以忍受！我渴望人群，渴望集体，他们是何等宝贵啊！孤独、寂寞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死。是不是死了好呢？死了就没有这痛苦了。腰带有一条，只要把脖子一勒…
和我一起从家里跑出来的同学于渤，趁送饭之机说了句：“ 你可别承认了，你可千万别寻死。死了，就清白了吗？你是我带出来的，以后我可怎么向姚大娘交代啊！”我感激的连连给她作揖！她点出了我心里真正想的事，我禁不住哭起来了，我要忍耐住！——真的，死与不死，竟是这么一眨眼的事！
我明白，死，不能证明我不是坏人，相反，倒会误会我是畏罪而死。为了真理，为证明这个真理，要活着——不管这一切是多么难以忍受。
死，是逃避，是弱者，活下去，才有出路，才是强者。
这想法就是这“十九天”所给予我的。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经受了这一课。
记得高尔基说过，我们受苦，是为了今后的人不受苦，如果这样，那也不错。
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那一同有着木格窗棂的低矮的草房，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什么呢？是屈辱还是骄傲；是苦涩还是甜美？我不愿再经历它了，也不愿再亿起它，可为什么它却常常在我不知不觉中悄然升起，浮现在眼前呢？
伟大而又残酷的一九四二年啊。
我终于实现了梦中的一切：离开了温暖的家，亲爱的妈妈，还有那软绵绵的钢丝床，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剪掉辫子，脱下旗袍，穿上粗布军装，开始战斗了。
那些日子，每一天都处在兴奋之中，对这里崭新的生活，崭新的人们，对周围的一切，甚至来不及略加思索。哪里料到整风运动来临，我被宣布为审查对象，囚禁在那间小草房里。灯光如豆，空气凝滞，我看着窗外的一小块天空，天空上挂着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一颗孤零零的小星星。每天晚上我都象个塑像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颗小星星，胸膛里却有一团火在猛烈地燃烧，比任何时候更加猛烈。青春的活力是任何力量不能禁锢，不能窒息的。在这失去一切权力的囚室里，我的心里偏偏产生了最圣洁最炽热的感情。
我惶恐地意识到有一个人竟然在我的感情里早巳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它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每当听到他的脚步声，我那少女的心里总是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
说来也巧，在我受审查期间，他又是奉命听我汇报的。他总是默默地听，深深凹陷的眼睛，显示出智慧和沉思。我呢，把我从记事时认识的每一个人，记得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详详细细的，毫无遗漏的，甚至把花草夹在书本里当作书签这样的琐事，也不放过。这就是我第一次给他的汇报。
“你要经得起冷淡。”这是他说过的唯一的话。是的，他也是冷淡的，可这冷淡又仿佛与别人不同，怎样不同，我又说不清。凭着少女的直觉，我总感到那冷淡里面深藏着热诚。我对他的这一句话，做为箴言反复默诵，反复咀嚼，忘记了委屈和孤单，小小的囚室变得明亮了，温暖了。
这个年轻人，俨然是一个老学究，每当他进屋门时，都要在门外大声喊：“把衣服穿好！”酷暑盛夏，我穿一件短袖无领衬衣，有什么不可以的昵？这衣服还是从家里奔向解放区时穿的旗袍改制的，他却一定要我把机关上发的群众化的服装，又肥又大的蓝布褂子穿起来，才肯进屋。
起风了，风把门刮得格登格登响，窗户纸发出呼达呼达的声音。灯光摇曳不定，忽明忽暗。我们默默地坐在这小小的囚室里，我低头不语，他也不逼我“交代”。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并不安静，潜在心底的感情似乎要爆发。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在这种环境产生这想法呢？”恍惚中却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不，这种想法在你心里已经很久了，只不过是今天才发觉罢了。”另一个声音又说：“ 人啊！怎么这样变幻莫测？”
我心烦意乱了，努力克制自己，而眼前偏又晃出他的影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森林里，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他常常指挥大家唱这支歌，用手比划着，或做抓子弹的动作，或做消灭敌人的手势。大家看到他的动作，不禁笑出声来。
过去，对于他的这些动作从来没有想过，不知怎的，这会儿都涌现出来，而且那样清晰。是的，他的形象早已深深印在我心上了。
那么难道我没有这权力吗？一想到现实的处境，我愤怒了，强力可以剥夺这属于自己的权力，但剥夺不了心底的追求，向往，扑灭不了炽烈的希望！我终于在一天晚上，在昏暗的小油灯下，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小本子写道：
“当我有了爱的权利时，我爱你！”
写完，我好象突然放松下来，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这一夜我睡得很平稳。
或许我是受了一位古人的启迪吧，他曾说过：“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天黄昏后，他又来了。还是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坐在地铺的另一端，等候听汇报。
沉默，沉默，半晌还是没有声音。他看了我一眼，立即又低下了头。我拿出小纸条，犹豫了一下。我完全清楚，在我目前的处境中，这小纸条可能引起的误解。但我正是要用少女的纯洁的爱，向误解发起新的挑战。
我突然地把字条递给他，随后，低下头，用双手把脸一捂，哭了。眨眼工夫，我又觉得为什么要哭呢？应该坚强。
他的眼睛直盯在纸条上，好象这不是十二个字，而是很长的文章，一下子看不完似的。他虽然沉稳地坐着，手却在微微抖动。他，这个老学究似的男青年也许是生平第一次受到爱情的冲击，而且竟是在这特殊的环境里突如其来。
终于，他用笨拙的手把这纸条慢腾腾地折叠起来，夹在他的笔记本里。
我缓缓抬起头来，却又怕同他的眼光接触；他仍默默地坐着，有些不知所措，一句话也没说，好久，好久，默默地。
在那残酷的战争年月里，在北方山村低矮的囚室里，颗失去自由的年轻人的心里，一朵玫瑰花悄悄地开放了。
（未完待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