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山东省临沂县是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拉锯”争夺的地区，每次“拉锯”之后，国民党反动派都对这里的人民血腥屠杀，残酷迫害，仅被王洪九这个活阎王活埋的人就数以万计。直到如今，每一想起，我依然恨得牙根发痛。
我一九四六年在这个地区工作过，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五四”指示。
去年五月我重访旧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对当年的情况记忆犹新。中心小学的张校长、当年农会小组长老魏在座谈会上说：“当年你梳着小辫，光着脚丫子，白天黑夜东跑西颠，一个大城市的洋学生，真不容易啊！记得那次你打摆子，人都站不起来了，还硬要人架着你，在会上说几句话呢。”听到这些话，我激动地落下了泪水。几十年过去了，这点小事，还记在他们心里……
这里曾是我向农民学习的课堂，这里有我的战友、我的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在胜利前夕牺牲了。我怀着沉甸甸的心，提起笔，对其中两位壮烈牺牲的同志作文悼念，寄托哀思。
农救会长李广旭
李广旭是临沂县古城村的一个贫农。他是我在古城村这个联防（古城村周围十多个村庄为一个联防）培养的第一个农民积极分子——古城村的农救会长，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位党支部书记。
他苦大仇深，没有读过书，多少识几个字。但他肯动脑筋，会分析问题，对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等领会快，看准的事情敢于下决心干。
他个子矮小，脸上黑黝黝的，平时寡言少语，但关键时刻说出一句话，能抓住要害。他虑事周到，人缘也好，能团结人。他像一块钢铁，从不叫苦叫累；他腼腼腆腆，不动声色，只知实干。白天，我们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晚上，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决策。常常公鸡啼鸣会还没散……这样的共同战斗，使我确信他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他有个弟弟，名叫广仁，是个大高个子，脸上有白麻子，还有一个疤，其貌不扬，也不爱动脑筋，但执行任务坚决，忠心耿耿。他与广旭的共同点都是很憨厚。他家婶婶的院子，就是村农救会及民兵大队部的办事地点，我就和他婶婶住在一起。在这十来个村庄范围里，我依靠他们一家为中坚力量，打开了工作的局面。
一九四七年三月，王洪九疯狂反扑，离这里只有十来里路，平静的村庄顿时紧张起来。夜里，枪声四起，风声凄厉。区政府已转移到几十里外，这里就处在前线。我、李广旭、李广仁和民兵们一起，日夜在村子里巡逻，决心保卫乡亲们，保卫我们用血汗换来的果实。夜间一有动静，我就背起一支小马枪，手提一支六轮手枪，和广旭兄弟们一起，冲向最紧要的地方。
当时我是他们的领导，他们都真心实意地保护我……残酷的环境使我们结
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胜利了。
几十年过去了，李广旭和他的一家人一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旧地重游，得知他已壮烈牺牲。他是在执行区委命令，与敌人战斗时不幸被敌人包围被捕的。他坚贞不屈，后来被敌人活埋了。临沂县委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听说这些消息后，广旭那微笑的面孔、坚毅的目光，又在我脑海里出现，很多天都不消逝。
为了悼念他，也多少卸掉几分心中的沉痛，我提笔写下这些，愿广旭同志安息。
妇救会长周大嫂
她身材苗条，瓜子脸，明亮而富有表情的眼睛，使人一见面，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四六年，在临沂县“土改”工作中，她处处走在前头，在我工作的那十多个村庄范围里，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周会长”。
古城、石埠、北桥这十多个村子，曾经是有名的“拉锯区”，群众都被敌人折腾怕了，所以开始搞“土改”，思想工作非常艰巨，往往妇女思想通了，男人们才好办。我们的周会长，就是作妇女工作的能手。
奔波了一天，已经十分疲劳，她还是不放弃机会，每每向我诉说她的苦难经历，一个大灾之年，她家欠了地主一笔阎王债，因为还不起，债主逼着她去当一年老婆，为他生个儿子顶债。夫妻俩抱头痛哭，几乎断了气儿。后来，她终于按期回到了丈夫的身边。我惊呆了，凝视着她那充满了仇恨的眼睛，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久久说不出话来。
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地区。无论走到哪里，一想到周大嫂，我就增添了几分战胜困难的勇气。
今天，我终于回到了沂蒙老区。访问曾经和我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很自然地问起了周大嫂，才知道在我离开那里一年后，她被王洪九部队抓走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凯歌高奏时，狼狈逃窜的匪徒们把她与其他乡亲们一起活埋在郯城。
我哭了，哀痛、思念一起袭来。我怅然若失，走到我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看望那里的乡亲。我一边走，一边想，周大嫂在天之灵能否感受到我的哀思和我踌躇徘徊的脚步…．
（1985年《山东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