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石榴树开花的时候，一看到那火红的花朵，我心中便燃烧起如火的激情。一个瘦小身个，满头白发，梳着小髻的老奶奶的身影，从我记忆深处悄然走来。她坐在石榴树下，火红的石榴花映得她的面孔红扑扑的。我坐在她膝下的小板凳上，她手里拿着一把木头梳子和一把竹篦子，为我梳头，篦虱子。我由于打摆子，汗出得过多，长发中散发出一股股汗臭气，连我都觉得有点儿恶心，李奶奶却像压根儿就没那回事，篦子下去后，篦出了不少虱子，只听得“咔叭、咔叭”响，李奶奶用手指一个个给消灭了。
那是一九四六年，我在山东临沂县搞“土改”时的事情。我染上了疟疾，连续发作了半个多月。当时压根儿没有药吃，多亏郑区长从几十里路以外捎来了几粒“唐拾义”，多么难得啊！当我病情好转，李奶奶递给我镜子叫我照一下，嗬，脸像黄裱纸一样，头发已滚成了一块毡。李奶奶五十多岁，她是农救会长的婶婶，我本来叫她大娘，可孩子们都称她为李奶奶，慢慢地这就成为大家的习惯称呼了。她是我的房东，我就与她睡在一个炕上。她对我异常疼爱，简直把我当成了心头肉。她看我染了一头虱子，一见我稍有空闲，就拉我坐在她怀里，用她的那把粗糙的没有油漆过的木头梳子和篦子为我梳头，为我篦虱子，还一边叨唠着：“傻丫头，也不知道难受呀！”那时候，这里是新解放区，我管着十多个村的“土改”工作，这里又是王洪九的老家，他的部队多次来此残酷屠杀，一些群众顾虑重重，思想工作难做，离区委又远，繁重的工作还照顾不过来呢，我哪有工夫想自己头上的事啊！好像也并不觉得难过。可是，李奶奶看不过去，她心疼，她心疼我的头发被汗水浸得发臭，更不能容忍虱子折磨我。不仅如此，当我病得不能吃饭时，她还多次悄悄地冲个鸡蛋花，一勺一勺地喂我吃。这鸡蛋是李奶奶喂的鸡下的，她自己舍不得吃，要用它换油盐酱醋的。我不知吃过她多少个鸡蛋，更不知她用什么去换来了油盐酱醋。
我的头发又粗又多，李奶奶用那把木头梳子，终于把我那滚了毡的柴火堆一样的头发梳通了：她还用刨花水给我搽上，梳成两条油光的粗辫子。然后，她又把镜子给我，笑嘻嘻地说：“换了个人吧！”这时，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头扎在她的怀里，亲昵一番。亲热够了，我摆弄着奶奶的木头梳子，模仿奶奶梳头的样子。每次梳头，她都是边梳边看，那样仔细，那样认真，好像在完成着多么重要的任务似的。奶奶看着我调皮的样子，深情地用手指轻轻点着我的头说：“傻丫头！”她这一指头，又多么像我妈妈的样子啊！这时，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梳头的情景，母亲的爱，也是这样一梳一梳，像暖流一样地传到了我身上。
以后，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梳子，塑料的、电木的、钢丝的，这些梳子都比奶奶的木头梳子要漂亮、好看，使起来也顺手。但这些好看好用的梳子，只不过是把实用的梳子而已，而奶奶的这把简朴的木梳子，在我心上它却不只是一把实用的梳子，远远不是。
去年，也是石榴花盛开的时候，我终于又回到念念不忘的这个村庄——古城村。我要去看望我的李奶奶、她住的北屋以及屋旁的石榴树。可惜，李奶奶已离开人间十多年了。人们说，如果她在世的话，该有九十多岁了。石榴树也不见了，是在翻盖奶奶的北屋时伐掉的。我在奶奶的北屋里、奶奶的土炕前、奶奶曾坐的石榴树下，伫立良久，良久。恍惚间，我看见李奶奶仍微笑着坐在那里，坐在那如火的石榴花下；我仍靠在李奶奶的膝下，静静地让她一梳一梳地为我梳头，一股爱的暖流，像几十年前一样，流遍我的全身……
那把木梳子，我终于找到了，它虽然只残留了一半，但它毕竟还是奶奶为我梳过头的那把梳子。这是李奶奶留给我的纪念，由一位当年识字班的大姐特意保存下来的。我用手帕把它包起来，珍藏着。每当我拿起它来，就感受到一次爱的温暖。这小小的木头梳子里包含了多少爱？多少情？我想，它远远不是李奶奶一个人的情和爱…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