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平淡的日子显得那么快，“文革”那十年的日子，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时间显得那么漫长，件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有些事情一想起来还是那么动情，那么好笑，那么无可奈何。随着对往事的回忆，萌发了一种想法，就是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因为这些事是在非常的年代发生的，是永远不应忘记的。看了巴金同志的《随想录》等书后，我的这一想法就越发执著了。一晃又过去了两三年，我们这些人也又老了两三岁，来日已不多，能够动手执笔的时间更不多了，想想现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印象是那么淡漠，年纪更小的人，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就更觉得非写不可，而且迫不及待。
用我们亲自经历的事情，同触目惊心的众多人们的实践，去反思那些异乎寻常的岁月，为的是不让年轻人忘记这段历史，懂得一些道理，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我没有做过多的探索，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要把事情理清楚记下来，供人们去思索，去探究。这样做，心里才觉得平衡，要不，总觉得是负了债似的，是欠了历史的债，欠了后人的债。（1989年）
送 儿
火车开动的铃响了，我的心紧缩起来，睁大眼睛盯着车上儿子的面孔，这面孔马上就要看不见了，我看见他带着稚气的脸上，流下了眼泪。他哭了，我的泪只有往心里流，强忍着泪，向他挥手，大声喊着：“来信啊！别忘了啊！”
他才刚刚十六岁，这个独生儿子，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爸爸妈妈……
有人说，我太狠心；有人说，要向我学习，带头把儿子送到北大荒农场了……
其实我有我的盘算……我看到大院抓走了两个孩子。公安人员当着父母们的面，给孩子带上手铐，宣布他们偷走了被封的“黑帮”们的书、自行车……那时候人们对这类事并不觉得惊异。“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孩子们的父母一朝之间便成了“黑帮”，无力保护自己，又如何保护孩子？如何管住孩子不动“黑帮”的东西呢？万一孩子带上手铐，坐大牢去了，那么，这一辈子便有抹不掉的污点。思量至此，我的心震颤了，要是大海也“偷”了呢？男孩子不比女孩，更容易闯出这种祸来。到一个地方，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地方，把他们管起来，才能使人放心。
在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宣布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到“北大荒”农场……我表了态，送儿子去。大家惊讶地看着我，老师说：“大海妈妈就这么一个儿子，都要送去北大荒……”显然，我成了典型，老师在用我的例子，动员家长们向我学习。
前一夜，当我与儿子都睡在床上的时候，孩子说：“妈，北大荒可苦啦……我不想去。” “去锻炼嘛！那又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有组织呀……”我说服孩子，说得很坚决。我想清楚了，反正得去！实在也舍不得，不放心，可总比天天落得提心吊胆好。啊！要是万一带上手铐呢？ “去吧，需要什么，妈妈给你寄，儿子啊！到遥远的边疆去锻炼吧！”行前，我还这样动员和安慰着孩子。
同蚂蟥打交道
直到现在，一提起河南干校，就想起爬满腿的蚂蟥。这蚂蟥就像一条条蚯蚓，细细的，绿绿的，一条一条死死地叮着皮肤吸血。会辨别的人知道，哪是蚂蟥爬过留下的血迹，哪是蚂蟥吸过的血孔。蚂蟥叮人倒不觉得有多痛，只是看着怪“麻人”的，人们总相互告诫着，让蚂蟥叮上的时候，不能用手去拉，只能用手拍，或者用香烟熏。这办法还真管用，劳动的时候只听到“啪啪”的响声不断。
我并不觉得蚂蟥爬满了腿有多么难受，甚至还觉得这是劳动的标志，至少说明我下过田了，种过稻了，打过秧草了。要干这些活儿，能不同蚂蟥打交道吗？
我从全总去干校，是早有准备的。“变修”了的老干部，我料定要第一批去干校。
这劳动之前的准备，决不会是轻松的，于我尤甚。我的脚上有骨刺，一着地就疼痛难忍，过去做过保守疗法，做了双软鞋垫，在垫子上挖了个洞，使脚着地不感到疼痛。可是，现在要下干校劳动了，鞋都不能穿，那保守疗法也就不灵了。怎么办？“变修”的干部要重新受教育，重新接受改造，就得先从根治骨刺开刀，要不，怎么干活儿呀，不干活儿，又怎么改造啊！
我去了积水潭医院，正好有山西来的实习大夫，能用土办法治疗骨刺。这大夫就在骨刺部位用大粗针扎下去，然后再用力捻，直到把骨刺捻碎，据说捻碎了才好吸收。这土法不用麻药，每次捻动时疼痛难忍，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为防止手术时滚动，有好几个人按住我。那不能挣扎的无法忍受的剧痛，至今想来，依旧毛骨悚然。我真为我那时的“革命”劲头惊异，那痛楚的滋味，我跟老伴和女儿都没说过。当时想的就是要改造，要劳动，要征服骨刺，别人能干的，我一定也能干。
在河南劳动五个月，掉了三十多斤体重，连女儿看见我的身影都认不出来了。
睡四十人的集体宿舍
在干校睡的集体宿舍，是二十张双人床的五间大草屋，每张床都有上下铺，共睡四十个人，年轻一点的睡上铺，年岁大一些的睡下铺。幸好我和女儿睡一张床，自然她睡上铺。要不，如果安排我睡上铺，我拼命也得爬，因为那时候干什么都要“斗私批修”，爬不上也得硬上！
四张床对起来，八个人几乎是人挨人。人们累极了，入睡也快。只是夜间醒来，什么声音都有，有各种各样的鼾声，有说梦话的，还有唱歌的、咬牙齿的。这混合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和安谧，使人听了感到烦乱，甚至有时感到恐惧。这时再入睡就很难了，但是还不太曾听说有人为此发出过怨言，下干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锻炼，这不也是锻炼吗？
屋大冬天非常冷。也怪，那房子里到处是洞，有洞就透风，如果再赶上下雨，雨水会从没有挡头的窗户里把你淋透。
夏天，又非常热，因为房子周围，没有多少树木，太阳非常毒，整个房子都暴晒着。午睡时，我看人们的汗水，像小泉一样流淌着。
我那张用两元钱买的凉席已经被汗水浸透得又软又滑，它曾伴着我熬过那难过的酷暑，所以我很珍惜它。回到北京以后，那张席子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永远也不能消失掉。
披星戴月
收麦的季节到了，夜里三点半整队出发，到五里路外的麦地割麦。
身体总不争气，我的颈椎病又犯了，腿软得走不动路。战争年代行军时，也有觉得很累的情况，不过当时有老同志照顾，还不觉得困难；可这会儿的军代表，都只二十多岁，哪里懂这个，我只好拄着拐棍跟在队伍的后边慢慢行进。女儿年小好胜，跟着其他女孩子走在前边，只剩我孤单单一个人落在后边，抬头看看天，月亮还在天空挂着，星星还在闪闪发光，好像都在嘲笑我这落伍、孤单的人。这会儿我感到特别孤独，但得不到一点感情的温暖，浑身冷极了，总想快些走，怎么也快不起来。
到了麦地，每人各站一行，手持镰刀，哗啦哗啦地割起来，我过去拔过麦，没有割过，所以不会使镰刀，动作显得特别笨，特别别扭，一个农民出身的造反派头头，操着湖北口音说：“哪有这样干活儿的？”他把我拨弄到一边，叫我看他是怎样割的。我毕恭毕敬地看着、学着，我从心里承认自己不行，并不怪他对我的态度那么生硬，那么粗鲁。
太阳已经落山了，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多么想歇一歇呀，多么想吃一点东西！可是不行，地里没弄干净，不能走。
我拉着大耙，耙地下落下来的麦穗，拉了一趟又一趟，觉得比弯腰割麦好多了。不过时间长了，也觉得很累，非常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可是不行，军代表说了，这农场过去是劳改犯在劳动，现在是干部们，如干部干不过劳改犯，就是政治上的失败……原先，我像跌倒一样坐下去，于今，听了军代表的话，又赶紧再挣扎着站起来……
天黑了，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拄着拐棍迈着沉重的步伐，顶着星星，借着灰暗的月光，又走回了驻地。人过中年，行动虽说不像年轻时那么灵便，但是大山大河都过来了，从不相信有过不去的艰难险阻。
老伴头上的伤疤
老伴额头右侧有一块伤疤，我一看到这伤疤，就情不自禁地想用手去抚摸一下，眼前也立刻会浮现出一幅动人的画面。
灾难中的人们，好像总是最能抗拒病痛和不幸似的，他竟然没有得“破伤风”，只落了这个伤疤。
那是一九七O年的夏天，我被下放到河南全国“总工会干校”，因劳动强度过大，得了颈椎病，五个月体重下降了四十多斤，经常晕倒。费了许多口舌，才被“恩准”回北京治疗。说起来，北京有我的家，可是这个家早已五零四散，老伴在银川干校劳动，孩子们都去了北大荒。空荡荡的一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由于长时间没有住人，到处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还没有把床上的尘土拍打干净，就眼前一黑，摔倒在地，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心想，决不能一个人就这样死在这座房子里。
打电报叫老伴回来吧！我咬着牙站起身来，定了定神，挣扎着走出了大门。
他的干校在宁夏的贺兰县，离银川市五十里路。接到我的电报，他请了假，搭了别人骑的自行车的二等车（后座），进城赶火车。公路崎岖不平，在一段上坡路上，为了躲一辆骡马大车，自行车倒了，敦和摔下车来，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前额的右侧碰了一个大窟窿，顿时血流满脸。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什么办法呀？他只能用手绢捂着伤口赶路，进城后，在一家药房里买了点药水和纱布，自己胡乱包扎一下，就匆匆忙忙奔向火车站了。
他归心似箭，也顾不得伤口的疼痛。火车上根本没有座位，只能站立，他带着头上的血窟窿站立了一天一夜。可能是农业劳动锻炼的结果吧，居然平安地到了家。后来，他常常把这叫做“因祸得福”。
当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时，那被鲜血染红了的纱布，吓了我一跳。我那瘦骨嶙峋的样子，也使他神情失常。四目对视，两人都说不出话来。我很快兴奋地坐了起来，捶了他几拳，一边埋怨着他“怎么才来”，一边又没头没脑地说：“怎么来得这么快？”他高兴了，故意龇牙咧嘴地说：“你的拳头这么有劲，我放心了。”
当我知道了他来得这么不容易时，又不禁心疼地掉下了眼泪。我们相互搀扶着到医院去，一路上彼此倾诉着别后的情况。
他从来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也是不爱多表白自己的人，头上落了一个伤疤，自己从来也不在意。但这伤疤对于我，却显得那么重要，每当我看到它，就看到一个血流满脸的人，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用手捂着血窟窿，歪歪斜斜地在那漫长的人烟稀少的公路上艰难地行走着…
在贺兰山下安家
一路颠簸，说声到了，便赶忙从汽车里下来。面前不是镇，也不是村落，而是一望无际的大黄土地，近处有一排排用土坯搭的土房，也是矮矮的，黄黄的。学员的家全在北京，怎么猛地要到这里安家，在这贺兰山下的黄土地上，在这与周围村镇毫不着边的孤独、荒凉的地方。霎时间。我真有些目瞪口呆了。只是望着黄土地，望着悬在天上的白云，天空显得那样矮，矮得几乎举手可以摸到。这里大概就是古代发配“犯人”的边疆塞外吧，可让我们这些老干部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既然是干校，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遥远的、完全脱离人群的地方？余年就要这样默默地在这陌生的地方度过吗？想着，想着，打了个寒战，大概是泪水把心浇湿了，浇凉了。这一幕又晃在我的眼前，好像昨天的事情。
老伴在勤快地张罗着搬行李，大箱子、小箱子，有一个很重，里边装的是书，他一向爱好的是书，然而大部分卖掉了，只有这么一箱子了。其他吃的、用的，什么油呀、糖呀，锅、碗、瓢、盆，应有尽有，这是安家过日子呀！
老伴为我的到来感到欢乐，因为他有了家，从此可以不住集体宿舍了，可以有自己单独的房子，从此也有了小灶，不用餐餐都吃大锅饭，从此也有了说心里话的人…
“有家没家大不一样啊！”他咧着嘴，吃着我为他包的饺子……
一个大土炕占了房间的一半，用两个木箱一摆，算是隔开了一间房子，女儿睡那一头儿，这头儿大一些睡两个人，我和老伴。
炕下就是火炉、水缸、吃饭的小桌子，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一起，这里头有女儿上学用的自行车，还有煤、木材等。
早晨还没睡醒，鸡却早已醒了，在窗下咕咕地叫唤，累了一天的老伴，似乎总也睡不够，可起床最早，因为他的岗位是烧锅炉，要提前两小时到岗。“当年的‘老爷’，今天的锅炉工。”干校的大字报是这样夸奖他的。
女儿要骑车去五里外的立岗中学上学，我做好早饭，就到菜地干活儿去了。
我们这个家就这样安下来了，这样建立起来了，运转起来了，这是个劳动之家啊！这个贺兰山下的劳动之家，至今印在我的心里，印得深深的，深深的！
捡了一条命
老伴因患肝炎，肝功能指标很高，肝功严重损伤。当时他当了干校一个连的连长，已经是个干部了。大田里担子也真的很重，白天要带领全连去种稻，夜晚还要开会，因为肝病得不到治疗，饭都吃不下去，还要这么操劳，又怎么得了？所以每当通知他去开会，他挺着要去，我却硬是顶着不让他去。当时在极“左”的气氛里，我一个人无论如何是顶不住的。一天，我搭了长途汽车，到五十里以外的银川市立医院去打听对这号病人该怎么办？
哪里都有好人，我看病时认识的山东老乡陈玉梅，是药房的负责人。
她是南下到这里来的，在了解了我说的情况后，好意告诉我：“沙洪的肝功已严重损伤，再不缓解就要腹水了，会死人的！”她问我：“你来是陪个死的，还是陪个活的呀？”
她帮我找到了一张病床。病床可不是容易找的，我知道她已费尽了心力。给我看病的王乃佐大夫是北京协和医大的高材生，下放在银川医院工作，我们有共同语言，他也帮了忙，床位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干校那边的态度了。
回到干校，我先动员老伴。老伴这个人一贯是一本正经，严格要求自己，他在“黑帮”队里的表现也是如此，又是第一个“解放”的。解放之后先当上了“班长”，又当上“排长”、“连长”。按他的意思，病可以忍着，假是不好请的，何况又快要“整党”了。
“命没有了，还能整党吗？”
“不会这么严重吧！”
“这是科学，指标在这里摆着……”
“床位确是不等人的，哪能任你慢腾腾……拖延下去？”我只好动员他的老同事说服他。
他本人通了，还有军代表、群众、造反派的头头这些关口。军代表中也得先找比较开明的人，由他再去做工作，最后才能由老伴写报告报批。
关口不少，还算一路顺风。当报告得到军管签批后，校领导小组的办事组长张立业，立即派了部汽车，送老伴往银川市中医院。
住院治疗五个月，病情才得到缓解，这算是捡了一条命吧1
“高级保姆”
干校有人说我是“高级保姆”。既然是来陪同劳动，还有什么高级不高级。夫妇双方，一方有了病，另一方怎可无动于衷？前来照顾一番是应该的。至于这称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我也就不闻不问了。
那时的医院，大夫管看病，护士管打针，但是医院没有药。药嘛，得自己去找。银川这地方对我来说，人生地不熟，城市当时确实很小，老百姓编有“顺口溜”，说是“一条大街两座楼，四个警察站两头，两辆公共汽车满街游，一个公园两只猴……”当然这也言之过甚，那时的银川比顺口溜里说的还是要大一些，不过像样子的也只有中山路这一条大街，作为自治区首府的建设来说，是差了些。当然今天的银川已经换了新颜，和过去可不能同日而语了。我满街去找买药的地方，正寻寻觅觅，却遇到了电台的台长叶诚，他是当年山东《大众日报》社的老战友，在这里遇到他，真像找到了“救星”。果然，那些难以买到的药，如“辅酶A”等等，甚至连营养食品他都包下来了……买这些东西，要花不少钱，在那个时候，那种处境，这些东西能弄到就不错了。弄只鸡，谈何容易，一阵子天天顿顿吃，，也够腻的，老伴也明白，这是吃“药”。固执的老伴，自我有记忆以来，这是他最不固执的时候，每当我把碗端到他跟前，他问：“这是什么？”我说是鸡汤。看样子他很不想喝，不过还是喝下去了。干校的伙食是人所共知的，医院的伙食也并不好，为了增进他的食欲，我还曾用药瓶子当擀面杖，用床头柜当面板，用从遥远的山东寄来的煤油炉子给他煮饺子吃，饺子馅也是排大队从饭馆里买来的。这样的饺子，吃起来不香也觉得香呀！
记得是刚刚来住院的那一天，在门口买包子吃，我挤在卖包子的窗前，老伴站在我身后，大概是在掏钱的时候，被小偷注意了，趁机把我装在棉袄罩衣袋里的三十元钱全部掏走了。当把包子买到手，放在桌子上吃的时候，才发现钱丢了。三十元在那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少也要顶现在三百元吧！那时候有多难啊！三十元能顶多大的用场啊！我心疼，埋怨老伴呆气，就在我身后，却没有发现。当时的他默默地不吭声，其实他何尝不心疼，何尝不知难处。当他不在场时，同房的几个病友跟我说，他感激你呢，说“这条命亏了你！”
那时候我认准了“救人要紧”！现在想起来，就这一点来说，那个“高级保姆”的称谓，也许是名副其实吧！
过 关
“过关”这词在今天看来恰恰合适，可是如果在那个年代用这个词儿就是大逆不道了。
肝病，看脸色是可以看出来的。进院时老伴的脸色是青黄色，随着病情的好转，脸色有所变化。开始时，时好时坏，时白时青，逐渐地就去掉了青铜色，一边休息，一边吃药，一边营养，老伴的病大有起色了。这时干校在整党，进行党员登记，恢复组织生活。党的生活已停止好几年了，每个党员多么想尽快恢复生活啊！开始我想不用急着回去，等到整党后期再说吧！一旦回去再出来养病治病，可就难了！好容易养到这个程度，中途一耽搁，怕就前功尽弃了。
老伴没说话，看得出他在想这事。有一次他同房的病友对我说：“肝病也得讲精神愉快，他又没有问题，别人都恢复了生活，他不恢复，心里能愉快吗？”“得了，我帮他准备个稿子吧。”我这样想，也真这样做了。稿子的重点，用不着说，就是得说缺点，说毛病。听说干校上纲不少，都要上到“革命意志衰退”。哎呀！为什么都要这样上纲？这是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不实事求是！
果然，当我陪他回干校检查时，因为上纲不够，就是过不了关。本来请了三天假，结果用了半个多月，才勉强通过，还是因为说了“衰退”才过关的。不说不行啊！反正先过了关再说。
为了过关而过关，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许多同志明白，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养鸡的乐趣
小小的鸡，也能认识人，每当我下岗回来，我养的几只鸡，就扑扇着翅膀飞快地向我跟前跑来，有时还咕咕叫着，生怕你没有注意到它。
每当这时，我赶快开了房门，拿出馒头，掰碎了喂它们。每扔出一些，几只鸡就一起扑上前去，你争我夺地抢着吃。强者很快吃饱了，弱者却还在寻觅剩下的食物，为了可怜这些弱者，我总要特为它们增撒些鸡食，仿佛弱者得到满足了，心里才能平衡下来，这也是我从喂鸡中得来的一点乐趣。
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到鸡窝里拣蛋。有时三个，有时两个，有的蛋还热乎乎的，显然是刚刚下出来的。有时还为每只鸡下的蛋编上号，看谁下得大，下得多。
到天黑了，就要赶快去堵鸡窝，免得鸡被黄鼠狼叼走了。
有一只黑鸡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只鸡下的蛋最多，最大。找呀找，一天早晨，在鸡窝的不远处，看到了散落在那里的黑鸡毛，这是被什么东西吃掉的呢？有人看到过，是食堂的那只大黄狗。大黄狗吃鸡，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众怒难犯，大家决定要除掉这一害，于是在狗食里放了安眠药，当它睡熟的时候，就把它打死了。这畜生恶贯满盈，也算是罪有应得。
对于亲自喂的鸡，似乎也产生了一种感情，总不忍得吃它。吃了它下的蛋，就算它对你的喂养已经有所报答了，还要吃它的肉，实在于心不忍。别人笑我，我也觉得好笑，可我还是吃不下它的肉。
我的一张¨反对票”
一九七二年在银川干校里，北京派出一位领导干部，要对下放到这里的中宣部干部作组织处理。中宣部因为是“阎王殿”，处长都是“判官”，个个都将受到处分。处分要经过各个支部、党小组讨论，好象是经过了“三上三下”的程序，最后在支部大会上讨论通过。
在“三上三下”的讨论过程中，我对上边拿出来的处理意见，已经发表过反对的意见了。有一位科学处处长，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分子……三顶帽子，最后结论是开除出党。“阎王殿”的同志们大概是感到压力很大，对此都表示沉默，我却忍不住地说：“死不悔改，只有林彪，他已经死了，活着的还没有一个呢！×处长在干校劳动三年，辛辛苦苦，多次检讨痛哭流涕，也算得悔改表现嘛！”教育处处长吴某头一天刚刚被选为支部书记，第二天却要给他定个“严重警告处分”，我也反对。上边来的人一再强调路线错误，我偏偏说路线错误不应人人处分，张国涛时处分的人有几个？还有一位处长要降四级工资。我的老伴是最早解放的一个“判官”，劳动得也不错，已选为校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了，可也要给个警告处分，说这是最轻的了。
“阎王殿”的干部们，心里不同意，但在“左”的压力下，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只有我这个外来户（我是全总的干部，作为家属来此劳动的，因为党的关系也转过来了，党的活动也是参加的）屡屡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处理意见。可是，没有人敢于公开赞同，我的发言好像起不到作用。最后，在支部大会上，要一个人一个人地通过处理意见。我默默地坐在那里，紧张地思索着随大溜还是坚持个人认为正确的意见。随大流是没有风险的，别人举手，自己跟着举手就行了。可是我实在不甘心，太口是心非了。党章上不是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吗？我应行使党员的权利，若我弃权，不举手，这也不光明正大，是非是应分明的，不是天天喊“三要三不要”的语录吗？再说，他不是一再示意要求一致通过，给这些人处分吗？我有一票反对，也不能算是“一致”啊！
一旦铁了心，我反而感到一阵轻松。在通过对我老伴的处分决定时，我一个人举了反对票的手，对于那几个处长的处分决定，我也毫不犹豫地举了反对票的手。
主持会的一位军代表用生气的眼神看着我，恨不得把我的这只手砍下去似的。同志们纷纷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在说：“真没想到。”
眼神是威胁；眼光给我力量。
投反对票的手还是带来了麻烦，这位军代表在散会前讲话说：“有人检查时痛哭流涕，处分时就觉得重了，还有人举手反对……”
这话的声调是那么恶声恶气，表情是那么令人深恶痛绝。他明明说的是我，可不敢点我的名。我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微笑，心里想，你错了，你想用权势使一切人屈服吗？见鬼去吧！
以后，这场处分的公案也就没人提了。
奔 丧
我的父亲由济南老家到北京来看我，可是那年月，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了老父亲呢？弟弟及弟媳在京，照顾父亲的事，也只好由他们操劳了。他们还是我们的后勤，必须用的以及吃的，也由他们购买然后寄到干校来。
老父不慎跌倒，脑溢血，不到三天就去世了，临终时还叫着我的名字，我哪里能听到这临终老人的呼喊呢？收到电报以后，请了多少次假才获准奔丧。回到北京以后，不仅没看到父亲，连父亲的遗体也没看到，老人的遗体已经火化了。
母亲是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吃茄子叶中毒死的，到死连医院也没进。她是为了节省粮食给别人吃，给父母离婚后无人照管的孩子吃。死时还留有一小缸粮食，还有成瓶的香油，并且也还有些存的钱。她老人家一贯不去医院不吃药，认为这是破费，加之当时身边没人照料，也无人送她去医院，等我到济南时，遗体已经盖了棺。这次父亲的死，又不逢时，我远在宁夏干校，接到通知又晚，加之请假困难，所以也未能最后见到他一面，回想起来这也是我终身的大憾事。
趁这次奔丧的机会，又为女儿工作的事，奔跑了一阵子。女儿没有工作，我又远在干校，使人很不放心。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赶快归队，可干校军代表又催着我赶快回校，说赶快劳动！”
不能忘怀的是，我在知青办排了半天队，只等到一句话：“中央机关的子女，由中央机关管，这里不管分配。”那时候，人在于校劳动，还想为子女找个工作，确实是件很难想象的事，不过，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还要百分之百的争取。奔波了一阵，实在等不得了，便匆匆赶回干校。
“奔丧”本是生离死别的事情，那个年月，奔丧不成，却成了解决生者困难的机会，真是伤心之外又加上了伤心。
（以上十三篇分别刊于1996年、1997年《老人天地》）
相关链接：忘记文革是欠了后人的债（下篇）文/姚明
