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这篇自述是二十年前应女作家菡子之约，列入她主编的《女兵列传》而作，并且得到她热情指导，在她上海寓所修改完稿的。她已经在几年前病逝，谨以此小文作为对她的缅怀和追念。此文同一些篇章的内容有重复处，好处是比较连贯，大体能看出我参加革命前后的足迹，顺此说明。
起点
每个人在他一生的道路上，都有一个起点。我的起点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女学生，偷偷地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奔向一心向往的解放区。
我是生平第一次乘火车。在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来钻去，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家里人发现了我拉我回家去；更怕鬼子发现我，把我捉进监牢。当火车飞驰起来，把我的家远远地抛在后边，我心里又是想家，又是忧虑：也许我将永远见不到爸爸、多病的妈妈、幼小的弟弟妹妹了，也许敌人会把他们逮捕起来，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遭遇？我的鼻子在发酸，眼睛湿润了。在神思不定中，火车终于到了高密。天下着雨，为了安全，我们冒称天主教徒，借宿在天主教堂的宿舍里，等待雨停乘车到莒县去。
几天后的黄昏时分，我们风尘仆仆地奔到了于家庄，这里离莒县城十二里路，这个村庄在沭河边上，过了河就是解放区了。带我到解放区去的于大姐说，于家庄的村长叫于维平，他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找到他就能送我们去解放区了。
在村子的北头，郁郁苍苍的树林旁，有一个很大的芦苇荡，我们就在这里等待着这个“地下交通”，望眼欲穿也看不到他的影子。正在心急如焚之际，突然出现一个手托鹌鹑鸟笼子的人，他迈着悠闲的步伐，像在遛鸟。这人约有三十多岁，细高的个子，头上戴一个大苇笠，穿一件蓝布对襟上衣，黑色的裤子挽到膝盖，脚着一双醒目的铲鞋。于大姐迎上去接头，他正是地下交通于维平。他带我们到了他的家。
他的家坐落在村子头上，比较僻静。我们从矮矮的门楼里走进去，小小庭院作居室的仅有一栋北房，两侧是锅屋与猪圈。于维平要妻子给我们烧饭吃。饭很快就端上来了，这也许是早已做好的饭，高粱煎饼，小豆腐，苞米粥。这饭过去不要说吃，连见也没见过。我们觉得新鲜，吃起来很香甜。不知怎的，一会儿，大家情绪低沉下来，想家了，我也想起了妈妈做的饭。伙伴中最娇气的小王，眼泪都掉到碗里了。记不清是谁在说：“咱们离家六七天了，第一次吃上热汤热水呀！”可不是，我们这些天啃着干馒头和咸菜，在乘大卡车那天，因为挤得没法动弹，连干馒头还没吃上呢！满脸泪痕的小王，低着头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好像她也感到香甜了。
于维平的妻子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大嫂子，她一声不响地，但又是很利落地收拾饭具，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对我们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姑娘还是很喜爱的，但她一脸紧张，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隔壁的邻居听见我们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隔墙是个坏地主。于维平见我们吃完了饭，就摆摆手说：“咱快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出了大门以后，天已完全黑下来，他在前边走得飞快，像一溜烟似的小跑，我们生怕掉队，又急又乏，也咬着牙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不远处就是一个大芦苇荡了，芦苇长得又高又密，好一片青纱帐“是个封锁沟呀。”于维平指了指芦苇荡，示意要穿过这个芦苇荡。他跳下去了，我们也跟着跳了下去。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升上来了，在朦胧的月光中能看到芦苇空隙中的点点水光。我是生平第一次瞠水，在这荒野的夜晚，觉得那么新奇，那么神秘。小王不敢下水，吓得几乎哭出来，我赶紧捂住她的嘴。于维平指了指鬼子的炮楼说：“这是过封锁线，可不敢出声呀！”借着月光，我看到前边的炮楼像一座黑黑的牢笼。
过了芦苇荡，又走了一段路程，就到了沭河之滨。于维平一声令下：“下水！”
五月的天气，河水还是很凉的，有的地方河水还很深，我差不多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前进的步子又慢又轻，几乎听不到一点蹬水的声响。忽然，传来一声哗啦的打水声，大家立即停下来，寻找声音来自哪里。原来是小王的旗袍没有塞住垂下来了，旗袍裹住了她的腿，发出了打水声。我凑到她身边，帮她把旗袍的下半截紧紧塞到腰里，向她耳语：“千万小心，这是关键时刻。”
这沭河是解放区与敌占区的分界线，老乡们称它为“阴阳界”。
沭河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在这万籁俱寂的大地上，只听得见煦风吹动的杨柳来回摆动的咝咝声，只看得见两岸的杨树和垂柳的倒影，我沉浸在这宁静之中，好像置身在一个美丽的仙境里。在这一刹那，什么敌人炮楼，什么家乡的父母弟妹都被忘却了。
在沭河的岸边，向东看去，一望无际的驼色大沙滩上，像是谁画上了银灰色的点点图案。 “那是什么呀？”
于维平的回答像说一个神奇的故事：“那是大雁在睡觉呀！可不敢惊动它们，雁群队伍的前边和后边都有放哨的大雁，如果惊动了哨雁，雁群就会立即起飞，敌人炮楼听到雁飞的声音就会打枪！”
于维平边说着，边领着我们绕过雁群而行，眼看着越走离大雁群越远了，我舍不得离开这雁群，这神秘的图案，我要把它们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穿过沭河，一脚踏上岸边，这一脚呀，是进入解放区土地的第一步！当另一只脚刚刚落下时，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立即停步了，转过身来向刚刚走过的沭河看去，向沭河对岸看去，向更远的家乡看去，然后默默地告别：
“爸爸，妈妈，别了，也许将永远地别了！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女儿的路是奔向光明的！”
走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我的步履觉得那么轻松，呼吸也那么自由了，这里已是解放区的大地了。
在这竹林的阴影下，小溪流水的潺潺声好像在为我送行，我挺胸阔步地向前走着，边走边向后看着我留下的一个个湿漉漉的脚印。这一个个湿漉漉的脚印，好像现在还在我眼前晃动，而且还是那样的清晰……
我的路，革命的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带路
五月份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了短期的培训，一个月以后，城工 103部派我们回城扩军，我来到北平，住在潘焕风（后来改名刘毅）的工作单位——东华医院。她是我初中时期的同班同学，她也爱好文学，我俩很要好，我经常把吃的用的分给她，感情更为亲密。她初中毕业后家里不再供她上学，就在这医院做个化验员。我以逃婚为掩护住在她的集体宿舍里。
焕风陪我去逛颐和园，那时没有公共汽车，来回都是步行。就在这来回的路上，我向她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共产党的最高目的及眼前的目标，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况等等。她自然是听得入迷，对我极端信任。但焕风最后还是没有跟我一起走，我很不理解。直到解放后她才告诉我，那时华北地区地下党的崔月犁同志已经与她接上关系，让她留下来工作，才揭开了这个长久压在我心里的“谜”。
我带了同学马旋的介绍信到崇慈女中（即现在女六中），去找高中毕业生孙朴和高中二年级的孙冉姐妹二人。经过一番谈话，知道她们对共产党与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愿意与我一道去解放区。我们的谈话地点，是在学校的大操场篮球架子旁边。为了尽量少与人接触，我只跟孙朴一个人谈话，她串连的同学由她个人去联系。最后她又带了三个同学，其中之一是她的妹妹孙冉，我们一道进了解放区。她后来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还有一个我小学时的同学郭季侠，也是我来北平所依靠的关系，可是，在临走时，被她母亲发现了，她是最小的女儿，也是相依为命的女儿，她母亲坚决不放她走，没能去解放区，成为她一生的憾事。
印象最深的要算北海的一个夜晚了，我的工作对象是北平某大学的一个学生，是同学宋克的侄儿宋某。他与我约好在北海公园见面。届时他租了一只小船，把船划得离人群远远的，别人也许以为我们一对恋人在谈情说爱呢。因为他是个大学生，从早晨一睁眼我就在打着腹稿，一心想用马列主义及抗日战争的道理征服他。对我讲的他肯认真听，也很信服，不时提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就自己所知都作了解答。那个夜晚，不仅仅在向他宣传，在战场上争夺这个青年，也像是对我的考试。我那样聚精会神，对周围茶座上的音乐声及谈笑声，以及小船划进荷花丛中冲撞的荷叶的噼里啪啦声全然听不到，好像这里只是我的战场与讲坛，那认真中自然也透露着一种自豪，因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这个夜晚谈得很晚，我们交船时，岸上的人已稀疏可数了，北海大桥显得那么空旷，这时好像才听到被风吹动的岸边垂柳来回摇摆的咝咝声，我与他的谈话，不得不终止了。
这位姓宋的大学生当时没有与我同行，后来听说他到了解放区，现在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党委书记。
在阿湖车站惊险的一幕，也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是一个月以后的七月中旬，我带了四名女学生，在徐州下车，转上陇海路的火车，在一个小车站——阿湖站下来。这是我来时走的路线，现在我已是带队者，凡事都得安排周到。我与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交代了她们怎样经受盘问。她们带的行李很多，只好雇了一个小车推着，人跟在后边走。讲着一口北京话的北平女学生，带着这样多的行囊，在这样一个小车站走着，是很引入注意的，不要说敌人，连老百姓也都瞪眼注视着。果然，有六个穿绿色军装的伪军，紧紧跟在我们的后边，我们紧走，他们也紧走，我们慢走，他们也慢走，我手里捏出一把汗。紧走慢走地到了接头的村庄，伪军也跟着我们进村，我们找村长，他们也找村长。这时他们盘问：“你们来干什么，找谁？”“找舅舅！”有人就以事先安排好的回答。“没听说村长有在外面上学的外甥女呀！”我们装作听不见，不理睬他。村里的孩子们主动去找村长了，回答说：“村长出去了，不在家。”伪军后来等不及就走了。伪军走后，村长出来了，把我们领到一个较隐蔽的地方，安排吃过饭，就往根据地里
一站站地送……
阿湖车站这紧张的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可惜这位机警的村长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
又是一个起点
当年深秋，湖净场光，大地上光秃秃的，一望无际。这时候，敌人的“扫荡”开始了。我将经受第一次的军事行动的考验。《大众日报》社把我与于渤同志送到日照县涛雒区委，请他们负责把我俩安插到老百姓家里“隐蔽”起来。
我们都不愿“插”到老百姓家去，愿意跟区中队一起活动。有一天，真的来了“情况”，当拂晓时分，我们刚刚睡觉醒来，山下枪声四起，是敌人来合击了。我们紧跟队伍立即转回头往山上跑。区中队跑得快，我们在山半腰掉了队，就地在灌木丛中趴下了。紧接着就听到区中队长在山头上指挥作战，“一连一排到××！”二排到××！”敌人一听，不知我们队伍有多少人马，好像被我们指挥调动起来了，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山顶上回击的手榴弹和机枪声，子弹落地处，地下尘土飞扬。没有战斗经验的我俩，怕暴露目标，在地上趴伏着，手里攥着一颗手榴弹，准备着如果敌人上来，与他们同归于尽。当时我们没有化装，脚上穿的部队发的鞋子，身上穿的也是部队发的黑袄蓝裤，一看就知道是个八路军，我们想着，敌人敢上来接近我们，只有拼着一死。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我们趴在矮树里，外边人看不到我们，可我们也无法看到外边的情况。后来，听到传来老百姓呼喊孩子回家的声音，敌人大概是走了。老乡做饭的炊烟也一缕缕的四处升起。我们试着一点点地露出头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整了整散乱的头发，睁大了眼好好地看一下刚作过战的地方。区委的人四处寻找我们， “你们从哪里跑出来了，好险！这地方还真隐蔽！”他们高兴地说。回到村里，我们知道忠于职守的陈民生同志已被敌人活埋了，他平时与我们在一起活动，下山时还在一起呢，想不到一瞬间就落入敌人之手，英勇牺牲了。我们都非常难过，陈民生同志忠诚朴实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区委孙书记不再允许我俩与他们一起活动了，坚决把我俩插到老百姓家里去。我们遵命化装成农村大嫂子，头上梳了一个假髻，腿上扎上桃红色的带子，脚上换了老百姓的带花的布鞋。就这样，区委还不放心，怕暴露目标，一个月中，把我们转移了四五家人家。
这四五家人家各自不同，有一家住得时间最短，只有两三天，但却印象最深，因为他家有个小姑娘与我很要好，我动员她出来工作，她也答应了我，因为她是独生女，父母不肯放，分别后还通过一段信，后来就断了联系。我一直记着她的小名“香孩”，大名丁肇兰。原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丁肇中教授的家乡，这个村子叫水木头。去年五月我又去了，终于找到了她的父母，打听到她的下落，她后来参加了工作，在四川省卫生厅。今年的五月我终于在四川找到了她，当年的小姑娘，也年过半百了。
最紧张的时刻，区委把我俩转移到敌占区可靠的“关系”家里隐蔽，真是像被封闭的一样，不许出门，不许说话。有时在厨房里帮助房东烧烧火。得不到外面的消息闷得很，度日如年。在这闷葫芦的日子里，竟然想到了于渤的生日，想起来在家里的时候，妈妈为她过生日的事，我也用地瓜面和仅有的大白菜为她包了顿饺子，祝贺她的生日。
终于盼来了区委的交通员，他来接我们回机关去。他说：“《大众日报》已经由油印改为铅印了。”这个消息非同寻常，只有情况比较稳定了，报纸才由油印改为铅印。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像小孩子离家已久，盼到回家的一天一样，跟了交通员踏上了去区委的大路。
天空月色皎洁，月光下的竹林、沙滩、小溪，分外美丽，我第一次发现日照这地方的美丽，我们仿佛踏入一个仙境，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由区委回报社，原是根据地里的熟路，我们径自走去。早回来的同志都在迎接我们，看到我们两个“农村大嫂子”的到来，都哈哈大笑，大家说：“好，好，登台演戏不用化装了！”
在战争中，度艰历险的日子，可惜还少了一点。
古村话当年
我与敦和（沙洪）的婚礼是在莒南县东良店举行的，这里是我爱人工作的驻地。得到领导批准我们结婚的通知，安排好工作，我就背着被包，步行百里到了这里。在这里只住了六七天，这个在我战斗岁月里建立起家庭生活的地方，四十年来在我心里占着特殊的位置，陌生而又亲切短暂而又深远。每当回忆起这些，心中便漾起温暖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爱的微波，便抑制不住地产生重访故地的愿望。
去年五月的一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这个东良店，我的心骤然间跳动起来，当见到了当年的村干部，我更不禁激情满怀。
七十三岁的老村长李文彩陪同我去看当年我的“新房”，进了大门，一眼便看见那间小北屋，还是老样子，土墙更破旧了，两扇窄窄的黑漆门，油漆早已脱落净光，小木窗棂好像更小了。最大的变化是在这间屋旁立起三间新瓦房，这间小北屋就越发显得矮小了，但它却是珍藏在我记忆中近四十年的最美好的“新房”。
我们就坐在这土炕的新炕席上聊天，乡亲们陆续来了，蹲着、站着、坐着挤满了小屋。有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拉着我的手，问我的丈夫、孩子、我家里的一切。有人端上来一盆新炒的花生，我惊喜地看着这当年婚礼中唯一的食品，现在满屋的老人，也正是当年的贺客，他们剥着花生，眼睛里闪耀着记忆的光辉，带几分骄傲地叙说着战争时期的“婚礼”。
“记得，记得，队伍上的人在这里办喜事，俺们哪会忘记？比俺们自己办喜事还热闹。那天，村里的人差不多都到村口去等你，儿童团识字班敲锣打鼓、扭秧歌把你送进新房的。”
“晚上，你们队伍上举办婚礼的大会，匡社长还讲了话呢！”
一位老大娘轻轻地叹口气说：“那年月结婚可够艰苦朴素的了，你那天还穿着一件胳膊肘露棉花的破棉袄呢。”
破棉袄？是的，我想起来了，那是我来这个村庄的路上，遇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我趴在一个柴火堆旁，躲避敌机低空扫射时扯破的。穿了多年的黑旧袄，本来胳臂肘已经有点“麻花”，经不起在地上来回翻滚。当敌机过去以后，我站起来拍打了身上的泥土及草屑，冒着炸弹落处的滚滚黑烟，爬过被炸弹拔起又倒下的大树，独自在无边的田野上继续赶路，记得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好，有时边走还边跳着，嘴里还在哼哼着沙洪教我唱的歌曲：“等着我，我会回来，不过要久待……”我觉得自己要飞起来的样子。
等待在村口的乡亲，正因轰炸为我担心，见到我一拥而上，查看我有没有受伤，有位多情的老大娘竞滚着泪笑了。
天色暗了，内外山峦显得黑黝黝的。房东李玉鹤点上炕壁洞里的小油灯，摇曳着的灯光照着一张张陌生而又亲切，纯朴而又真挚的脸，把我带回到战争年代乡亲们的温暖的怀抱里。
我俩元旦结婚后，即匆匆而别。半年来我俩连通信联系都中断了。五月，我朝他在的方向转移，走起路来步伐又轻又快，不禁想着他此刻不知在哪里采访？如果已经回到报社，是会等待我，出来迎接我的。可到了报社，并不见敦和的踪影。他还在鲁南前线。这虽然使我失望，但也并不觉得太意外，心想，反正他会回来的，就等着吧。
谁知道，形势越来越紧张，孟良崮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与一部分女同志就要疏散，这胶东之行，自然不是几天就能回来的，而是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沙洪如果在我走前不回来，我们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那时还怕羞，不好意思向同志们倾吐这种心情。一个人关门躲在房里，比任何时候都想见到他，盼望出现奇迹，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哪怕看一眼再走也好。由于强烈的想念，又莫名其妙地变成怨恨，恨他不理解我，不想念我，怎么就不赶回来看看我呢？那种幻想与怨恨的矛盾心情，至今记忆犹新。每当听到一点什么动静，一点脚步声，我的心与它同步跳动。
这盼望与等待，使我难于忍受，如何度过这个时刻？忘记从哪里找到一块黑色细布，刚刚够他一条短裤的料子，我这个从来不做针线的女人，大胆地动起剪刀及针线做起来了。记得读小学时，手工课的刺绣还是妈妈代我绣的，妈妈为我不肯做针线还常唠叨我：“一个闺女家，横针不知竖针，怎么行哟！”我总认为干这事是浪费时间，有这工夫不如看书好。可是，此时我却什么书也看不下去，只有用这一针一线缝这条短裤，才能稍稍按捺一下我这无法平静的心。我居然一口气把它缝起来了，针脚既大又不均匀，这样粗的活计，还扎了无数次手，流了不少滴的血。血一朵朵的染在这条短裤上，这不是手指上的血，几乎是我心里的血，我凝视着这一点点的血，晶莹的泪光里，血是显得那样地红。天渐渐地亮了，这一夜就要度过了，拂晓就要动身离开此地。
我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还有亲手缝制的这条短裤。
后来得知，就在我盼他回来的那个时候，他正在鲁南前线，遭到敌人的围击，泅水涉河非常危险，被一位首长从水中提到船上。
半年多以后，我由胶东回到了滨海，在他的被包里，我看到了这条短裤，我没看到他穿过，也许是根本穿不进去。可是只看到他老是背着。每次行军清装时，唯独这条短裤却一直是在被拣留之列。显然，他也很珍惜这件特殊的礼物。
后来，我们还有一次难忘的远别。
敦和在解放徐州后，奉命创办了《新徐日报》。半年多的别离，一旦相聚，自然分外高兴。他新创办一张大报，人手少，非常忙碌，每天到深夜才发完稿。我们只有在吃饭、晚饭后散步时，才能叙说家常。
那天晚饭后，他带我到街上散步，逛一下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城。由于战争的破坏，满眼断墙残壁，除了历史古迹以外，实在没有多少风光。散步中谈来谈去，就是我去与留的问题。他是愿意我留下的，可是，那时在我的心目中，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这是神圣使命。我向往着横渡长江的雄伟场面。虽说我和敦和结婚三年来，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如果留下来，就解决了分居两地，相互牵挂带来的矛盾。可是，我认定的事，是非实现不可的。
我有一条梅花被，这被子是枣红色的，猛一看，不过是一条紫红色的被子，细看才发现上面有着一朵朵的梅花。原是我在家生孩子时，母亲送的。
敦和第二天一早上班去了，我把梅花被故意晒在编辑部的大院里。来来往往的人从它跟前走过，都不禁要扫它一眼。敦和在办公室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被子，意识到我的存在。
就在这时，我独自溜出了报社的大门，匆匆忙忙搭上了一辆大卡车，奔向大军集结地——丹阳。公路由于战争的破坏，高低凹凸不平，颠得非常厉害，有时猛一颠我的头碰到车框上，碰起一个大疙瘩。真有意思，像小娃子做戏似的，敦和以为被子在，人当然也在，谁知我已经奔驰在去前方的征程之上呢！我担心敦和不见我时会着急，后悔没有留下个字条。
我到丹阳后，立即投入紧张的集训热潮，组织上给徐州拍了电报：“姚明已安抵丹阳，速把她的被包捎来。”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梅花被直晒到太阳落山。晚饭时敦和找我吃晚饭，才发现我不见了。刚刚解放的徐州，社会秩序还乱，到处找不到我，就报告了公安局。第二天还在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直到丹阳的电报到达，才揭开了这个“谜”。不久，徐州市委书记周林同志因事到丹阳，把这条梅花被捎给了我。我拿到了梅花被非常高兴，周林同志笑着用手点着我：“开小差！”
我就带着这条梅花被，在三十五年前解放上海的当天，进入了这座东方大城市，作为一名新闻战士进行着战斗。
每当夜深人静，看到我的梅花被的时候，总不免想起在徐州的这一幕，想着在徐州的敦和，几次写信向他叙说我的衷情。可是他没有回音。终于有一天，接到他一封复信，内容是四行诗句：
彭城自古多英雄，唱罢垓下歌大风。
千言万语留不住，只恨今朝未同行！
(1984年10月改于上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