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入侯镇老百姓遭殃
1938年前我老家是寿光县最大的村,名为侯镇,常住有一千二百多户(比县城多四百户)人家。镇内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条透胡同。主要街道设有路灯(烧油或腊烛)。经济发达、市场繁荣,街内有银行、钱庄、有百货商店、旅馆、饭店、盐店、马车店、自行车行; 有酿酒厂、榨油厂、酱醋厂、还有牲口、粮食、草编和禽蛋市场等。当时,我家人多地少,为 了养家护口,父亲刘庆元在北门大街刘氏家庙对门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经营烟酒、糖茶、纸张、酱油、醋等。1938年秋日本军侵入我镇时,把我父亲这个小商店前门砸开,能抢走的烟酒带走,不能拿的货都给砸烂,从此我父亲只好关门停业了。
日本侵略军来到侯镇后,为了安营扎寨,强行霸占和拆除了南门里西侧的二百多户民房,建起了有名的“日本军大院”。周围有四米高的围墙,院内除了日军居住的房屋和办公室外,还在院中建起一座十五米高的瞭望大楼。日军每天在楼顶站岗,巡视情况。在建筑这个大院期间,日军和各村保长抓排了几千名老百姓去干活。我父亲就被强行抓去干了六十天的劳工,此间,干活累了停下休息一会就挨皮鞭打或脚踢。
日军在侯镇期间还经常强奸和欺辱妇女。因此,吓的年轻盛茂的中年妇女不敢出门。我三叔家的大姐为免受日本鬼子的奸污,出门前先把头发弄的乱乱的,换上一件破旧的衣服,在脸部抹上锅底灰再出去;有一天上午我在中山大街北侧亲眼看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低着头买菜,这时过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向这位妇女大腿上刺了一刀,使她立刻鲜血直流,躺在地上,而这位可恶的日本鬼子扬首而去。对于日军这些所做所为,广大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敢怒而不敢言。
参与国共行动击毙鬼大头
在1941年日军驻侯镇期间,有一位日本宪兵,名叫新明七郎,外号称“鬼大头”。当时他十分凶恶,腰挎手枪,经常无故打人。不仅侯镇的老百姓怕他和恨他,就连日本兵都怕他三分。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也都非常恨他。在我党联合抗日的感召下,国共两党商定,在7月13日侯镇大集这天协手找机会击毙这个万恶的“鬼大头”。这天中午,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中共党员杨玉儒(侯镇北杨官庄人,是我母亲杨玉英的堂兄弟,建国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长)来我家说:“今天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准备干掉日本宪兵新明七郎”,即外号“鬼大头”。午饭后,杨玉儒舅舅对我说:你到大街上看看,有没有“鬼大头”的踪迹,我立刻到了家南边十字 路口东北角刘汉友的小摊(卖香烟、糖果和花生等)处探听消息,我在一棵大槐树旁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树边的石头上吃花生,(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郭润生,是国民党第十五旅的中队长)。我走到他身边时,先给我一把花生,又接着对我说:“小弟弟,你到路西宏源酒店里看看,日本宪兵“鬼大头”是否在里面?如果没有在里面,你就赶快出来告诉我。当我进店后查看了酒店门头房里外间,都未发现他时,我就又往后院去找,结果,在后院北屋的客厅里看到他与另一个人在喝酒。此时,我就站在门口西侧的一口井边装做闲玩,不一会看到“鬼大头”喝的红了脸,醉熏熏的向酒店外面走,接着我就跟在他后面约四米远,当他刚走出酒店门前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这个“鬼大头”立刻头向北,脚朝南倒在了酒店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头上流着鲜红的血。这时,我就马上从“鬼大头”的尸体上跳了过来。此间又看到郭润生很快把“鬼大头”腰里的手枪卸了下来放到他左手提的一个柳条箢兜里,再用白手巾盖好,他 站起来向我摆了摆手,立即向西门方向跑了。这时我也急忙往家跑。杨玉儒舅舅听到枪声后马上前来找我,他和我在刘氏家庙南侧见了面,接着我把击毙“鬼大头”的经过向他做了简要介绍。他听后非常高兴,用右手拍了我的头后说:“此事干的好,干的好”,大约下午2点,他立刻向北门走去回杨官庄了。
击毙日本宪兵新明七郎的消息迅速传开,并惊动了驻侯镇日本大院的鬼子官兵,便立即下令,全镇森严,派重兵搜捕凶手。经过一天一夜的搜捕行动一无所获。这一振奋人心的特大新闻使国共两党的抗日士气大振,全镇的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和高兴。
参加儿童团宣传抗日政策
1945年3月25日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侯镇,不久我参加了儿童团并任团长,发给我“65式”马枪一支,子弹五棵,参与了我镇的站岗放哨,并带领儿童团员宣传党的政策,唱革命歌曲和扭秧歌。当时唱的歌曲和秧歌调主要有: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了谁光荣......中苏英美同盟国齐心合力打东洋......等。这对鼓舞士气和群众参军抗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军起到积极的作用。
刘介华2015年6月28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